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期,中國電影的發展動能與轉型趨勢

新冠肺炎疫情對電影產業的衝擊和影響比預想的要大,持續時間比預想的要長。同時,大眾的消費結構、消費心理、消費能力也在疫情的影響下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這些因素的互相作用無疑將會對電影產業以及行業內部產生巨大的結構性改寫,進而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後疫情”時期的中國電影產業和市場。那麼,“後疫情”時期的中國電影產業和市場究竟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和可能性?未來中國電影的發展又能從中得到什麼樣的支撐和啟示?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對“後疫情”時期中國電影發展的動力機制和轉型趨勢進行全方位考察與分析,尋求有效的路徑、手段和方法,並且把握短期刺激與長期戰略的平衡、統一。

政策賦能:“重喚”影業生機

春節檔作為票房規模龐大、觀影需求穩定的檔期,不僅在全年票房統計當中佔有重要地位,同時也能從一定程度上激勵整年度的電影創作和市場。按照2019年春節檔約70億元的票房成績來估算, 2020年春節檔應該可以達到80億元的體量。但受疫情影響,春節檔停擺至今,使第一季度的票房收入微乎其微。由此觀之,全年總票房能否達到600億元,仍舊是一個未知數。這對於身處寒冬期的中國電影產業而言,是一次短期難以恢復的打擊。此外,各大小劇組的陸續停工停產,也使得整個產業發展變得更加如履薄冰。

當前,中國電影產業結構性調整已初見成效,但仍舊以單一的票房收入模式作為維持電影產業發展的主要動能。因此,保障院線和影院的穩定經營便成了維持中國電影產業健康平穩發展的樞轄所在。為了彌補此次疫情中各大影院停業所產生的巨大損失,各級政府和電影主管部門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來對影院進行扶持,如四川省提出了支持電影業健康發展的十條措施、安徽省發佈了促進全省電影業平穩健康發展的措施、浙江省發佈了電影院復業指導意見等。這些政策和措施從補貼和減免兩個方面對影院進行扶持,既對影院的復業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又穩定了整個電影行業的信心。

同樣,這些政策和措施也惠及各類電影企業。這對於本身抗風險能力較弱的中小型電影企業而言,宛如救命稻草。不難發現,目前許多中小型製片公司、宣發公司等都存在著不小的生存壓力。而這類企業恰巧又是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主力,所以這些政策和措施的及時推出就顯得十分必要,短期內可以幫助它們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同時強化金融支持,進而獲得生存空間。但據不少一線電影公司反映,在此基礎上可能仍舊需要繼續推出一些富有針對性、穩定性、有效性、充分尊重電影產業基本規律、電影藝術創作規律、電影傳播媒介規律的長期政策才能保障“後疫情”時期中小型電影企業的良性、可持續性發展。

相信隨著相關政策的陸續調整和出臺,電影創作、融資、製作、放映等產業鏈條上下游各環節內受疫情影響所出現的問題會逐一得到解決,從而實現整個產業鏈條的再次融通,重煥影業生機。畢竟,中國電影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變,中國電影產業、行業和市場仍舊具備良好的成長性和可塑性。

重整旗鼓:淬鍊“內功”助推“報復性觀影”

電影產業和市場的復甦不僅需要政府相關政策的扶持和支持,也需要行業內的自救和互救。

在電影產業上游,可以發現,此次疫情中那些依然能夠堅挺的電影企業往往具備一定的核心競爭力,而這種核心競爭力,就是內容創意能力、內容生產能力以及內容傳播能力。事實上,內容生產能力不僅是電影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也是電影產業、行業的核心競爭力,是電影發展的基石與根本。儘管電影產業、行業受此次疫情影響多個環節停擺至今仍未完全復工,但令人欣慰的是,受疫情影響最小的編劇行業大多已率先投入到生產創作當中去。並且,通過此次疫情的考驗,許多創作者對生命、民生、社會注入了更多的思索,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歷史觀已然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和完善。這對於今後的電影創作而言,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電影創作者在關鍵時刻絕對不能“失語” ,在抗擊疫情過程中,出現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蹟,為電影創作提供和積累了大量素材。而我們的電影創作者則需要從中仔細挖掘和提煉,並運用藝術智慧、藝術能力和藝術表達不斷創作出反映中國人民偉大抗疫精神、力量和價值的銀幕故事。當前,在各地政府和國有影視企業的帶動下,多部抗疫題材電影已在籌備當中。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電影市場上將會湧現一批優秀且富有藝術審美價值的抗疫題材電影作品。

電影創作和生產離不開各項基礎設施和條件的支撐,為了保障電影創作和生產能夠有條不紊地復工復產,包括橫店影視城、青島東方影都、象山影視城在內的各大影視基地也都紛紛出臺各項措施保障影視從業人員的基本需求,加大復工劇組的優惠力度,以支持優秀的電影作品能夠源源不斷地產出和供應。

而在電影產業下游,雖然眾多院線和影院陷入了停業和現金流斷裂的困境,但依舊通過各種方式來尋求生存途徑。萬達電影擬發行不超過20億元的債務類融資工具,以募集資金來滿足公司生產經營需要,償還債務,補充流動資金等用途;阿里影業聯合餓了麼平臺,為影院賣品提供線上售賣渠道,幫助影院去庫存,緩解經營壓力。這些都是值得當下各大院線和影院借鑑的“自救”途徑,但也都屬於短期的補救性方案。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仍舊需要加大影院和院線的改革力度,全面提升影院服務質量和水平,推動影院向專業化、優質化、差異化、特色化目標邁進。因為電影市場的恢復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院線和影院作為服務型行業,應該開始考慮分析疫情結束後的消費者心理。

在許多業內人士看來,當疫情過後,電影產業上游和下游再次實現合流,可能會迎來一個票房的井噴期,也就是所謂的觀眾“報復性觀影” 。從目前的形勢來看,這種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畢竟已經囤積了大量優秀的電影作品,大部分觀眾出門觀影的意願也較為強烈。但“報復性觀影”應該只會集中於少數頭部電影、 “硬核”電影,不大可能惠及所有的電影。因此,就需要為其他數量龐大的中小製作成本的電影探尋一條新的發展途徑來獲取生存空間,以維持整個電影行業的生態平衡、生態優化,增強電影產業的多元化、良性化發展。

融合創新:“電影+互聯網”探尋電影發展新途徑

受疫情防控因素的影響,徐崢執導的《囧媽》主動撤離春節檔的院線排期,改由大年初一零時,在抖音、西瓜視頻、今日頭條等互聯網平臺免費上映,該片由此成為了中國電影史上首部“客廳春節檔大電影” ,同時開創了一種院線電影從“線下”走向“線上”的新模式。許多業內人士指出,徐崢此舉違背了傳統電影產業的遊戲規則,造成了包括保底方橫店影業在內的全國各大院線的鉅額損失。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模式對未來中國電影發展,或者說,中小成本電影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性的意義,所以不可按照常規時期來苛求指責。

《囧媽》模式的誕生,從一般意義上來看,是一次非常時期電影人“自救”的特殊案例,但其卻揭示出了正處於結構性調整中的中國電影的未來產業和市場的發展規律,即“線下”“線上”並行,二者融合、契會、共生。事實上,隨著“網生代”觀眾群體基數的不斷增長和擴大,其天然的多媒介經驗必然使傳統電影產業走向去核心化的多媒介終端。只不過,此次疫情過後,這一進程可能會被加速,畢竟觀眾的消費結構、消費心理、消費能力也都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近期《肥龍過江》對《囧媽》模式的影寫,以及各類網絡影視劇的不斷井噴或許正是說明這一變革被加速的最好例證。因此,對於院線和影院而言,要在“後疫情”時期獲得生存空間、實現穩定發展,必然要創新求變,重新對自身進行定位,努力謀求與新媒體、新技術融合共生式發展,不斷摸索“線下”和“線上”的多樣合作模式,才能與“後疫情”時期的語境和觀眾需求相匹配。而對於內容創作者和生產者而言,也需要充分發揮創意工匠精神,努力向觀眾講好內容和故事,在此基礎上向多種渠道拓展,深度挖掘分眾市場,以實現與不同觀眾群體的精準對接。

我們必須以兼容幷蓄的姿態推動電影“擁抱”互聯網,通過“電影+互聯網”的方式為電影開拓新的發展途徑和新的生長空間,從而逐漸擺脫單一的票房收入模式,實現電影產業的多樣化可持續繁榮發展。但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目前整個產業內傳統線下模式仍舊佔據絕對主導地位,所以仍舊需要尊重傳統電影產業、行業內的基本遊戲規則,尊重內容至上的不二法門。

網絡線上發行電影也好,觀眾網絡看電影也罷,都只是一種有效的補充、延伸和拓展。電影院終究是電影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是網絡完全可以取代的。即使我們承認通過網絡看電影也是欣賞、消費電影的一種形式、渠道,但無論如何不能完全替代在電影院看電影,其視聽指標上的“文化折扣”是無法彌補的。

共同抗疫:為全球影業復甦貢獻中國經驗

當前,中國已逐漸步入“後疫情”時期。但放眼全球,疫情擴散蔓延的勢頭卻不容樂觀,全球影業也由此迎來了“至暗時刻” 。根據《好萊塢報道者》提供的數據,此次疫情或將造成全球影業超過50億美元的損失,意大利、韓國等多個國家的電影生產和放映陸續停擺。這對於除卻北美地區以外的其他電影工業和市場薄弱的國家而言,無疑是一場致命的打擊。在電影產業和市場高度全球化的今天,這種形勢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後疫情”時期中國電影發展的不穩定性,但要使中國電影產業和市場儘快恢復到最健康的狀態,則必須與全球影業攜手共渡這場難關。中國電影必須迎難而上,化危為機,將電影產業、行業抗疫過程中積累凝結下來的經驗轉化為智慧、方案和力量貢獻給全世界,以實現推動全球影業復甦和中國電影國際傳播的雙重抵達。而這,也正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電影強國建設的題中之義。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和信心相信,疫情過後,中國電影與世界電影的連接將會更加緊密,中國電影市場自身的發展也會更加良性、健康,走向高質量可持續繁榮。(作者:饒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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