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會是體育盛會，更是一場大型文化活動。作為東道主，21世紀的日本希望新國立體育場向人們傳遞的絕不僅僅是一個建築的形狀，應該是有關日本文化的綜合呈現。此次圍繞新國立體育場設計和修建，隈研吾先生講述自己對建築哲學、時代變遷、人與自然等方方面面的思考，同時也不得不說，隈研吾的想法在當下日本社會普通民眾中很有代表性。
範佳元｜文
如何看待兩次奧運會之間的時代變遷？2020年東京奧運會主會場設計者隈（wēi）研吾先生在《我為什麼要建造新國立競技體育場》一書中，從體育場館的角度展開思考，以一名建築家的視角，講述了他對這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現代化的感悟。
隈研吾生於1954年，是戰後日本第四代建築家。他的作品分佈世界各地，但在此次東京奧運會之前沒有一件是與體育有關。巧合的是，令隈研吾立志成為一名建築師的契機卻是一座體育建築——為1964年東京奧運會建造的代代木國立綜合體育館，它是當時的奧運會主會場，此次是在原址上新建，因此稱為“新國立競技體育場”。
當時的隈研吾只有10歲，在父親的帶領下站在由丹下健三（戰後第一代建築家）設計的體育館面前，“天下還有這麼壯觀的建築，我發誓將來要從事建築家的工作。”隈研吾由衷感嘆。
成名之後，隈研吾特意將自己的事務所搬到離國立體育館不遠的“明治神宮外苑前”，不僅僅是因為兒時的志向，也因為他在這裡留下了許多難忘回憶：學生時代，隈研吾經常到國立體育館旁的“外苑網球俱樂部”打球，晚上在體育館內還有名曰“體育桑拿”的設施，運動之後蒸蒸汗、來一杯啤酒，叫一碗拉麵，邊吃邊畫設計圖紙……這對窮學生來說是最高享受。
隨著東京申辦2020年奧運會成功，新建國立體育場開始進入正式議事日程，主辦方在設計招標上規定了非常高的標準：必須是普利茲克獎或美國建築師協會AIA金獎獲得者。簡單來說，是要達到“建築界諾貝爾獎”的水平。儘管隈研吾在建築界頗有名氣，但也還沒達到世界公認首屈一指的程度，再加上他從沒有建造大型體育場館的經驗，因此原本就不在主辦方考慮範圍內。對此，隈研吾本人也沒有太執著和在意。
最後中標的是扎哈·哈迪德的方案。扎哈·哈迪德1950年出生於巴格達，是伊拉克裔英國女建築師，2004年獲得普利茲克獎。隈研吾稱扎哈的作品擁有“雄辯之魄力”——世人無不被那富有衝擊力的建築形狀所征服。在世界各地，隈研吾和扎哈同場競標的情況不少，落選的多是隈研吾的設計方案，因為扎哈的張揚的設計風格總是更容易讓人一見傾心。她在中國也有不少作品，無一不是所在地區的地標建築。
但是，扎哈本次的方案並不為日本建築界和民眾買賬。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是造價昂貴，比原本預算多出一倍，多出的部分不管從什麼渠道再籌集，最後都是納稅人的錢，老百姓不答應；第二是設計方案中誇張的未來風造型和華麗的建材，與其所在地區“明治神宮外苑前”古樸寧靜的氛圍格格不入。
以上爭論在日本社會不斷髮酵，建設方案也幾經調整，但還是無法說服民眾，最後只能推倒重來。身處建築界且施工現場就在身邊，隈研吾在這個過程中五味雜陳。儘管並不是原方案最激烈的反對者，但他也沒有置身事外，因為“外苑的茂密綠蔭對我來說承載了太多意義”。所以當接到一家建築公司“要不要一起幹”的電話時，他沒有片刻猶豫：“承蒙抬愛，定當不辱使命。”
新國立競技體育場內部。（人民日報記者鄭軼 攝）
經過一番折騰，留給隈研吾的時間並不是很多，他需要儘快拿出一個解決方案。顯而易見，在如今重視可持續生態環境的時代，在城市中心僅存的綠地上修建一個巨大的、彰顯個性的鋼筋混凝土建築是不得人心的，這時候更需要的是一個徹底的“負建築”。
所謂的“負建築”，是隈研吾一直提倡的建築哲學。日語中的“負”在這裡不是指“勝負”，而是“屈服和順從”，意思是建築應該“服從”周邊的自然環境、生態環境，進而融合成為一體。為此，隈研吾主要做了兩個方面的調整：
首先將原先設計總高度75米下降至49米，這樣和明治神宮外苑周邊建築高度大體一致，不再顯得那麼突兀。高度降低，但保持3層看臺不變，原先也有一種競爭方案是改為2層看臺，一個能容納8萬人的體育場，2層和3層可是巨大的差別。舉例來說，2層看臺的設計使得坐在最高處的觀眾去公共區域要跨越50個臺階，而3層的話只要走19個。50和19 ，按一般建築換算，那就是3層樓和1層樓的區別。“上個廁所都要走3層樓的話，十分不方便”。
然後就是建材：一種能排除鋼筋混凝土疏離感，增進人與場館、人與人之間親近感的材料。在隈研吾看來，那就是非“木材”莫屬——唯有木材，才能讓人們走進心中的那片“神聖綠蔭”。如果走進新國立體育場，隈研吾是希望我們立刻被屋頂和頂棚那大量的、巨大的橫樑所吸引，“體育場的頂部決定了人們走進場館的第一印象，人們會被木材的溫潤所感動，僅憑這一點，就可以讓新國立成為一座完全不一樣的體育場”。
為什麼鐘意木材，而摒棄混凝土？這就事關隈研吾對時代變遷的思考。
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恰逢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摩天大樓拔地而起，新幹線風馳電掣，那時的日本人充滿自信、備感幸福。作為“龐大”建築代表，原代代木國立綜合體育館正是那個時代的象徵。“它總是容易讓人回憶起那個激情的歲月，從建築來說，20世紀是混凝土的世紀”。
但今天再看，“為什麼非要建成這麼硬邦邦、冷冰冰的東西呢？”隈研吾對混凝土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經歷了泡沫經濟破滅以及阪神、東日本兩次大地震，此時的日本打不起精神，整個社會陷入沉悶。“當所有的一切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是那麼脆弱和枉然時，那些標榜藝術的建築是不合適宜的。”
隈研吾在《我為什麼要建造新國立競技體育場》一書中講了一個小故事：日本熊本地區有一家叫濱田的小型醬油釀造工廠，他們堅持使用很小、很古老的小木桶釀造醬油，藉此“工匠精神”與許多大型醬油公司競爭。
隈研吾從2003年開始在修復和改造木桶上一直為濱田提供幫助。2016年4月熊本連續兩日發生了6.5級和7.3級大地震，強度規模等同於1995年阪神大地震，餘震約達500次。在焦急等待12天之後，隈研吾終於接到了來自濱田的電話：“多虧了您，真是太感謝了，（木桶）沒有被地震損壞。”
新國立競技體育場內部。（人民日報記者鄭軼 攝）
這件事給了隈研吾很大觸動，木材是將人與自然結合在一起的最佳載體：“在不斷搖擺的大地上，日本社會曾以木材這樣小小的、清靈的、柔和的、溫潤的素材為核心，溫良地運轉。以木材為媒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所以，“一定要使用很多、很多的木材”。日本正是擁有豐富的林木資源，對於木造建築，也是具備悠久的歷史傳統和純熟工藝。
此次新國立體育場木材使用總量達到2000立方米，材料來源從北到南遍及全部47個都道府縣，尤其是“3·11”東日本大地震受災最嚴重的東北地區的木材採用最多。“嗨，這木材就是來自我家山上的呀。”隈研吾希望，新國立體育場能帶給所有人溫暖和感動，21世紀全人類終究還是要在“木造建築”下尋求“共生”。
奧運會是體育盛會，更是一場大型文化活動。作為東道主，21世紀的日本希望新國立體育場向人們傳遞的絕不僅僅是一個建築的形狀，應該是有關日本文化的綜合呈現。 此次圍繞新國立體育場設計和修建，隈研吾先生講述自己對建築哲學、時代變遷、人與自然等方方面面的思考，同時也不得不說，隈研吾的想法在當下日本社會普通民眾中很有代表性。
《我為什麼要建造新國立競技體育場》整本書不到7萬字，但卻值得反覆閱讀，激起筆者希望早日一睹新國立體育場真容的興味。同時也讓筆者看待奧運會視角更加立體：“更快、更高、更強”是奧林匹克精神；人的全面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也是奧林匹克運動的主旨。
2020年東京奧運會將留下什麼遺產？隈研吾希望，那是一條小溪、是一片綠蔭。“2020年東京奧運會時，想必有很多來到這裡，人群中也一定有10歲的孩子，然後說‘我也想成為建築師’。我幻想這樣的一幕場景的出現”。
寫到這裡，一縷斜陽灑在書桌，木紋從未如此清晰，窗外隱約傳來孩子的歡笑……體育是生活，寫作亦是生活，一種難以名狀的情緒湧上心頭，這就是生活中的感動吧。
（圖片除標註和水印外來自東京奧運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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