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受個性解放思想潮流的影響和男性作家的鼓舞支持，一批女作家們浮出歷史地表，躋身文壇，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留下了女性獨特的聲音。

在啟蒙者們看來，家庭是封建思想與倫理的集中地，是扼殺個人自由意志的屠宰場，它以絕對的權力支配著家庭成員的思想和行為。要想實現舊中國的現代性，就需要清除封建與傳統，而反封建反傳統的首要攻破點，就在家庭之中。

當無數人書寫青年人頭破血流地走出家庭，探索個人自由意志的實現途徑，冰心卻另類地將女性重新安置在家庭這一空間之中，讓她們迴歸傳統的“賢妻良母”的女性角色。她這一行為受到了當時眾多作家、評論家的批判，斥責她為“保守主義者”，即便到了今天，依然有評論家不無諷刺地指出，冰心那過於優越的家庭環境讓她根本不懂得何為人間疾苦，她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去審視女性的現代化改造，她自己在舊式家庭中安然處之，也讓筆下的人物如此，讓她們再次成為男性的附庸。

誠然，相較於同時期的女作家，冰心有著得天獨厚的優渥條件：她家境殷實，頗受疼愛，自小飽讀詩書，深受古典文化薰陶，之後又廣泛接受了西方先進思想。她身上有著傳統和現代兩套系統，不分優劣，在一定程度上，她更傾向於傳統的理念。雖然良好的環境讓冰心對社會上的痛苦理解不深，但未必代表身為知識分子的她對新時代中女性的生存之道沒有自己的思考。在創作時，她沒有摒棄傳統，而是融合了傳統和現代兩套經驗，重新審視了家庭空間，力求為女性尋到一個適宜的奮鬥之路。

一、“男主外，女主內”的現代詮釋

《兩個家庭》將三哥和陳華民的家庭環境進行對比，探討了同為滿腔抱負的歸國留學生卻走向迥異命運的原因。三哥和陳華民擁有著相似的人生經歷，一同畢業、留學、歸國、求職，也有著相同的愁悶愁緒，都為社會環境黑暗腐朽、有志者壯志難酬而深感苦悶，但三哥於苦悶中依然有快樂，始終保持著生活的熱情，而陳先生卻逐日鬱鬱寡歡，最終病死。

小說中，作者有意強調，造成二人不同結局的原因在於家庭氛圍的不同。

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看看，卻是上學期的筆記，末頁便是李博士的演說，內中的話就是論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與男子建設事業能力的影響。

三哥的家庭其樂融融，妻子亞茜溫柔賢惠，滿腹才華，教子有方，不僅將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條，而且還能幫助丈夫處理相關工作，夫婦二人相敬如賓；陳先生的家庭卻雜亂無章，烏煙瘴氣，妻子本身嬌生慣養，無學識也無教養，終日沉溺於應酬宴會，無暇顧及孩子和家庭，致使孩子越來越放縱恣肆，家庭內部矛盾不斷，使本就為社會所累的陳先生更加疲乏，最終英年早逝。

故而陳先生的悲劇和三哥的幸運源頭都在各自的家庭。但細讀文本可以發現，作者雖然將男子事業的成敗與家庭的幸福與否相關聯，但其中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妻子這一角色，換言之，妻子決定著丈夫的命運。中國傳統思想講究的是三綱五常，女性的命運由男性掌控，這一命題得以成立的先決條件是男權的無可撼動，而冰心卻將權力放到妻子手中，讓男性的命運由女性操控，這不僅打破了傳統的男權主義思想，也讓女性認識到自己的價值和意義。

小說中的兩個家庭，都是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模式，但其中又包含現代因素，使之區別於真正的傳統家庭。傳統意義上的家庭，女性被侷限於家庭空間之中，雖被丈夫賦予管內的權力，但事實上並無實權，在絕對的夫權面前，女性所謂的管內權力只是一種附庸和從屬，屈膝於夫權之下。三哥的家庭，夫妻之間的權力分配非常明晰，家庭由妻子亞茜全權負責，這不是權力的下放或賦予，而是夫婦二人統一商定、平等交流的結果，三哥尊重亞茜對家裡的一切操持，而亞茜也同樣支持著三哥的抱負，二人居於平等的地位共同經營家庭，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嫁夫隨夫，為夫是尊的等級差別。

從這一意義上而言，冰心創造的理想家庭，沒有改變家庭的結構和分工，但通過改變權力分配和夫婦相處模式讓傳統家庭呈現出現代的因素，不僅賦予了女性權力，也扭轉著男權中心的思想意識。在這裡，女性並非被困於家庭之中，而是在家庭中謀求了一份事業，作者想以此來表明：女性無需走出家庭，在家庭之中同樣可以尋求個性自由和實現自身的價值。

二、傳統家庭的改造者

雖然冰心將管家的權力和影響家庭的能力放到妻子手中，但妻子若只是停留於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身份，很容易被斥責為“屈服傳統”。對此，冰心沒有讓亞茜止步於傳統的女性身份，而是巧妙地賦予了她現代性的身份——傳統家庭的改造者，這一點突出體現在她對兒子小峻和下人的教育上。

1. 教育孩子

小峻乖巧懂事，安靜沉穩，顯得過於成熟，身上完全沒有這個階段孩子固有的調皮喧鬧，像一個“小大人”。

當父母提出孩子不願履行的要求時，陳先生的太太是打發孩子幾個錢，讓他們自己出去玩，或是讓下人將孩子抱走，而亞茜則巧妙地賦予孩子家庭身份和地位，讓孩子意識到自己也是家庭的一員，有責任幫助父母，對於父母的要求也就樂於執行。

亞茜站起來喚道，“小招待員，有客來了！”

小峻抬起頭來說：“媽媽，我不去，我正蓋塔呢！”

亞茜笑著說：“這樣，我們往後就不請你當招待員了。”

小峻立刻站起來說：“我去，我去。”

不同於傳統家庭中以“孝道”驅使的對父母的“唯命是從”，亞茜與兒子小峻的相處紮根於平等溝通的基礎之上，通過賦予孩子家庭身份讓他意識到自己對家庭的責任，這一點是現代家庭教育中經久不衰的理念。

除了教育孩子的方法具有現代性，亞茜教給孩子的知識也不再是傳統思想文化，而是新文化運動極力推崇的科學知識。小說中的小峻到了夜晚，乖乖回屋睡覺，沒有一絲對黑暗的恐懼。究其原因，是母親亞茜從不給他灌輸神魔妖怪之類的故事，而是耐心地為他講解各種自然現象的原因，以科學來武裝他的頭腦。

亞茜笑說：“我從來不說那些神怪悲慘的故事，去刺激他的嬌嫩的腦筋。就是天黑，他也知道那黑暗的原因，自然不懂得什麼叫做害怕了。”

對小峻而言，亞茜不僅是作為養育者的母親，而且是傳播科學的老師。

在母親的引領下，他能夠以科學的態度解釋自然現象，也就杜絕了對神明的崇拜，對妖魔的恐懼，避免進入迷信的漩渦，從而也就保障了這場新文化運動的後備青年資源。小峻若日後推動新文化，必然不會像當時經受了兩種文化薰陶的青年那般，有諸多迷茫和徘徊。

2. 啟蒙下人

除了教育兒子，亞茜還擔負起啟蒙下人的擔子。

因此就僱了這個老媽，不過在粗活上，受亞茜的指揮，並且亞茜每天晚上還教她念字片和《百家姓》，現在名片上的姓名和帳上的字，也差不多認得一多半了。

小說雖對此著墨不多，但顯然這是作者安排給女性的另一重要身份——啟蒙者，而這也是新文化運動中知識分子的普遍身份認同。

識文斷字是一個人走出愚昧的最佳途徑，也是衍生自我思想的必備條件。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初衷即是推進民主和科學在中國的進程，而要推進這新的事物，必然要革除舊的事物，才能讓新的文化紮根生長。而舊事物的主要承載物，是人，是人的思想意識、言行舉止乃至生活環境。無文化、無學識、無思想的人更容易被統治，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受教育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更是等級差別的劃分，上層人士掌握著教育權來鞏固統治。唯有改變人們舊的思想，讓他們擁有自我的意識，才能讓新文化順利推行，所以，啟蒙者尤為重要。而亞茜自覺擔負起這一責任。

由此，亞茜作為女性，雖然和傳統女子一樣待在家庭之中，但她的身份已發生了質的變化，她不僅在家庭中有與丈夫對等的地位和權力，而且和出門在外的丈夫一樣，都主動擔負著社會賦予的重要職責，而這一切，並沒有因為她居於家庭空間而有所改變。她既是傳統文化所推崇的賢良妻子，也是現代化進程所鼓勵的新女性。

三、冰心式改造的得與失

很多五四女性青睞於出走家庭的“娜拉”，蔑視迴歸家庭的女性，對重新操持家務的女性更是嗤之以鼻，她們所認為的女性出路，即是毅然決然地拋棄家庭，擺脫封建桎梏，而後在社會中謀求一份事業，獲取自由。這一人生模式呈現在很多知名的五四女作家筆下，但不論她們在文中將女性的前景描繪得多麼光明，事實卻沒有她們想象得那麼簡單。

首先，女性在社會上很難謀求一份正當、合適的事業，畢竟在當時很多有志向的男子都只能終日枯坐，比如小說中的陳先生，他的學識才華讓眾人羨慕，但謀求的職業，卻是一份尸位素餐、無關緊要的事情，男子的出路都如此艱難，何況女性？她們想要實現自己的抱負豈不是更加艱難？更加渺茫？

其次，女性要比男性承受更多的社會壓力，比如婚姻。沒有適時結婚會被說三道四，追求自由戀愛又會被斥為不孝子女，遵循既定人生軌跡結婚生子，又會被家庭瑣事連累，終日迷茫。

所以冰心從一開始，她就不打算讓女性出走家庭去承擔那些男子都無法應對的壓力和焦慮，她讓女性居於家中，以家庭為立足空間，通過這一窗口去實現自身的現代性。她將傳統的相夫教子賦予了新時代的內涵，通過賦予女性權力讓她們得以在家庭這一空間中作出和男子一樣的社會貢獻，這樣既保護了女性，也讓她們自身價值通過家庭空間得以社會化。即便蟄居家中，女性依然是新時代的參與者和貢獻者。

冰心所暢想的這一路徑確實有可取之處，但它的潛在條件卻極為苛刻。首先，作為啟蒙者、教育者的妻子，必須要接受高等的教育，僅僅能識文斷字是不夠的，要大量接觸西方先進文化，能通曉外文；其次，有知識還不夠，要將知識內化，深刻領悟，才能有與之相匹配的行為，小說中的陳太太也懂得“自由”、“平等”，但她的理解僅限於字面，沒有深入，所以無法將家庭打理得如亞茜家一般；最後，若想實現冰心的暢想，女性們需要尋得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侶，他必須尊重你，支持你，能與你平等交談，共同承擔，共同進步。

如此一來，冰心式的改造成本過高，她所要求的家庭和諧得不真實，可操作性過低，也難怪人們批評她“太過理想化”。即便如此，冰心的傳統家庭改造模式為新時代女性設計了一個略為粗糙的藍圖，對女性的現代性出路也是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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