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所謂士人，泛指古代的知識階層，

三言二拍

明朝晚期馮夢龍、凌濛初所著的白話文小說《三言二拍》中，出現瞭如士人、商賈、官吏以及各行各業的諸多人物形象，通過對這些形形色色人物的描寫，結合一個又一個小故事，真實的反映了明代中晚期物質主義盛行、享樂主義至尚的真實社會。這其中的士人形象的描寫尤為突出，在這些士人身上，不僅具有傳統士人的個性才情、風雅格調，也有在現實社會下，如商賈般的世俗精明和小市民般的平凡市儈。這種遠在高堂之外，又處於江湖之中的複雜且真實的性格，反射出晚明那個特殊時代獨有的文化色彩。

作為曾經的四民之首，從高臺上跌下來後，從科舉入仕的美夢中醒來後，所要面對的，就是冷冷的現實，如何在現實中更為適應的生存下去，使原本清高的士子，逐漸的走下神壇，走入了真實地社會，去尋找新的生存空間和生存方式。

1、 不再勤奮上進而採用投機取巧的世俗心理

傳統的士子上升之路，無非是通過科舉而入仕。而在《三言二拍》中，大多文人士子卻不願意通過這個渠道去實現人生目標，往往去想法設法通過一些投機取巧的方式來獲得發跡。在《喻世恆言》卷十一《趙伯生茶肆遇仁宗》中的秀才趙旭，在科舉失利後，流落於東京街頭。幸運的遇到仁宗，靠其"賞識"衣錦還鄉。 卷六《俞仲舉題詩遇上皇》中的士子也是通過得到高層的賞識提拔後，才改變命運。這些描寫，反映了

傳統士子形象

與此同時，小說中幾乎所有的發跡士人，背後都有一個女性。通過這些女性的幫助，來完成成功之路。而對於這些女性，士人大多采用的是帶有市井氣息的逢場作戲。《王嬌鸞百年長恨》中的周彥章，是蘇州府司教之子，初見王嬌鸞，驚豔其美色，便欲求歡，為得到王嬌鸞，發下百出咒愿。在窮困潦倒之時，王嬌鸞是他的救命稻草，幫助他取得功名。但再遇到富家女後，就背信棄義，將與王嬌鸞的婚姻視若兒戲，最終招致亂棍身亡的下場。

士人們已經與莊重嚴肅的文人形象大相徑庭，許多士人不但對於功名上期待能有貴人抬舉的偶遇，感情上更是不再認真對待。更有甚者，就直接投身於市井裡追逐歡樂，以所謂的浪子情懷去扮演風流倜儻的世俗形象。

2、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般精明狡詐般的智慧

以理服人，是古代的傳統規範，引經據典、結合道理來說服對方，使之從心底產生服氣。這種也是古君子所倡導的風格。但是在明朝晚期的社會中，

士子

同理，在卷六《酒下酒趙尼姑迷花，機中機賈秀才報怨》中，賈秀才為報妻子被人奸騙之怨，不怕再次損失名節，讓妻子引誘賊人上鉤，從而人贓俱獲，藉助官府除掉惡賊。這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方式，是士人們越來越世俗化的清晰表現。

明代中期以後，傳統的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遭受到了商品經濟的巨大沖擊。隨著以紡織業為代表的手工業興起，社會財富逐漸集中在以商賈為主的手中，而在整體社會風氣以享樂為主的風尚下，知識階層尤其是下層的知識分子，地位逐漸下降。不再是"士農工商"四民之首，而是向之末發展。士人們面臨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有心隨波逐流，但又受困於傳統的價值觀念之中，以至於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

3、 求取功名不再是唯一的出路

在中國古代傳統觀念中，讀書即是為了有朝一日得中高第，飛黃騰達。而科舉，是讀書人最為直接的途徑，但在明朝中後期，隨著人口不斷增加，而科舉的狀元、舉人、進士等名額卻所增無幾，競爭加劇，導致命中率極低，正所謂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狀元

而在商賈之路上，經濟的復甦使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成功，"士而成功也十分之一，賈之成功十之八九"，兩相對比之下，一部分屢試不中又因生活窘迫的士子，棄儒從商、棄學從商就成了他們必然的選擇。同時，明朝中晚期朝局的動盪、仕途險惡也是這部分人選擇放棄功名之路的內因。

此種例子，在小說中比比皆是，《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七的《疊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靈顯靈》中的程宰，"世代儒門，少時多曾習讀詩書"，但是久考不中，又處在徽州商業氣息濃厚的環境中，"商賈為一等生業，科舉次之"的風俗驅使著這個曾經想求得功名的讀書人，扮演起商人角色。初次嘗試，由於經驗不足，將家產賠了個乾淨。此時的他，心中所想的是"怕歸來時受人笑話，無面目見江東父老"，骨子裡還多多少少帶有文人死要面子的性格，之後，這個做生意不在行的儒生，困窘之際，得到了海靈的相助，通過囤積居奇大發其財。

仕途競爭激烈，且官俸低微，許多士子就會視仕途為畏途，在這部分士子的觀念中，科舉只是求取功名的手段，而不是人生的目的，通過其他途徑同樣能光宗耀祖。

4、 放棄"君子固窮"的傳統人格理念轉而如無賴般胡作非為

孔子在周遊列國時，曾在陳國斷了糧，隨行的人餓的生病，連路都不能走。子路就憤憤不平的問孔子："君子亦有窮乎？"孔子答道："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孔子

孔子的意思是說，君子在窮途末路的時候，也能固守節操和本分，而小人如果身處逆境，就容易想入非非，胡作非為。從孔子的話中，我們可以得知，作為以君子自稱的士人，在面對窘迫之境，保持自己的操守，不胡作非為，是君子士人基本的處世準則。

而到了晚明時期，因社會環境的變化，自視為君子的士人，與世俗文化的交融越來越多。明代嘉靖時期之前，士風還較為正統，文人墨客們談吐高雅，舉止頗有古君子之風。而之後的士風日漸低下，清高的士子們談吐粗鄙如村巷之人，超凡脫俗的光環逐漸崩塌。

《三言二拍》中落魄的士子們，在繁華的商品社會無所適從，無志且又無奈，才學不足又品行不佳，如《警世恆言》第六卷中的酸儒俞良，趕考不中，金榜無名，囊中又羞澀，於是在科舉失意後，選擇流浪人生，在杭州街頭混吃騙喝，"但遇見如秀才等上店吃酒，俞良便入去投拜，混的兩碗酸酒喝，爛醉便隨處安然入睡。"每天均是如此，住店的房錢、吃酒的飯錢也不付，還有時在店內乘著酒興耍酒瘋，開店的孫婆無奈只得不要房錢，還送他幾貫錢打發他走。

俞良這種在茶館賴掉茶錢，又在酒館內白吃尋死，其行為已經與市井無賴一般無二。在他身上，很難會將他與峨冠博帶、道貌岸然的文人士大夫聯繫起來，只會認為其只是一個潑皮無賴罷了。但事實上，他曾經也是具有才情的學子之一。

在面對生活的窘迫和遠方的詩意兩相對比下，生活的窘迫才是最為真實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種胸懷，已經不為這些士子們所接受，身衣口食，才是需要想辦法的事情。

5、清高形象的崩塌及落魄的窘態

在《三言二拍》中，如"安貧樂道，我豈不知？奈何身衣口食無處措辦，叫我等如何是好？"此類的哀嘆，隨處可見。這種明代士人面對傳統觀念和現實所表現出來的無奈和苦悶，是在當時的時代縱慾風氣的影響下，部分鬱郁不得志的士人真實的寫照。

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的經商逐利，改變了社會道德觀與價值觀。士人的斯文已經難以與金錢的力量抗衡，於是，越來越多的士人斯文掃地，加入到曾被他們視之為"末業"的行列中。

"昔士大夫以清望為重，鄉里富人，羞與為伍。有攀附者必峻絕之。今人崇尚財貨，見有擁厚資者，反屈體降志，或定忘形之交，或結婚姻之緣。而窺其處心積慮，不過利我財耳。遂使此輩忘其本來，足高氣揚。"---《醒世恆言》

商人因為財富，提高了社會地位，士人因為清貧，降低了社會地位。在這種背景下，士人長期以來的光環，已經崩塌，清高的形象更是不復存在。追求現世享樂的社會風尚給以儒為業的文人士人們的思想觀念造成了有力的衝擊。他們在面對衝擊時，對曾孜孜追求的理想人格、人生境界進行了重新的審視和思索，從而感受到傳統思想對人性。本性的束縛，於是就開始講人生態度進行轉變。將吃喝玩樂、攜妓治遊列為人生快樂，將這些享樂行為視為率性而活。

與士人境界的變化相關聯的就是其行為的市民化，士人們不但讀書，還從賈行商，或者邊入仕便經商，即便是得中功名，也是為了財而已。同時，還有大量落魄的士人，因為窘迫，被周圍的人譏諷，他們在時代浪潮的衝擊下，迂腐卻又與社會格格不入，成為人們嘲弄的對象。因落魄而受到鄙薄，因通達及第而受到尊崇，這種市民階層的功利性以及勢利態度所表現出的世態炎涼，也是小說外真實社會的折射。

結語：

士人是一類特殊的人群，他們比其他階層的人更能在生活中注入自身的理想和信念，也更為關注他們所生存的這個社會，關懷國家民生。在許多古代的文學作品裡，文人士子的形象始終在世俗的外圍遊走，到了《三言二拍》中，一部分士人，開始走下神壇，進入世俗的生活，完全融入了市井，他們在名利場上投機取巧，在感情上逢場作戲，甚至為了生存不擇手段。從傳統士人的高尚、優雅、莊重到如小市民般的尋常庸俗，刻畫了晚明時期這個物慾彭拜的特殊時代裡獨特的時代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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