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時首相宣佈全國“封城”,國王授權組建“戰疫”內閣

新華社布魯塞爾3月17日電(記者潘革平)比利時首相維爾梅斯17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後舉行記者會宣佈,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從當地時間18日12時起,比利時全國範圍內將實施“封城”,結束時間暫定為4月5日。

比利时首相宣布全国“封城”,国王授权组建“战疫”内阁

維爾梅斯 資料圖 新華社供圖

維爾梅斯表示,根據當天會議決定,除上下班,購買食品、藥品、就醫等特定情況外,全國民眾必須待在家中,禁止一切集會和聚會;有條件的企業必須進行遠程辦公;除食品店、藥房、動物食品店和書店外,普通商店關門,超市實行限流,所有集市關閉;公共交通繼續運行,但乘客間必須保持社交距離。

維爾梅斯表示,比利時邊境不會關閉,但禁止出國旅行等“非必需”離境。

上述措施由警察負責執行監督,4月5日後再視情況決定是否延續。

截至17日,比利時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達1243例,死亡10例,治癒出院15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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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比利時國王授權組建“戰疫”內閣

比利時王室16日發佈公報說,比利時國王菲利普當天正式任命現看守內閣首相維爾梅斯為組閣人,授權其組建一個旨在應對當前新冠肺炎疫情的“戰疫”內閣。自去年5月26日議會選舉以來,比利時各政黨一直未能就組建新政府達成一致。隨著新冠肺炎疫情日益嚴峻,比利時10個主要政黨15日一致同意,由維爾梅斯組建一個任期為3至6個月的特別內閣。

西媒:相比中國,歐洲疫情危機揭示了什麼

西班牙媒體Murciaplaza.com13日發表署名評論文章認為,相比中國政府在抗疫鬥爭中表現出來的領導力、決斷力以及中國人民的集體主義和自我犧牲精神,西班牙、意大利乃至歐洲都有著相當大的差距,這也是為何中國能夠迅速控制疫情的原因。

如果說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揭示了什麼,那就是歐洲(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拉丁裔人民)面對嚴峻局勢採取嚴厲措施的能力有限。比如在意大利,人們並不拿政府的規定當回事。

在西班牙,無論是啟動憲法第155條,還是讓大眾居家預防疾病,政治階層都表現得膽戰心驚。他們缺乏領導力,膽小怯懦,驕傲自滿,或有著典型的西班牙歷史情結:害怕與人相處不好,又假裝想和所有人相處融洽。

西班牙語和普通的意大利語有很多共同點。然而,西班牙人卻更害怕衝突,或者說畏懼設定明確的界限和標準。他們喜歡模糊不清、馬馬虎虎,而不是周密嚴謹、一絲不苟;他們過於在意給人留下好印象,希望得到輕鬆直接的認可;他們把心情好排在第一位,也貼心考慮他人感受;他們往往寬以待人,選擇避免摩擦。

此外,要想讓兩個國家的人民見面打招呼時不貼臉親吻兩次、不參加示威遊行、不聚餐,不聚會、零社交,恐怕非常之難。COVID-19被認為是“社交病毒”,它影響了那些有許多身體接觸的人:在意大利,大量中招的政客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中國人不握手,不親吻,見面鞠躬行禮,幾乎停止了社交生活。他們不會去露臺和酒吧參加聚會和小酌;當他們被告知該做什麼時,他們會遵守規定;他們不需要“踮著腳尖”(意為小心翼翼),以防他人“感覺不好”;共同利益比個人利益重要;他們具有集體意識,遠見和大局觀:他們將集體看作是一個整體。此外,他們擁有閱讀大數據的技術能力和教育內容。因此,他們知道如何隔離COVID-19病毒並降低其侵略性。

COVID-19病毒表明,西方的生活方式已經過時,我們的生活習慣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我們變得耽於安逸,紀律鬆弛和令人厭煩:我們不善於靈活應變。我們的自負和自滿情緒令我們排斥必要的變化。

中國以社會結構贏得了生存戰爭。他們是一個更有組織性,更有紀律性和更有秩序的社會。此外,面對東方人的技術觀,我們必須在線性思維結構中增添這麼一個重要認識:我們仍然不知道如何實現或利用大數據指標及其應用,我們尚不明白應首先利用數學模型去了解當今世界的某些現象,而不是從表達它們的真實環境中去了解它們。

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負有“社會道德責任”,避免自己成為集體感染鏈中的一環:待在家裡不是為了不被感染,而是為了阻止病毒傳播,是為了不成為新的病毒攜帶者。想想看,如果每天有兩個人傳染給另外兩個人,並且沒有任何機構對其實施隔離,那麼15天后將有6.5萬例感染者,30天后,則將達到10億例。

COVID-19病毒告訴我們,我們不再是第一世界。如果我們想倖免於難,我們需要基於一個真正的集體——而不是個體的簡單集合——之觀念,開發出更加靈活的決策模型。而教育、勇敢的領導和集體紀律乃是生存之關鍵。(作者:Roberto Crobu,編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全球輿情與受眾研究中心 溫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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