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併發布重要講話。講話中，習近平主席強調了打贏疫情防控戰爭，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其中特別提出要“發揮社會工作的專業優勢，支持廣大社工、義工和志願者開展心理疏導、情緒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務”。
今天，中山大學社會工作教授張和清來談談社會工作的專業優勢到底是什麼？疫情下中國社會工作的不可替代性體現在哪裡？社會工作應該如何在人民群眾中發揮專業優勢？
社會工作的專業優勢何在？有什麼不可替代性？
回看武漢封城的這段時間，最讓人揪心和感恩的是醫生和“外賣小哥”，因為時下流行一句話：“醫生是救命的，小哥是保命的！”醫生憑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付出巨大的犧牲，贏得至高無上的專業尊嚴；儘管“外賣小哥”就是個“跑腿”的，但遍佈大街小巷的“馬甲”身影和方便快捷的貼心服務，也讓人們感到越來越離不開他們！
那麼，社會工作的專業優勢何在？疫情下中國社會工作的不可替代性是什麼？
實際上，這次疫情還凸顯了社區工作者的重要性。疫情期間基層政府和社區工作者承擔了巨大的壓力，付出了艱鉅的努力，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可以說沒有社區村居委會和廣大志願者的無私奉獻，後果不堪設想。
但社區村居委會和基層民眾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難題。例如網上有篇文章《武漢這場大排查，為何這麼難？》是說2月18日新上任的市委書記放出狠話：“如果再發現一例（居家患者），就拿區委書記、區長是問。”之所以如此決絕，是因為2月9日的武漢“應收盡收”大決戰排查，官方宣佈實現了99%的排查率，但許多人調侃自己是1%漏查的那一個。這類“烏龍”事件，如果放在平日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但在全國人民密切關注的重大疫情下，“四類人員”（確診患者、疑似患者、無法排查感染可能性的發熱患者、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的底數摸不清，疫情就不可能控制。“早發現”和“早隔離”主要要靠社區工作者來實施，要把留在武漢市的900萬人全面排查，確實很難，不要說根本沒有這麼多社區工作者，即便有足夠的人手，能敲開住戶的家門嗎？即使敲開了家門又如何說服居民自願隔離？隔離之後的生活安排和心理支持如何做？如何做好重症病人及其家屬社會心理支持？如何做好治癒出院病人的善後跟進工作？等等，都考驗著基層治理能力。
網上還有一個針對社區和志願者的“大媽漢罵”視頻引起熱議。大媽用武漢話指責社區只會發號施令，不瞭解情況。她還說“你們租了我們小區的房子，是我們小區養活了你們中百超市，你們搞個A、B套餐出來（賺錢），像不像話啊！我們小區現在是自救啊，自己團購菜，要是等到你們社區來搞，我們都餓死一批了。沒有酒精我們業委會自己去化緣，口罩也是業委會的人自己買來發給我們小區的……你們社區做了什麼事啊！”
2月24日澎湃新聞報道了一則消息，標題是《湖北71歲老人家中去世，留下6歲孫子》，據說孩子與老人單獨居住，直到老人死後才發現孩子……。
上述三個例子，讓我們想到“根基不牢，地動山搖”八個字。面對疫情，部分基層政府存在對中國社區（自然村、居委、樓盤、家戶等）底數不清、狀況不明、處置不當、“好心辦壞事”等狀況，那麼，社會工作者又能否做到底數清晰、狀況明確、處置得當，將“好事做成美事”呢？能否像醫生那樣專業地救死扶傷，像“外賣小哥”那樣及時地雪中送炭，使社會工作具有不可替代呢？
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但同時是有前提的！
中國社會工作者只要真正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能贏得民心；只要繼承歐美睦鄰運動、慈善組織會社的專業精神和科學方法，就能夠為國為民分憂。但前提是社會工作者必須置身於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世界——在城鄉社區，以“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的精神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既要體察民情民意，更要贏得民心，再運用專業理念和方法協力民眾解決實際問題，就能夠打開專業的天地，贏得人們對專業的尊重。如果這些前提都能做到，前面所說的“武漢排查”、“大媽漢罵”和“兒童獨守”等事件就有可能避免。試想，如果社會工作能夠協力黨和政府解決底數不清、狀況不明、處置不當等“最後一米”的諸多難題，就會重建與人民群眾的信任關係，就充分發揮了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社會工作專業優勢。當社工立足社區，真正做到對服務對象的深度理解和開展能力建設，社會工作的不可替代性和專業優勢就能夠充分展現出來。
社會工作應該如何在人民群眾中發揮專業優勢？
在此，我講三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我還在中國香港求學期間所體會到的“案主中心”的社會工作。我原先以為社工就是在高大上的辦公室，等待案主上門接受輔導的“白領一族”。當時我跟隨督導開展社會工作實務，進入一個坐落在人口密集貧民區的社工中心時，發現中心設施簡樸，佈局親民，中心的人氣很旺，老人家圍坐聊天、婦女們做手工、孩子們嬉戲。讓我不可思議的是，社工既沒有辦公室，也沒有工作服，社工與服務對象就像一家人一樣。有兩位社工給我留下印象深刻，一位青少年社會工作者籃球打得很棒，一位婦女社會工作者對街坊的家庭狀況如數家珍。在參與家庭會談和小組分享時，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專業的價值和技巧。儘管社工說話不多，但他們對組員尊重和傾聽的態度、有效的回應、對小組氛圍的調動等，使我深刻體會到專業不是言說，而是內化的價值觀和科學方法。
第二個例子是發生在這次疫情期間，我們看到來自成都“愛有戲”、武漢“儷民”等許多社工機構一線鮮活的案例和做法，深刻體會到社工“在場”的重要性。最近有篇文章《社工任敏：醫護人員的堅強都是逼出來的，他們也會崩潰》，報道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社工教授任敏，組織“行走的社工”團隊，關注戰役前線的醫護個體，倡導社會“請整個社會從此銘記他們的付出，尊重他們”的活動。
第三個例子是我親歷的廣東“雙百社工”，當疫情突發時，駐村居社工憑藉日常“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工作模式對社區熟悉和親近，很順利參與到村居民共同面對疫情的行動中，他們不僅第一時間摸清底數、查明狀況、靈活處置，而且聯動政府和志願者的力量為民政對象提供心理疏導、情緒支持、保障支持等專業服務。例如，社工入戶宣傳防疫工作時，發現孤寡老人病倒在床，社工立刻聯動村委，發動志願者及時將老人送醫院救治；某個村發現一例疑似病人，全村不敢出門，大家人心惶惶，社工及時提供“線上線下”的情況說明，並提供心理撫慰，舒緩村民的心理壓力；在清遠最偏僻村寨，社工在村民居家自我隔離期間做入戶調查時發現山火，帶頭撲滅山火；許多“雙百”社工站還協助村民復耕復產，及時做好返城人員的心理疏導工作……
以上香港社工、武漢社工老師以及“雙百社工”的案例，充分說明社工作為社會力量，只要紮根社區與群眾打成一片，政社合力，是能夠應對諸如“武漢排查”、“大媽漢罵”和“兒童獨守”這類突發事件的。
個案救助
治表，社區共治是治本。中國社會工作在黨的領導下，政社協力做好救助性社會工作就是踐行黨的“三聚焦”（聚焦脫貧攻堅、聚焦特殊群體、聚焦群眾關切）和“三基本”（基本民生保障、基層社會治理、基本社會服務）。在村居設立社工站，駐村社工協力基層政府做好平時的民生保障工作和臨時的災害防控工作，這是最基本的兜底性和補救性社會工作，是固本強基的基礎性工作。但我認為，經歷過這次疫情之後，社會工作除了做好救助性社會工作之外，更應該推動固本強基的發展性社會工作，社工充分利用紮根村居，密切聯繫群眾的專業優勢，將社區組織起來，推動社區自治，逐步邁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區治理局面，才能積極應對災害，為黨和國家社會治理現代化做出更大的專業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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