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時期，在國家危難之際，無數愛國志士選擇拿起手中的武器保家衛國。為了革命，許多人甚至選擇犧牲自己，有的人或許才剛成年尚未婚娶，也有的人可能有妻兒在家中等待，即便如此，他們仍是義無反顧衝在最前面，用血肉之軀抵擋洋槍火炮。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民族英雄！他們是最值得我們銘記的人。同樣，烈士的子女們也應該得到善待，可有那麼一個人，他不願接受政府的撫卹金，並且最終選擇自縊離世，為何會這樣？
他名叫陳掖賢，是中國抗日烈士趙一曼的唯一後代，小名寧兒。1927年，趙一曼前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次年奉命回國，先後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從事秘密工作。1928年4月，趙一曼與陳達邦結婚，不久後懷孕。12月，趙一曼在宜昌工作期間，產下一子，取名為“寧兒”（趙掖賢）。由於工作的特殊性，趙一曼不能把孩子帶在身邊，於是把孩子寄養在陳達邦的大哥（陳岳雲）家裡。
趙一曼非常思念自己的孩子，他們總是聚少離多，同時也擔心自己的工作給孩子帶來危險，所以能不見面就不見面。1934年，趙一曼擔任中共珠河中心縣縣委委員、鐵北區區委書記，並在當地發動圈中，建立農民游擊隊，配合抗日部隊作戰。次年，趙一曼兼任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一師二團政委，群眾親切稱她“李姐”（趙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戰士們則稱她為“我們的女政委”。連日偽的報紙上也驚歎這位“紅槍白馬”的婦女。
1935年11月，趙一曼同志在作戰中受傷被俘，日軍為獲取情報便對她進行了簡單的治療，並連夜對她進行審訊。日本人對她用酷刑，可趙一曼沒有吐露任何消息。不僅如此，趙一曼還忍著傷痛怒斥日本侵略中國的種種罪行。“我的目的，我的主義，我的信念，就是反滿抗日。”這是趙一曼在獄中所說的。後來，由於傷勢過於嚴重，趙一曼生命垂危，日軍將她轉送到哈爾濱市立醫院進行監視治療。在住院期間，趙一曼對看守的警察和護士進行反日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最終兩人選擇幫助趙一曼逃出日軍的魔掌。
不幸的是，趙一曼由於身上有傷，路上行動並不順暢，最終再次落入日軍的手裡。日軍再次對趙一曼實施酷刑，可是仍沒有得到有用的情報，於是將趙一曼同志殘忍殺害，年僅31歲。在慷慨就義前，趙一曼留下了對兒子的期盼：
“母親對於你沒有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鬥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在你長大成人之後，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陳掖賢是抗日烈士趙一曼的唯一後人，他沒能見到母親最後一面，並且在母親遇害後“隱姓埋名”。新中國成立後，陳掖賢的親姑姑陳琮英找到了他，並把他送到中國人民大學讀書。陳掖賢是一個可憐的孩子，他從未得到過父母的愛，生父陳達邦在他出生時就被派到法國工作，直到1943年才回國，並且已經再婚。陳掖賢知道自己的母親是抗日英雄，他不怪母親沒能照顧自己，但似乎對父親沒有什麼感情。
1955年，陳掖賢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並被分配到北京工業學院任教。值得一提的是，陳掖賢生前拒絕領取政府發放的撫卹金，他認為母親的榮譽是母親的，不能用母親的功績來換取任何利益。陳掖賢曾教育子女：不準向任何人提起自己是趙一曼的後人，更不準以她的名義來換取自己的利益，你們是你們，奶奶是奶奶。至於陳掖賢最終為何會自縊離世，還要從他的經歷說起。
經過那段“艱難歲月”後，陳掖賢非常鬱悶，首先是領導對自己實在是太過於“照顧”，使他有了非常大的思想負擔。陳掖賢認為，不能因為自己的抗日烈士的後人，就應該享受“特權”。其次，陳掖賢始終不明白，父親陳達邦一生都在為革命事業做貢獻，為何會被誣陷“打倒”。為此，陳掖賢多次給中央寫信為父親的經歷“討說法”，可並沒有得到任何答覆。不僅如此，陳掖賢也因此被關在牛棚隔離審查。
陳掖賢很不理解自己的父親為何被“打倒”，也不懂自己身邊的人為何變化如此之大，壓力接踵而來，壓得他喘不過氣來。1982年8月15日，陳掖賢在家中自縊離世，終年53歲。他的一生似乎是悲劇的，可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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