思想自由，胸襟寬闊幾乎就是道德

“思想自由，胸襟寬闊幾乎就是道德”

——談易卜生的《國民公敵》

新冠流行後，一些和疫情有關的文藝作品開始跟著流行起來，這其中尤其是加繆的《鼠疫》和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成為時尚人士的標配，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張文宏醫生也顯擺了一下，在一次採訪中說自己的包裡也裝了馬爾克斯《霍亂時期的愛情》和加繆《鼠疫》什麼的。當時我的一個朋友聽到還以為他裝的是本關於鼠疫的醫學讀物，以為張醫生要從中汲取靈感，來提煉出對抗新冠的秘方，可沒想到張醫生包裡的那本《鼠疫》還真的是加繆的《鼠疫》。因為大學時張醫生讀的書和我們這些讀文學的人讀的書不一樣，所以，我也多少有點懷疑張醫生能不能看懂《鼠疫》之類的文學書，但考慮到張醫生在抗疫期間如此忙碌，冒著在病房裡被新冠的感染的危險還在讀書，這種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還是讓人感動的。

△《霍亂時期的愛情》

不過，如果是個學文學的人，要是還像張醫生這樣的外行拿《鼠疫》或《霍亂時期的愛情》裝逼，那就不合適了。如果有人讓你推薦新冠的最佳讀物是什麼，或者問你新冠時在讀什麼書，那你最起碼要推薦易卜生的《國民公敵》才是。而且，我很希望張醫生在看到我這篇文章後，也能看看這部易卜生的名劇。這樣，他下次接受採訪時，也會顯得更有文化了。

說到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現在似乎除了文學系的課堂上講講之外，一般人已經很少知道他了。其實，這位來自挪威的戲劇家對中國影響很大。1918年《新青年》4卷6號出了一個《易卜生專號》，發表了胡適的《易卜生主義》和他的劇本《娜拉》（1879）與《國民之敵》（1882）等。易卜生的《娜拉》曾在新文化運動中風靡一時，劇中所塑造的娜拉勇於擺脫在經濟上和思想上控制和支配自己的丈夫和家庭，離家出走，更是成為追求個人解放和獨立的新女性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追捧。胡適以此劇為原本寫出了“同人文”《終身大事》（1919），魯迅也有《娜拉走後怎樣》（1923）的演講行世。但實際上，易卜生的《國民公敵》才更耐人尋味，尤其是今天的新冠狀態下，更能引發大家的深思和共鳴。

挪威戲劇家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

易卜生的《國民公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有多個譯名，比如《國民之敵》，《民眾之敵》，《國民公敵》等，魯迅也曾譯為《民敵》和《社會之敵》兩個名字，現在較多用《人民公敵》這個名字，但我覺得從劇本的內容來說還是採用《國民公敵》好。這部戲劇的主人公是斯多克芒醫生，他的家鄉在挪威南海岸的一座海濱小城，他是城裡的海濱浴場的醫官，有著固定的收入，幸福的家庭和美滿的生活。這座海濱浴場的興建最初還是來自他的主意，而溫泉浴場開業之後，蜂擁而至的遊客造福小鎮的方方面面，但是，來浴場修養的人卻相繼患病，染上了奇怪的“斑疹傷寒帶胃炎”的病症。斯多克芒經過調查發現，原因是從他的岳父製革廠老闆基爾的磨坊溝裡排出的汙水毒化了浴場，使得這座“規模宏大，富麗堂皇，費用浩大，人人稱讚”的浴場成為“傳染病的窩兒”，因此變成“像一座外頭刷的雪白，裡頭埋著死人的墳墓——骯髒到了極點的害人地方”。所以，斯多克芒準備在當地的報紙《人民先鋒報》上發佈他的浴場調查報告，希望能夠引起公眾注意，重建這座浴場。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命運也隨之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易卜戲劇四種》

因為重建浴場需要再次投資，而且需要停業兩年，這樣做會影響到當地人的收入，為此市長也是斯多克芒醫生的哥哥彼得為了浴場投資人的利益，親自來找他要他把這個消息壓下去，不要公開在報紙上披露。但斯多克芒卻不願意隱瞞真相，因為他覺得這樣做會讓那些來浴場修養的人繼續不明不白的死亡，這就是“

可是，當斯多克芒在市民大會上向群眾大聲疾呼，努力說出浴場被汙染的真相，也即“真理”之時，市民大會卻因為被市長彼得等人控制，不僅他說出的這一“真理”沒人相信，反而被那些參會的人民集體投票宣佈為“國民公敵”，只有一個神智不清的醉漢沒有贊同這個決議。但更讓人感到悲涼的是，當斯諾克芒醫生被“一致宣佈”為國民公敵時，會場傳來的卻是群眾一片鼓掌歡呼的聲音，以此同時，他們還給“大義滅親的市長”彼得以點贊，並歡呼“萬歲”。更可恨的是，在斯多克芒醫生離開會場的時候，全體群眾都在後面叫罵他是“國民公敵”，甚至大街上都響徹了“國民公敵”的喊聲。而斯多克芒不僅因此失去了醫官職務，緊接著連在本地行醫的權利也被剝奪，家裡的窗戶玻璃被人扔的石頭砸碎，房東也被迫逼他們從自己租的屋子裡離開，做教師的女兒也被學校解聘，但是在這一連串打擊面前，斯多克芒醫生依然毫不屈服，決心戰鬥到底。他的那段直接遭致“國民公敵”的罵聲的講話展現了不屈的性格，他怒斥了罔顧事實的市長彼得還有信口雌黃的《人民先鋒報》霍夫斯達以及資本家的代表印刷所老闆阿斯拉克森等人：

不錯，正因為我非常愛護家鄉，所以與其看它靠著欺騙繁榮起來，我寧可把它毀掉。......毀掉一個撒謊欺騙的城市算得了什麼！把它踩成平地都沒什麼可惜！靠著欺騙過日子的人都應該像害蟲似的消滅乾淨！照你們這樣幹下去，全國都會中毒，總有一天，國家也會滅亡。要是真有那麼一天的話，我老實不客氣說：國家滅亡，人民滅亡，都是活該！（《人民公敵》，《易卜生文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第376頁）

因為被彼得等人視之為的“自由思想家”斯多克芒醫生認為，“思想自由，胸襟寬闊幾乎就是道德”，他信奉的是多數派雖然有“勢力”可少數人卻握有“公理”，是“真理的先鋒”，因此，“少數派總是對的”，而且，他也不為自己的孤立感到憂傷，因為他相信“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人民公敵》，第400頁）所以，當市長彼得後來找到他，並且承諾他只要寫一封“悔過書”以後就可以“官復原職”時，他再一次拒絕了。

斯多克芒醫生的遭遇固然讓人扼腕，但是他的勇氣卻為人佩服。小城政府的腐敗，政治的黑暗，人民的愚昧，新聞的無恥，也固然讓人嘆息，可是卻不能泯滅所有人的良知，船長霍斯特冒著失業的危險不僅把自己的家提供給斯多克芒召開市民大會的會場，在他被宣佈為“國民公敵”後，仍然站在他一邊，雖然自己也因此被解僱，但他還是勇敢的邀請無處立足的斯多克芒一家搬到自己家去住，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不離不棄站在他這一邊，讓人感到親人的真情。

胡適為此在《易卜生主義》裡感慨易卜生的偉大：

“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髒官、汙官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並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只是不得不說。（《易卜生主義》，見《胡適文集》，北大出版社，1998年，第476頁）”

而魯迅對《國民公敵》也稱讚不已，在早期的《文化偏至論》（1907）和《摩羅詩力說》（1907）中都曾專門談論過。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將易卜生列為自己喜歡的“摩羅詩人”，與尼采，拜倫，雪萊，等人並列，對易卜生的“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充滿同情，並對他的《社會之敵》中的斯多克芒醫生“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精神大加讚賞。而我覺得，在《文化偏至論》中，魯迅的描述也非常精彩，貼切：

“

如其《民敵》一書，謂有人寶守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見容於人群，狡獪之徒，乃巍然獨為眾愚領袖，借多陵寡，植黨自私，於是戰鬥以興，而其書亦止：社會之象，宛然具於是焉。（《文化偏至論》，見《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53頁）

而《國民公敵》就是易卜生的“老實話”中“睜開眼睛來看人世間的真實現狀”的戲劇中最令人震撼的一部戲劇，也是“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尤其是讓人“社會之象，宛然具於是焉”的發人深省的鉅作。所以，我覺得也是新冠時期最值得國人閱讀的一部戲劇。因為我們在讀這部戲劇的時候，並不覺得時間久遠，也不覺得寫的是遙遠的挪威的一座小城裡的事情，而是覺得這是寫現在在中國的任何一座城市都可能發生的事情，甚至是已經發生的事情。這麼講，並不是說，因為我們的社會這麼多年來沒有進步，而是因為不管在世界的哪個角落，為了各種現實的利益，政治永遠都不會乾淨和透明，官吏永遠都不會正直和廉潔，新聞也永遠會被收買和說謊，人民更是永遠會被矇蔽和利用，因此任何一個社會任何時刻也都永遠需要斯多克芒醫生這樣的人。

這也是我為什麼要提醒學文學的人不要忘了這部戲劇，而且不揣冒昧的向張醫生建議讀一讀這本戲劇的原因。因為我相信學文學的人也許會從現實中看到斯多克芒醫生這樣的人，而張醫生也一定會從這部戲裡看到他自己和很多同事的影子。

2020年3月7日於五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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