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智庫首席研究員 周遠
英國已成為歐洲乃至全球疫情的另一個快速蔓延國家，在北京時間今天凌晨以來的短短几個小時裡，英國確診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數就出現了大幅增長，零時不到2000人，但早上已超過2700人。死亡人數在幾小時內增加了將近50人，從零點前的不到70人一下增加到100多人。據報道，患者年齡59—94歲，有潛在健康問題的居多。
英國各地在疫情中“不斷淪陷”
圖片說明：約翰遜首相宣佈防疫新措施。（來源：英國衛報）
英國在疫情中急速“淪陷”，英格蘭地區特別是英國首都倫敦在告急，在確診病例中，倫敦就佔了三分之一，讓這個全球金融中心恐慌萬狀。英國社會各界尤其是倫敦各界，紛紛強烈呼籲當局採取緊急、果斷措施，對倫敦實行封城，以防疫情向英倫三島進一步蔓延。
當地時間18日晚，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通報疫情，對全國表示感謝，稱“我認為很多人正在為履行我們的防疫建議作出真正的英勇努力”。但對於要求倫敦儘快封城的強烈呼聲，約翰遜始終沒有正面回答，只是強調“正如我今晚所說的那樣，在過去幾天中，我們一直在不斷審視所有措施內容，我們會毫不猶豫地提出進一步建議，採取我們認為有必要採取的更快速的措施”。“我們一直說，我們將在正確的時間採取正確的措施。”
視頻截圖：約翰遜在英國議會回答關於防疫的提問。（來源：歐洲新聞）
當被問及英國是否會立法以專門減少人們的外出和集聚行動時，約翰遜表示，“對於一個重視自由的政府來說，這不是自然而然的選擇，但是當大流行達到頂峰時，我沒有排除一切”。約翰遜首相始終含含糊糊的表態，讓英國國民和社會輿論深感失望，也讓歐洲鄰國感到失望。
英國《衛報》指出，倫敦在疾病傳播方面被證實比英國其他地方快速，人們普遍期望新的遏制措施將首先在首都推出。但倫敦市政廳的一位消息人士說，唐寧街10號迄今沒有采取任何立即的行動，而是採取了更多要求民眾與社會自救自防的措施。當被問及是否有可能封鎖倫敦時，首相的發言人依然保守地表示，保護人們免受新冠病毒感染的措施將以科學建議為指導。
約翰遜防疫政策的U型轉彎
過去的一週，約翰遜的疫情防控政策，經歷了從提倡“群體免疫”的放縱偏執到不斷緊急呼籲全國防疫自衛的迅速轉換，約翰遜本人也越來越多地站到前臺，幾乎每天親自參加防疫新聞發佈會，要求國民和各行各業加強疫情防控和自保自衛。
圖片說明：英國一些超市的商品已被搶購一空。（來源於社交媒體）
但英國輿論指出了兩點：一是這樣做已經有些為時已晚，疫情加重並迅速蔓延的殘酷現實已經不可改變。如果英國繼續採取這種被動、偏執的防疫政策，後果將非常嚴重；二是認為約翰遜政府雖然在口頭上加重了防疫態度，並稱當前英國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戰爭”,但“實際上他對Covid-19病毒的回應仍不足以讓人放心”。
最新消息說，約翰遜政府已決定在英格蘭之外的地區先實行封城，並臨時關閉學校和一些機構、企業，但對英格蘭地區的封城還沒有作出決斷。約翰遜有自己的精明算計，他現在更多采取的策略是“像一個叫賣郎那樣，每天不斷公開吆喝，但實際上貨車裡沒有裝多少管用的東西”。約翰遜防疫政策在轉向，但不過是“U”型轉彎，轉來轉去又回到了他的“群體免疫”決策的原點。
雖然其他國家的疫情已經很嚴重，世衛組織也頻頻向英國發出警告，但英國政府的醫學和科學顧問卻“忽略了他們的警告”。據報道，向部長們提供建議的英國科學家們似乎認為，這種新病毒可以像流感一樣被治療。這些人對約翰遜政府施加了不該施加的影響。如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的公共衛生專家、教授羅伯特·丁沃爾表示，英國“現在就對封城是否有效下結論還言之過早”。他認為病毒有生命週期的特點，在不消滅病毒下實施密集隔離、封城，或許能抑止病毒傳播，但是“除非製造出有效的疫苗，否則病毒仍存在人群中”。
難道約翰遜首相對當前全球疫情缺少了解，對疫情的嚴重性缺乏專業認識嗎？不是的，約翰遜的手下有一大批信息分析師，他們隨時都在給唐寧街10號提供疫情情報；約翰遜周圍有一大批英國皇家醫學和病毒專家，他們隨時都在給他提供專業諮詢，可以說約翰遜很清楚此次疫情的嚴重性和致命性。
難道約翰面對英國和世界的疫情會麻木不仁，甚至糊塗冷血到置國民生命健康於不顧嗎？顯然也不是的。約翰遜首相被認為是個絕頂聰明、敢作敢為的人，且非常懂得如何調動民意，疫情之下果斷出手，甚至偏激一點，民眾並不會責怪他。
那麼約翰遜到底在思考什麼，盤算什麼？人們一頭霧水之下，《英國的興衰》一書的作者大衛·埃哲頓3月17日發表的一篇評論，從英國政治和歷史傳統的角度對約翰遜政府的“冷靜防疫”態度進行了分析，也許不無道理。
視頻截圖：英國議會就抗疫舉行辯論。（來源：歐洲新聞）
大衛認為，在新冠病毒爆發期間，英國“政府不願把公民的健康放在首位，這與（英國）上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的情況類似”，“當涉及到國家緊急情況時，英國有著‘冷酷算計’的傳統”。大衛指出，從歷史上，英國政府一向善於做“精明的功利主義算計”。在20世紀的兩個關鍵時刻，英國政府都認為“不值得試圖以任何嚴肅的方式保護人口，因為激烈的政策干預所造成的損害將是巨大的”。當時的張伯倫和哈羅德·麥克米倫領導的英國政府，對當時英國可能發生的幾場大災難，幾乎沒有做任何準備，其主要目標都是儘量減少社會與民眾的恐懼。這兩位首相及他們的政府都間接地認為，英國公民未來的福祉將取決於政府的當下的精明算計與節儉決定，即不過度投資於防禦性基礎設施。這兩屆政府都希望通過阻止襲擊和保持經濟強勁來避免戰爭，認為英國把錢花在進攻德國和蘇聯的方法上，要比花在被動應對外來攻擊上好得多。
視頻截圖：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強調歐盟將堅決抗疫。（來源：歐洲新聞）
當初張伯倫政府其實已經預見到了來自德國致命的襲擊，並認為襲擊規模要比閃電戰更嚴重。儘管作出了一些防空努力，但張伯倫政府在用於建造英國防空洞方面投入的資源仍然微不足道。即便是當時英國的科學家積極分子，尤其是生物學家霍爾丹·哈丹等人大聲抱怨英國沒有建造合適的地下避難所，英國政府也只是表面上敷衍，實際仍然沒有建造大量防空避難所，而卻專注於建造英國的軍工廠，大力發展英國的軍事力量。張伯倫政府認為，這可能比單純建避難所更重要。
20世紀50年代，同樣的困境在英國再次出現，但這一次是關於氫彈的威脅，英國政府內部又發生了爭論：通過建造昂貴的避難所來保護極易受到攻擊的英國人值得嗎?當時的麥克米倫政府堅持認為，對敵人氫彈的唯一有效防禦是英國加緊研發自己的氫彈，這樣才能阻止核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英國經歷了冷戰，卻沒有為民眾建造大規模的避難所。建造新的原子掩體只是為了進行有限的政府態度的公開展示，而不是真正地為了英國人的安全考慮。民眾並不知道這些。
英國是全世界第三個自主掌握核武器技術的國家，早在1952年10月3日英國就通過“颶風計劃”成功地試射了一枚原子彈，是在12米深的海水下面進行的，而且把核試驗放在了遠離英國的澳大利亞，當時的英國人根本不知道。在進行這些核試驗時，英國和澳大利亞當局根本不關心當地土著人的安全。後來的調查記錄表明，當時那裡的很多土著民出現了眼睛刺痛、皮膚起疹，以及腹瀉和嘔吐的症狀，這些人後來有很多得了癌症和自體免疫類的疾病。
到了1980年，英國政府又一次故伎重演。為了應對當時日益增長的政治和輿論壓力，英國政府出版了關於民防的小冊子《保護與生存》，告訴公民如何在核攻擊中保護自己。這本小冊子提出了一些建議，比如給窗戶刷漆來反輻射；呆在家裡，在房子裡找一個最安全的地方避難。它遭到了一些國家的嘲笑和批評，認為這是對核戰爭威脅的可笑而不充分的反應。確實如此。然而這些批評並沒有抓住英國問題的關鍵，即這本小冊子並不是英國對核威脅的嚴肅回應，而是英國政府進行的一場公關活動。
大衛指出，實際上“英國有一個冷酷算計的傳統。前幾屆政府都表現出了控制災難性生命損失的意願，但不願在昂貴的防禦措施上過度投資，當政者認為那樣做得不償失”。
大衛評論說，面對全球新冠病毒肆虐，英國政府又在進行一場賭博。政府提出了抗疫計劃，最初就可能已經預料到會有不少人被感染，有數千人會死亡，“這似乎與民防規劃中明顯的冷酷無情相呼應”。“政府的另一種反應，包括它不停止旅行、關閉學校、餐館和其他公共場所的決定，表明它冷靜地不願讓（英國）經濟和破產的航空公司崩潰。”
英國輿論嚴肅地指出，冠狀病毒是當前的嚴酷現實，而不是過去的情景，它涉及到英國無數人的生命安全，也關乎到全球的防疫。除了抗病毒的疫苗和藥物研發成功，實際上不可能有更好的應對辦法。當屍體不斷堆積時，當局將無法逃脫現實與歷史的責任。英國不能再沉湎於傳統的“冷酷計算”，而必須採取務實的態度，好好學學他國成功的抗疫做法，這既是為了英國人的生命安全，也是為了約翰遜的政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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