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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在線特約專欄 文｜陳紅娟
2019年底，在城市發展領域屢獲殊榮的阿姆斯特丹，又獲得了全球智慧城市指數排名第三的好成績。
名為“EasyPark Smart Cities Index 2019”的報告分析了全球500個城市的24個因素，各因素單項滿分10分。所有因素被歸納到七大方面：交通出行、可持續性、政府治理、創新經濟、數字化、生活水準和專家的看法。
如下圖顯示，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在智能停車、公民參與、政府數字化和區塊鏈生態系統以及專家看法這幾個方面的排名十分靠前，每個因素得分都高於9分。
在這幾項評估因素中包含了一個方面——政府數字化。
什麼是“政府數字化”？
政府數字化，也就是中國國內常說的“數字政府”，或“數字化政府”，目的都是希望通過數字政府的建設，推動政府的數字化轉型，全面帶動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數字化和城市智慧化建設。
2016年麥肯錫諮詢公司發佈的《通過數字化轉變政府》報告指出：“一個數字化政府需要具備由機構內部驅動因素支持的核心能力”。
為了便於理解，該報告列出了居民與商業面向創新需要具備的各項能力，分別為服務、處理、決策、數據共能力；以及貫徹整個政府系統實現創新的驅動因素，分別為戰略、治理與組織、領導力、精英與文化、技術驅動因素。
荷蘭政府在數字化發展上有多優秀？
獨特的荷式數據化大環境，造就了阿姆斯特丹傲立全球數字化政府前三的地位。
歐洲統計局將歐盟28國平均值與荷蘭一國作了比較，從各方面來看，無論是居民使用互聯網與政府機構互動的比例、使用互聯網獲取政府機構的信息比例、還是使用互聯網下載政府機構正式表格的比例，或者使用互聯網發送填寫的表格給相應政府機構的比例，荷蘭都遠超歐盟28國平均值一大截。
除此之外，還可以通過兩個例子看出荷蘭在數字化政府上做出的努力。
第一個例子是荷蘭輕鬆高效的登記註冊程序：如果你想在荷蘭開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公司或基金、協會類，無論你是歐盟成員國公民或其他國籍人士，只需要通過一道荷蘭公證程序便可輕鬆辦理。
荷蘭工商、稅務各部門會自動發送工商登記信息、自動生成的增值稅稅號、企業員工納稅稅號等官方信件到註冊機構所在地辦公室。整個過程中除了公證員當面公證蓋章外，剩下的程序完全實現政務電子化、數據化、數字化，大家不用東奔西跑地蓋章辦事。
第二例子是在獲取信息方面，荷蘭政府更是做到了通暢便捷：自2015年開始，所有荷蘭居民都可以通過電子政務網站MijnOverheid.nl直接訪問、接收和查詢來自公共部門的信息。
這是荷蘭政府的電子身份（eID）計劃的成果——一個標準的在線荷蘭公民身份識別系統。它採用個性化的界面，納稅人通過幾種不同的驗證方式登錄，登錄進去後系統將顯示居民的身份、財務、工作、健康、住房、車子以及教育分享的信息。網頁瀏覽安全、透明、一目瞭然。
荷式政府數字化有什麼獨到經驗？
阿姆斯特丹之所以能在“全區智慧城市”的評比中獲得高分，是因為荷蘭中央政府與社會各界在歷史、經濟方面的推動作用。
比如，如果我們追溯互聯網交換中心的前世今生，早在1982年，歐洲UNIX網絡（EUnet）首先在荷蘭引入了互聯網服務，隨後荷蘭科學研究組織培育了NLnet，並在1988年11月與美國建立連接。
此後，荷蘭成為全歐洲互聯網的關鍵門戶之一。
20世紀90年代初，荷蘭建立起阿姆斯特丹互聯網交換中心（AMS-IX），連接約800個IP網絡，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交換中心。
阿姆斯特丹互聯網交換中心不受任何一家電信運營商的控制和制約，其中立性和獨立性以及對等互聯等特質，值得未來中國的互聯網交換中心（IX）作為借鑑。
從經濟原因出發，荷蘭的信息通信技術（ICT）貢獻了近5%的荷蘭國內生產總值（GDP）。
2018年荷蘭ICT市場確切貢獻了4.5%的GDP，並在該行業提供了大約36.5萬人員的就業。荷蘭政府早在80-90年代就認識到更低成本的電信自由化是為消費者提供普遍接入的必要條件，因此積極批准建立了阿姆斯特丹互聯網交換中心（AMS-IX）並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對等互聯。
進入21世紀，荷蘭政府也意識到，儘管國家的領土和人口數字相對較小，但是隨著國家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未來其經濟發展會變得更加依賴數字，除此之外，還需要解決網絡安全問題，使其成為一個“能夠安全做生意的地方”。
據荷蘭數據中心協會統計,國際數字經濟體中幾乎所有重要的參與者都在荷蘭建立了設備和總部。荷蘭政府積極推廣數字化戰略，全力推動荷蘭成為“最適合”做生意的國家。
荷蘭政府數字化道路上還面臨哪些挑戰？
荷蘭有著位居世界前三、高達92%以上的互聯網普及率，這使得荷蘭政府成為世界上最高效的政府之一。
最近荷蘭外交部僅撥款20萬歐元，就完成了國家全新標識（NL）的數字化更換，這一國家標誌的更換還在中文媒體當中鬧出了“荷蘭改名”的烏龍，其效率和影響力可見一斑。
然而，至少在下面兩個方面，荷蘭還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首先是大數據分析與公民個人隱私權之間的衝突。
荷蘭政府2014年推出的風險分析系統（SyRI）來自社會事務和就業部（SZW），並鏈接來自政府各部門的個人數據文件，用以檢測公民是否涉嫌社會福利欺詐。荷蘭八家社會團體與個人聯合起訴了該風險分析系統，甚至驚動了聯合國人權專家表態支持。
起訴方一致認為，這款調查社會福利欺詐的數字工具，收集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系列此前分別單獨存儲在不同系統內的數據，通過一個未經公開的“風險模型”進行分析。
這款工具始終只在低收入者、移民及少數族裔人口比例較高的社區內使用，以辨認出有可能涉嫌使用欺詐手段獲取社會福利的個人。該方式歧視了社會中最貧困的群體，侵犯了弱勢群體的隱私、數據保護及社會保障權。
2020年2月5日荷蘭海牙法院宣判：政府必須停止使用系統風險指示（SyRI）來檢測欺詐。該系統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ECHR）和GDPR隱私法規。
另一方面，針對荷蘭數字化的擔憂在於是否已經有足夠能力抵禦網絡攻擊，是否具有備選項或替代方案。
譬如，2019年6月25日荷蘭皇家電訊公司（KPN）大半天崩潰斷網，卻沒有替代方案造成報報警電話失靈，客戶無法登陸手機電腦的網絡，導致各種人、財、物的損失。荷蘭社會越來越多的網絡攻擊、網絡詐騙也都成為荷蘭國家數字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目前，荷蘭政府數字化實踐所面臨的風險和挑戰 ，遠非傳統思維和傳統行為能夠防範，而是需要資金、技術、政策立法，以及嚴格執法守法來綜合應對。
不過，荷蘭政府數字化在世界範圍內的領先程度已遠超一般人想象，其政府數字化經驗十分值得其他國家從自身特點出發參考借鑑。
作者 | 陳紅娟
荷蘭華人，中歐高科技數據隱私法資深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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