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習近平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中特別指出，“要發揮社會工作的專業優勢，支持廣大社工、義工和志願者開展心理疏導、情緒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務”。
早在2008年汶川地震災後援建中，我國社會工作就已大顯身手，此後的多次社會重大公共事件中，我國社會工作也有參與，積累了豐富的災害重建經驗，出版了多部災害社會工作學術著作，成立了全國範圍的中國社會工作災害專業委員會，國家層面也陸續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以及《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等法律法規。儘管如此，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還是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衝擊。
今天，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王瑞鴻來談談新冠肺炎疫情對社會工作介入服務帶來的挑戰、對策以及他的所思所想。
01疫情給社會工作服務帶來的新挑戰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抗疫鬥爭度過了早期的茫然混亂，進入到了相對清晰的對抗時期，這使我們有機會重新反思新冠肺炎疫情帶給我們不同以往的嶄新挑戰：
傳染性。我國當代大陸社會工作復興以來遭受最大的考驗就是2008年汶川地震，但是，汶川地震更多是自然災害，富士康事件以及馬航事件更多是社會災害，而新冠肺炎則是疫情災害，尤其是充滿了強烈的傳染性，甚至比17年前的SARS傳染性更強，而傳染性的應對重要措施就是隔離阻斷非接觸，這導致了傳統社會工作的更加註重人際互動的直接服務方法和技巧很大程度上喪失了用武之地。
衍生性。當年在分析汶川地震災害時，用的比較多的一個概念是“次生性”，這意味著地震本身帶來的損失是主要破壞，由此而延伸開來的破壞是次要的，破壞力相對較弱的。社會工作者可以直接圍繞地震造成的傷害開展服務。而本次新冠肺炎所引發的災害則是衍生性的，甚至是疊加性的，換句話說，因為新冠肺炎引發出來的災害甚至可能大於這個醫學傷害本身，最明顯的是為了徹底阻斷新冠肺炎的傳播，全國各地紛紛展開了一定程度上的社會性隔離，在防範疫情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時，進一步影響到了學生的就學以及工人的生產乃至國際的交往，新冠肺炎引發的衛生災害進一步衍生為經濟災害、文化災害、社會災害等。新冠肺炎所帶來的蝴蝶效應般的複合型災害大大超出了當年汶川地震的單一性災害。
系統性。中央政府對於新冠肺炎的表述更多開始定位於這是一場對於我國社會治理的大考，事實也的確如此，從武漢到全國，從地方到中央，在抗擊新冠肺炎這場戰役中，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法制、生態等多個維度的優越性充分得到了展示，與此同時，社會治理中依然存在諸多弊端也展露無疑。牽一髮而動全身，新冠肺炎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了我國社會治理的整個系統。
02社會工作介入疫情服務的新對策
新冠肺炎的社會工作介入在全國各地已陸續展開，結合各個地方的實踐經驗以及各級政府的指導，新冠肺炎的社會工作介入可以從如下方面開展：
醫院為主的直接治療。新冠肺炎首先是一種醫學衛生事件，因此，醫學的治癒是首要的選擇，新冠肺炎患者的康復是第一目標。非常值得欣慰的是，近幾年我國在上海、廣州、北京等地陸續開始了醫務社會工作的實務推廣，國家衛健委也先後發文推動醫務社會工作的發展，醫院成為新冠肺炎鬥爭的第一道防線，相應地，醫務社會工作者成了最早介入新冠肺炎鬥爭的專業社會工作者，也是目前為止最重要的一支新冠肺炎鬥爭的專業社會工作力量，比較遺憾的是，原來一直希望建立的災害社會工作專業隊伍以及公共危機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沒有能夠像醫務社會工作者一樣成為有訓練、成建制的專業應急隊伍，這也是接下來需要進一步加強和推進的。
社區為主的間接預防。 對於新冠肺炎這種強烈傳染性災害來說，最好的解決方案是事前預防，從武漢蔓延出來的新冠肺炎一開始錯失了絕佳的社區防控時機。從目前的整體抗疫情形來看，除了大力推進醫院的直接治療外，武漢、湖北乃至全國目前正在將更多的注意力轉移到社區，社區成為了繼醫院之後第二個重要的抗疫陣地。大量社區工作者的付出帶來了疫情蔓延勢頭的遏制。與此同時，湖北之外的全國其他省市則一開始就把社區當成了抗疫的重要根據地，目前的疫情穩步下降，這也再次說明社區在抗疫鬥爭中的決定性作用。
值得慶幸的是，近幾年社會工作界的學者越來越多地意識到了社區對於社會治理以及重建社會工作學科的重要性，重新發現社區、再次回到社區成為學界越來越響亮的聲音。與此相應的是，國家在推進社會治理的過程中逐步下沉各種資源，社區取代原來的單位成為社會服務的第一公里和社會治理的最後一公里，各個地方逐步建立了一支龐大的社區工作者隊伍。在本次抗疫鬥爭中，社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社區成為社會安全的關鍵屏障。
除了社區的重要性之外，大量的患病、殘障、貧困、老年等弱勢人群會成為社區抗疫鬥爭中無法忽視的服務對象，還有更多回流的非本地戶籍人員也將回歸社區，這事實上已經成為目前社區抗疫中的一個顯性話題。
單位為主的生產支持。隨著抗疫形勢逐步趨於好轉，目前不少地方已開始陸續復工，如同社會學家帕森斯所說，任何一個組織裡，都可以分為工具性功能和支持性功能。企業更多承擔著整個國家中的工具性功能。企業的生產是國家良性運行的基本保障。我國目前正處於人員高流動時期，生產的復工同樣可能會帶來疫情的傳播風險，同時，企業復工也會對員工帶來恐懼等心理壓力。更為不幸的可能是，企業可能裁員甚至倒閉，這都可能會誘發一連串衍生性災害，這些都將是接下來抗疫鬥爭的第三個重點轉移。
再此後還將迎來學校復學潮，這些都可能會成為抗疫鬥爭的第四個主陣地。醫院——社區——單位——學校，這樣一個按照空間或者更確切地說，按照組織的遞次變化，構成了新冠肺炎社會工作服務的生命週期演進圖譜。
03社會工作介入疫情服務的新思考
除了以上主要挑戰和對策之外，本次新冠肺炎鬥爭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值得注意的現象，引發了我們社會工作角度更多的思考：
價值觀的重要性。本次新冠肺炎抗疫幾乎動用了全國所有的人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每個人都是一個戰士。但是，戰鬥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不和諧聲音，比如對武漢人不分青紅皂白的歧視，對湖北人乃至浙江人、河南人莫名其妙的汙名化甚至社會排斥，包括對一線抗疫女性醫護人員性別上的不尊重等等。社會工作非常注重價值倫理，希望通過社會工作來重塑社會大眾的價值和倫理，進一步加強社會治理的軟實力，推動抗疫鬥爭的順利發展。
新科技的有效性。與往年的災後援建不一樣，今年的抗疫鬥爭中科技的力量發揮得淋漓盡致，一開始是大數據對於流動人員的精準追蹤，再後來是各種互聯網新科技對於人員排查等作用發揮，社會工作界近兩年也開始討論大數據的意義，真心希望本次抗疫鬥爭結束後，大數據等互聯網高科技能夠真正在社會工作常態服務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社會服務的精美化。在抗疫戰鬥中，有部分基層人員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存在態度粗暴、手段野蠻，打耳光、遊街示眾等簡單、粗暴方式。這意味著在抗疫鬥爭乃至整個社會治理中，精準、精細、精美應該成為共同的追求。物質的豐盈與靈魂的富足乃至社會的文明都應該成為抗疫鬥爭乃至社會治理堅定不渝的追求，而這也正是社會工作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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