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明亮優雅中暗藏兇險的《寄生蟲》相比，《小丑》通體散發著黑暗與抑鬱的氣息。
影片一開始，導演就向我們呈現了一個被電臺裡的壞消息籠罩、情緒低沉卻努力露出笑容的“小丑”亞瑟的形象；化好裝的亞瑟在街頭為樂器行做廣告，卻被幾個拉美裔男孩搶走廣告牌，並在巷子裡暴打了他一頓；鏡頭隨後轉到去看心理社工的亞瑟；黑人女社工打開他的日記本，看到上面寫著一行字：“我希望我死了能比我活著值更多錢。”一個認為自己“一文不值”的底層壓抑者的形象躍然紙上；在回家的公共汽車上，亞瑟友善地對著前排轉過頭來的黑人男孩做鬼臉，卻被男孩媽媽訓斥，讓他不要騷擾自己的孩子，腦部曾經受過損傷的亞瑟不可抑制地大笑起來……在刻意展示了主人公被少數族裔包圍的視覺環境之後，亞瑟回到他和母親居住的小公寓——本該是避風的港灣，無奈這裡卻有著更多的問題：母親潘妮閉門不出，失去勞動能力，電視是她與外界接觸的唯一途徑；她不停地給當地大人物、自己的前僱主托馬斯·韋恩寫信，請求他幫助。
亞瑟受同事“陷害”失去工作，在回家的地鐵上打死三名挑釁他的青年男子。媒體推波助瀾，在不知兇手是誰的情況下掀起“小丑殺死華爾街精英”“底層反抗”等輿論風暴；亞瑟應邀參加“默裡·富蘭克林秀”節目，本計劃在節目中自殺，卻因發言被打斷而殺死主持人默裡，在被押送警局的路上被暴亂人群解救，成為他們的英雄。這是影片講述小丑如何“黑化”的故事——在壓抑的心理狀態下，似乎什麼都有可能是壓垮亞瑟的“最後一根稻草”。片中另外有一條講述亞瑟身世的故事線，暗示亞瑟有可能是市長競選者韋恩的私生子——一個資本主義在誕生了自己的捍衛者的同時也誕生了自己的反對者的世俗寓言。
雖然以亞瑟有“精神疾病”這一設定將整個敘事歸於“虛無”，但導演借電影的感官感染力，成功地為這個時代打造了一個飽受壓抑的美國底層白人的形象。影片花了許多筆墨表現亞瑟在遭到他人打擊與貶低時的面部表情與姿態，觀眾可以切實感受到他內心的痛苦。跳舞，玩槍，化妝……這些亞瑟獨處時的鏡頭，既表現了一個人內心的詩意與戲劇性，也是其性格走向裂變的寫照。《小丑》公映後在歐美引發巨大爭議，而小丑的扮演者傑昆·菲尼克斯的表演獲得本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卻無人反對，顯示出好演員可以為人物帶來巨大光彩。
在真實與虛構、精神正常與異常、個例與常態、主流社會與邊緣群體之間，《小丑》利用影像語言進行了很多並不公平的影射與暗示。而對於底層者最應該反對的社會資源的掌控者與攫取者，《小丑》的態度卻是含糊的。導演將資本家韋恩與潘妮的關係虛化，使得花心少爺欺負無辜少女的故事變得模稜兩可起來，似乎韋恩老爺也可能是女手下妄想症的受害者。影片敘事的斷裂從小丑在電視上發表控訴那一場戲中可見一斑：小丑通篇控訴的是底層人如何被忽視、人們互相之間如何沒禮貌；在提到韋恩時，他有的是底層對上層的憤怒，而非兒子對父親的怨恨與不滿——所謂風流孽債只不過是小報風格的障眼法而已。
比影片中那些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失落感更具有價值的是，影片指出了一個對現代人來說都具有風險性的問題：那就是被大眾傳媒與娛樂所操控的人生。亞瑟自小立志成為一名喜劇演員，對他來說，成為喜劇演員就可以名利雙收而“不必工作”；這雖然是亞瑟的天真，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電視上各種娛樂節目誤導的結果。影片還展示了美國大眾在媒體長期洗腦下的人云亦云：母親潘妮說韋恩會是個好市長，亞瑟問她是怎麼知道的；潘妮說，每個人都這麼說；亞瑟問足不出戶的她是聽誰說的；潘妮說，電視上人人都這麼說。影片以不動聲色的辛辣諷刺，為我們展示了輿論操控下的美國大眾的認知渠道與認知水平。
影片一開頭，隨鏡頭一起出現的是電臺主持人的聲音：新聞永不停歇。在被社會學家稱作“風險社會”的現代社會里，沒有人想要24小時活在新聞的影響之下。層出不窮的新聞加快了世界運轉的節奏，給現代人帶來巨大壓力；然而這也是現代人必須付出的代價。誠如榮格所言，所謂現代人，就是“可以感知到現代狀況的人”。如果要概括《小丑》為何充滿偏見而仍可打動人心，那是因為它敏銳表達了普遍存在於現代人內心深處的孤獨與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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