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故事，但凡套上“真實事件改編”的模子，總顯得悲憫而令人動容。在故事背後，是鮮活的生命，是可被理解的愛與悲傷。“愛你就像愛生命”，不是一句單薄的抒情話語，是父親李武雄，要用一生去證明的，給女兒的諾言。
2009年，第二次做導演的臺灣演員戴立忍，只花了100萬人民幣拍成的黑白電影《不能沒有你》，在第46屆臺灣電影金馬獎上連拿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年度臺灣傑出電影以及觀眾票選最佳電影五個大獎。
隨後，在2010年的第十屆華語電影傳媒大獎中，奪得了最佳電影的獎項，同期獲獎影片還有《竊聽風雲》、《花樣年華》、《瘋狂的石頭》等。
《不能沒有你》國內版海報
影片講述了一個在港邊討生活的窮苦男子，和他親生卻並不“合法”的七歲女兒之間，無法被分離的故事。
為了爭取女兒撫養權，他來回奔波，四處陳情，卻一無所獲。無助的他選擇了抱著女兒，從臺北天橋往下跳。
在這部黑白膠片式的電影中，導演用簡單的基調奠定了沉穩有力而引人入勝的訴說姿勢，同時也給觀眾留下了足夠的想象空間。
他以“屢見不鮮”的新聞事件作為突破口，展現了2009年的臺灣，經濟衰頹下小人物的命運，抨擊了一個高度組織化社會的機械性，充滿著人文關懷。
《不能沒有你》截圖
黑白色基調下，解構現實的紀實性電影
1、紀實性的故事背景
1991年前後，在楊德昌事業的巔峰階段，戴立忍曾作為學生，上過他兩年課。
戴立忍很好地繼承了老師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奇特敘事風格，改編了2003年的一個新聞事件，最終有了這部《不能沒有你》。
兩任導演在影片上的共同點是：用影片來解構當時的臺灣社會，其電影好似放大鏡一樣放大當時臺灣的社會現狀。
影片開始於2009年的一個破舊的漁村，來自高雄的父女倆住在一個廢棄的海邊倉庫裡，連電線都是偷接的。
破舊倉庫中，相依為命的父女倆
整部影片,摒棄了高雄的大都市形象,代之以低矮的平房及凌亂的修理間,把下層人民不為人知的一面展現在觀眾面前。
正是這種對現實社會與經濟生活情況逼真的反映,才能引起觀眾情感的共鳴,從而為影片的成功奠定了紮實基礎。
為了養活自己和女兒，父親李武雄一直在找工作，只是僧多肉少，並沒有合適的工作適合他幹。
而現實中的2009年，臺灣正陷於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中，失業率大幅上升，原本就在臺灣經濟中屬於弱勢群體的南部地區更是雪上加霜。
以本片故事情節設置的地點高雄為例,高雄市百分之七八十的市民都屬於勞工階層，屬於臺灣社會中最下層的人群。
他們想謀生更是難上加難。
無證的李武雄潛水為生。
2、“黑白”質感的用意
黑白色調的選用，往往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悲劇、苦難、壓迫等負面詞語，讓觀眾對影片產生一種“年代久遠”的距離感，但同時，也更容易抽身出來去思考更多。
影片的悲劇剝絲抽繭地層層裸露出來：
原以為女友只是不告而別，沒想到早已結婚；原以為只是貧窮，沒想到依戶籍法規規定，女兒的父親不能登記為李武雄。
也就是說，儘管母親從來沒有管過女兒，但撫養權仍然歸屬於她；而社會保障局將以法律名義，將父女倆強行分離。
父親滿懷希望地去找那些官員，官員們臉上帶笑，彬彬有禮，初見之時，總有種如沐春風的暖意。
但對於父女倆的問題，卻心照不宣地推卸責任，一句“按制度辦事”堵死了父親李武雄的所有出路。
警員要帶走女兒時，父女倆掉在地上的砧板和魚。
“你看以前那些戰爭的照片，又或者是場面有激烈衝突的照片，一般都會用黑白膠捲去表現，因為可以減低畫面上那種不舒服的感覺。”——戴立忍
在僅僅一百萬的預算內，黑白膠片的價格反而比彩色膠片昂貴。戴立忍決心用簡潔的黑白風格，去掩蓋影片中父女倆髒亂差的生活環境所帶來的不適感，從而留下更多的空間，去讓讀者自己填色。
這種互動模式將感官上的不適降到了最低，而將除開色彩之外的表情、劇情等元素推到了最高峰。
觀眾開始注意到僵化了的政治體制，注意到旁觀者的冷漠和嘲諷，注意到髒亂差的環境之外的，父女倆的溫情脈脈和堅韌不拔。
父女倆的彩色劇照
個體的苦難與旁觀人群冷漠的“看客心理”
在整部影片中，所有人都在旁觀這場鬧劇。諷刺的是，在影片之外，投資方拒絕投資的理由也是：“觀眾看電視新聞就足夠了，不必花錢看你的電影。”
1、制度的僵化，一個高度制度組織化社會的荒謬
在爭取女兒撫養權的過程中，父親李武雄遭遇了多次官員踢皮球的情況：
當上官了的小學同學林進益笑眯眯地讓他找戶政司王組長；王組長和藹地讓他回高雄，找當地戶政事務所地林專員；王專員直接消失稱不在，當地辦公人員稱，此事需要孩子的母親和現任丈夫來處理。
一切回到了原點。
李武雄冒雨等待林進益，用塑料膜護住了女兒
在這個過程中，強烈的戲劇衝突展現了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的荒謬：這個社會一切講規則，一切講究法制。每一個人明明都不是壞人，明明舉止文明禮貌待人，但卻解決不了一個底層百姓的生活問題。
對李武雄來說，女兒是他生活中的唯一希望，他不知道要怎樣按照社會的要求做，才能留住女兒——所有人對他說的話都是“正確的廢話”，沒有任何作用。
而最諷刺的是，在與好友財哥的通話中，他聽到了林進益的慷慨陳詞：“政治過程草率，缺乏整體規劃，就這樣一意孤行，倒不如找更多的人，找更多的人來給他抗議。”
明明他也是那僵化的體制中的一員，卻以正人君子的形象，發出如此宣言。
2、“社會不公”的呼號，指向每一片雪花
恰好是這通電話，讓他想起了一個偏激的處理方法：以父女倆的安危，逼得媒體和社會正視這個問題。
他撿起了之前鬧事的人舉的牌子，想學他們也來一場偏激的示威，卻被警員圍堵，強行帶走到了警局。
那一箱為了和官員搭話而忍痛買下的蘋果，就這樣被扣在地上，離他漸行漸遠。
這箱蘋果被還回來的時候，每個果子上面都佈滿了斑斑駁駁的痕跡。
李武雄想起那些在臺北的日子裡，他捨不得買吃的解決自己的溫飽，這一箱狠心買下的蘋果，寄託著自己和女兒在一起的美好願望。
現在卻千瘡百孔。
絕望之下，他最終帶著女兒爬上了天橋。
有六家媒體聞訊而來，這事成了新聞在電視臺上輪番滾動播放。
與此同時，他也成為了茶餘飯後的笑談：站在電視機前的人們饒有興致地討論著他的舉止，認為他是“想紅”的也有，語氣輕鬆地說“他不敢跳”地也有。更有甚者，笑著對身邊的人說：“他快跳一跳我們也好回去上工了。”
另一邊，有記者對他說：“先生你有什麼苦衷？”他大喊著：“社會不公啊！”隨即被警務人員援救上來，臉頰被按在地上，淚流滿面地眼看著自己的女兒被帶走了。
在這個悲劇中，沒有一個人是無辜的：那一句“社會不公啊！”是對僵化的體制怪獸的反抗，是對嗜血卻不幫忙的媒體的希冀，是對冷漠旁觀的“看客”的憤怒和不滿。這樣的呼號，如利劍般指向了每一片雪花。這樣一個心繫女兒的父親由希望走向絕望的過程，讓我看到了身處底層的小人物對整個社會的害怕和不適應。
結語
在影片的最後，時隔三年，李武雄終於和女兒見面了。
他們一個在船的這頭，一個在岸的那頭，想說又不敢說話，生怕這是一場夢境。
這段溫暖乾淨的親情，終究是圓滿了。
在任何一個時代裡，我們都是渺小的小人物，被迫捲入時代的潮流中，隨波逐流的同時可能會被時代的浪潮淹沒。所以，只有迎著風浪勇往直前，才能在對抗中一點點找到自己的位置，才不會丟失我們手中的那些美好。
也正是那些美好，讓我們擁有一往無前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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