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絕對是一部好看的電影，導演敘事沉穩紮實，將故事說得十分引人入勝，且後座力亦相當強烈。此外，這更是一部有深度的好電影，
除了體制失靈致使無辜弱勢受苦的主題探討頗富深度之外，其中更隱含了“媒體亂象”的批判和“媒體識讀”的強調。本片的完整度與成熟度極高，全程讓我看得相當入戲，頗有共鳴。
嚴格來說，《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的劇情構架不算複雜，而且以衝突性的角度來看，《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可說是“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模式。這種模式通常是提升電影精彩性的好用套路，因為小小個體要對抗巨大體制（連男主角的律師都承認他所面對的是世上最難纏的兩大對手：美國政府與媒體）常產生“關關難過關關過”的曲折情節，且既然雙方力量不對等，因此主角“過關斬將”的過程必定展現超越極限的韌性和能力成長，如此必造就情節高潮迭起的發展。
不過，這種敘事方式一向不是導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風格，而且《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改編自真實事件，若加入過於戲劇化的商業操作，不但恐怕成為一部和史實差異過大的“獨立創作”（雖然從某方面來看也不算不好），且可能會因為過於側重於此，結果造成電影想傳達的問題意識被稀釋。然而，《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在沒有采取上述任何可以剌激觀眾“爽度”的手法下，仍交出了令人滿意的成績，個人認為其原因如下：
其一，導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完全做到了“說好說滿”的效果。
《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片中主要的利害關係人可分為“男主角及家人”、“辯護律師”、“FBI調查單位”及“大眾媒體”四方。導演達到前述效果的方式別無其他，就是把各方利害關人所涉情節的每個面向說得極為深入細膩。例如，FBI獲得沒有直接證據的“爆料”，卻產生已有定罪心證的偵查，以及媒體王牌記者為搶獨家而說服高層徑自下定論的報道等等。
《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導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高竿之處，就是不用任何花哨炒作、商業賣弄的敘事方式，將這些社會中常見之事對觀眾“如實以告”。白話來說，就是這些事情在現實怎麼發生就怎麼呈現，絕沒有為製造商業效果的加油添醋。加以前述這些脫序行為在現實社會本來就是不見容於公眾道德的事情，因此相關情節先天上就具有引揮共鳴的潛質。所僅管導演敘事“樸實”，但各面向卻說好說滿說到位，讓各個利害關人在各自處境所展現的無辜、顢頇、勢利等行為、反應或際遇，無需戲劇化的刻意操作，“自然”就會產生令人吸睛的效果。
其二，個別情節的說好說滿形成整體劇情張力的綜效。
由於《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導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對於各方角色所屬情節的敘事火候拿捏到位，效果十足，以情緒共鳴的角度觀之，主角一家人所受的不公待遇一再擊中觀眾心中最感性的那塊，FBI和媒體的便宜行事與將錯就錯更令人看了頻皺眉頭，完全牽引出觀眾對劇情的高涉入心理。
另以劇情飽滿的角度來看，原本各方利害關係人所涉情節如前所述，已經被導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說好說滿，但由於這是個“渾然一體”的故事，各個關係人所涉情節並非可獨立切割的單元，所以在片中不是互為因果，就是多屬於同個橋段裡。如此一來，更讓《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的整體劇情形成相當飽滿、有厚度的效果。
重要的是，由於各關係人所涉情節多屬同個橋段，又因為彼此之間的立場對立，配合每個角色可發揮的部分被導演說得十分圓滿精彩，所以角色與情節中所設定的對立元素便被催化，進而產生極大的劇情張力，令人看得目不轉睛，情緒隨情節起伏。這也是個人前面會說，即便導演Clint Eastwood的敘事相對“樸實”，但成熟的拿捏火候即可讓這些事件發揮不同情境屬性下該有的不同效果，且整體相互烘托的綜效更是驚人！
其三，選角恰如其分，相關表現對情節慾發揮的效果有加分的作用。
個人認為《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會如此好看，片中飾演重要角色的演員表現，絕對居其一功。每個演員都確切地演入角色裡，這些角色在大銀幕上看起來就是真正處於當下情境的人物，不但使得角色有血有肉，而且讓觀眾與他們的心理距離是零，完全產生感同身受或不敢苟同的情緒心理。
因此，若以角色豐富劇情的角度而論，《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片中所呈現的“破案壓力所導致的荒腔走板”、“把新聞當競爭商品的嗜血狼性”、“與社會為敵又無處求援的脆弱”等面向，無一不是讓觀眾感到這全是他們“正在親身經驗的生命過程”，而非“按劇本照本宣科的演出”。這些出色演員的表現，不但讓情節自然又生動，極富張力，且其散發的情緒與氣氛更讓觀眾在觀影過程觸動不已。
其四，本片所探討的社會問題意識夠深。
《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之所以會是“好電影”，除了前述那些演員、導演和劇本等方面的成熟表現之外，更在於本片探討了相當深入的問題意識並提供了不少值得令人我們反思之處。其中最明顯就是“媒體審判”的部分，媒體身為“第四機制”（The fourth Estate，“第四權”其實是積非成是的誤譯），理應發揮“反映真實”、“守望環境”和“促進社會發展”等作用。
然而，《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片中這家報紙的表現卻顯然不是如此。以新聞學最高價值的“反映真實”原則來看，該報社嚴格來說並沒有真接證據可證明李察就是兇手，雖然他們可辯稱報道標題與內容雖並未認定他就是罪犯，然而即使形式上沒有，但其影射之意卻已經“實質將他定罪”，並形成一股其他媒體“跟風連環報”的蝴蝶效應，嚴重違反前述新聞學理的最高價值。
《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有幕是那位王牌記者步入報社接受眾人鼓掌時的畫面，觀其神情並非為了挖到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真相”而感到驕傲，反而是為所屬報社獨家首“爆”而感到欣喜若狂。以新聞學理角度而論，這完全是“市場驅力新聞”的表現，其報道只是為了營利，在各媒體競爭市場中勝出，以提升閱聽率和廣告量為主要目的，至於報道內容是否為事實，那就再說。
此外，傳播理論中有個重要的原理名為“議題設定”效應，意指媒體透過密集版面的優先排序與報道量的提升，會讓閱聽人認為特定新聞有很大的重要性；重要的是，“議題設定”最恐怖的地方還不在於“提升閱聽人對於報道重要性的認知”的第一層次，更在於“透過特定報道框架的呈現”會左右閱聽人對於該報道（當事人）的好惡評價之第二層次。
《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這家報社以及其他跟進的媒體以這種幾近“定罪”的報導框架不停向閱聽眾轟炸，不但扭曲了公眾認知與評價態度，且更形成一種刑事案件由媒體來論斷的荒謬現象。對於當事人而言，以社會學的角度，就是一種“貼標籤”與“不當再現”所造成的“公審霸凌”行為；對進行調查的FBI來說，更讓社會對其形成一種有“必須替天行道”的不當期待之壓力，影響其偵辦心證，這也是FBI明明知道從李察當時所在位置走到公用電話的時間已足以證明他不是兇手，卻依然能自行腦補“因為他有共犯”的原因。
不過，《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最讓我觸動的不是以上的“媒體審判”與“偵查不公開”問題的批判，而是“社會大眾思考能動性的匱乏”。近幾年，有個很夯的名詞叫“覺醒公民”，意謂“公民因具有獨立思考判斷、勤於查證、比較正反多方次數據後，以價值中立的態度做出自主成熟的判斷，因而由眾多虛假信息中覺醒”。
不過看到片中媒體成功的帶風向，甚至是近年來各國政經事件中各種被媒體帶風向所造成的民粹現象，顯然這個名詞所彰顯的價值還有值得我們持續努力的空間，且這也再次證明“媒體識讀”的重要性，因為唯有前述理想的真正落實，本片主人翁的悲劇才能儘量避免，社會也才會更朝公平正義的方向發展。
據此，當我看到這部片在大陸被譯為《李察朱威爾的哀歌》時，我更認為悲哀的不是他個人而已，而是這個社會體制脫序的亂象，因此我認為叫“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背後的社會哀歌”或許更貼切！
總而言之，本文之所以會說了那麼多，純粹是因為《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是一部好看電影的絕佳模板，不靠煽情的敘事，就能營造出讓人頗有共鳴的戲劇張力，且劇情背後所蘊含的主題意識更極富深度，值得我們再三省思，所以《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不但確實是一部好看的電影，更是一部好電影。身為一位愛看電影的人，能看到這樣的作品，實在是人生一大樂事！
閱讀更多 一口小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