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多數人都宅在家裡，無心辦公，也學不進去。
照理說，大家都乖乖呆在家裡等著追劇，這段時間播出的電視劇應該會很吃香。
然而，北京衛視和上海衛視聯合力推的都市劇《安家》卻爭議滿滿，不少網友嚴詞拒絕：
“鐵公雞夫婦的劇，我們不看！”
究其原因，《安家》的女主角正是孫儷，她與老公鄧超曾為疫情捐款30萬。
乍一看，30萬也不算小數字，然而鄧超和孫儷都是事業紅火的公眾人物，綜藝和影視雙豐收，收入十分可觀。和其他同為明星的夫婦相比，他們捐出的數額就不太令人滿意了。
兩人之前憑藉熱劇和綜藝，國民好感刷得滿滿，結果捐款數字一出，不少網友大呼失望，甚至要脫粉轉黑。傳聞說孫儷拍《安家》的片酬已經下跌不少，如果捐款風波的影響真如網友所說的這麼嚴重，那麼之後的發展可能要打個問號了。
其實，不只是明星會遇到怎麼捐、捐多少的問題，在工作單位或學校發起的捐款中，普通人也會感到頭疼。
對於捐款，我們會有一些習慣性的考慮，比如領導肯定要比員工捐的多，或者打聽別人的捐款金額，不要讓自己的金額墊底，不然會很丟人等等。
疫情當前，我們擁有的捐款慣性思維是否合理，它們的來源又是什麼，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鐵公雞的標籤，能不能貼，怎麼貼
“我不是道德綁架，但他們掙這麼多錢......”
控訴鄧超夫婦的經典句式如上。
它意味著多數網友明白自己的行為可能涉及“道德綁架”。與其被藝人粉絲抓住這個點來來回回的辯論，倒不如直接拋出來撇清關係。
那麼，給捐款少的當紅明星蓋章“鐵公雞”，是否就是道德綁架呢？
從概念出發，道德綁架是指人們用自己的道德標準去衡量他人行為、強迫他人按照自己的道德標準行事的現象。
人們常說，法律是道德的底線。也就是說，常人能夠理解的道德標準大多數都在法律之上，而這些自我規定的道德標準則存在極大的自由性。
人與人心中的道德準則自然不同，但只要它存在，自有它的理由。
法律規定有錢人一定要捐的更多嗎？沒有。
我們習慣性地期望有錢人捐更多錢去回饋社會，而這種期望是自己的道德標準嗎？是的。
看來這些網友的觸覺是相當敏銳的，道德綁架一詞的確和他們的行為密切相關。
其實除開早期的捐款，孫儷夫婦還直接給醫院捐贈了物資。這些物資幾乎悄無聲息地交到了醫護人員手上：
的確，和他們的財力相比，我們可能無法理解捐贈物資的困難和消耗，付出多少都不算多。
與其否認，倒不如明明白白的說：“我的確是在道德綁架，然而我對鐵公雞夫婦的好惡是我的個人決定，失望是我的自由，抵制也是我的自由。”
這樣一來，罵聲不停，也有它的原因了。
捐款，一場面子保衛戰
和公眾人物大同小異，我們在工作單位或學校組織的捐款中，也會習慣性的在意他人的眼光。
因為我們深知道德綁架一直都在，誰都不願意變成表格裡墊底的“吝嗇鬼”。
捐款，不僅是做慈善，還是一場面子保衛戰。
有人為了顯得自己慷慨，忍痛多塞幾百塊錢；有人一擲千金後，也總要拿著巨型紙板支票與收款方合影。
也許我們的出發點是善良，然而在公開的表單下，為了獲得良好的風評和形象，我們還得顧及自己的面子。
錢不是大風颳來的，與其說是“自願捐款”，有時候倒成了不得不捐。助人為樂本是快樂的事情，卻引發瞭如此的糾結和痛苦，箇中無奈令人咋舌。
有錢人真的慷慨嗎？
影響人們捐款多少的一大重要因素就是人們擁有的財富。我們期望有錢人慷慨的原因，也在於他們擁有的財富數量更多。
然而，有錢人並沒有想象中的慷慨。The Conversation 公佈的研究表明，與高收入者相比，低收入者的捐款數額所佔收入比重反而更高。
究其原因，有錢人和普通人捐款的觸發條件不相同。
生活條件不富裕的人更容易感知到財富較少的人的難處，他們對捐助對象的心酸和無奈感同身受，這種與他人的聯繫感(communion)促使他們產生捐款的行為。
生活富足的人，自主感(agency)會更加強烈，他們會將目光放在個人目標和自我價值。站在救助者的角度對他人伸出援手，能夠讓他們感受到自我價值的實現，進而做出捐款行為。
對富人而言，其他捐助者的身份也是捐款的參考標準。“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個人生活習慣會延伸為對其他人的態度，這也是為什麼參加慈善晚宴總被視為身份和能力的象徵。
捐款的出發角度只是一種心理探究，歸根結底，我們還是希望每份捐款都能落到實處。
捐款，力所能及就好，不要讓窮人捐到無法生活、明星詐捐換聲譽的慘劇重演。
結語
疫情之下，頻繁的捐款事件也許會給我們帶來煩惱。
然而，無論捐款是出於怎樣的心態、以什麼形式捐助、得到了什麼樣的評價，本質上都為疫情做出了一份貢獻。
捐款是自願行為，只要力所能及的提供了幫助，就是你為社會做出的貢獻。
不用在意他人目光，我們自己覺得有意義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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