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聽風暴》是2006年最成功的德國電影，榮獲第79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獎，而且它在享有“德國奧斯卡”之稱的“金蘿拉獎”評選中獲得了十一項提名，並獲得最佳影片、最佳編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攝影、最佳美術設計等七項大獎，平了1999年《羅拉快跑》的紀錄。
《竊聽風暴》還獲得了第三十二屆洛杉磯影評人協會最佳外語片獎，以及第六十四屆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獎。
《竊聽風暴》主要講述了前東德“斯塔西”情報工作人員維斯勒對著名右派劇作家和詩人德雷曼及其夫人克麗絲塔的生活實施監聽，卻在監聽的過程中逐漸被作家的真性情、真愛、才華所感染和打動，從而轉為保護作家的度過那個“危險時期”的故事。
導演弗洛瑞·亨克爾·馮·多納斯馬克是一位有著文學、政治學、哲學和經濟學素養、年僅33歲的年輕電影人，《竊聽風暴》是他的電影處女作。
西方評論界一致認為，《竊聽風暴》最成功的元素是馮·多納斯馬克耗費四年時間撰寫的劇本。
他的劇本繼承併發揚了德國戲劇結構嚴整、情節集中和敘事從容的傳統，通過竊聽事件的層層推進，恪盡職守的特工完成自我人性的救贖，影片兼具政治懸念和人性劇情的雙重特質，懸念叢生，跌宕起伏，引人入勝。
《竊聽風暴》獲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元素在於重現真實歷史。影片將東德“斯塔西”情報工作予以了戲劇化再現。
“斯塔西”當時是全世界最強大的情報機構，據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東德史料庫記載，該機構一度曾擁有90000名機關工作人員，120000名諜報人員，1000名專職電話竊聽人員和2000名郵件秘密檢查人員，被譽為“情報皇冠上的珍珠”。
前東德有1800萬人口，有600多萬人被建立了秘密檔案。既每三個東德人中，就有一個被監控。
所以，監視和告密成為甚至成為了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影片凸顯了白色恐怖年代人性自我完善的這一艱難歷程。
電影評論界認為，《竊聽風暴》的電影視角獨到而且尊重歷史事實，生動刻畫了“斯塔西”天羅地網般高壓控制的銀幕形象。
美國《紐約客》雜誌這樣評價《竊聽風暴》：“如果說世上有正義存在的話，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就應該把最佳外語片頒發給《竊聽風暴》，因為這是一部描述正義缺乏的世界的影片。”
這當然是西方輿論媒體的一家之評，而事實上，影片中的每一個主角在面臨生活的抉擇時都有自己選擇的權力，不同的選擇意味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規範，這也是片名《The Lives of Others》的思想意蘊。
對於維斯勒而言，就是職責與救贖的選擇；對於德雷曼而言，就是妥協與良知的權衡；對於克麗絲塔而言，就是愛情與背叛取捨。
每一種選擇都昭示出各自的人生觀念與價值取向。
恪盡職守與人性救贖
影片有兩條敘事線索，一條是特工維斯勒（HGW XX/7）的竊聽工作，另一條是劇作家德雷曼夫婦的日常生活。
影片一開始，就把維斯勒當年審訊犯人的情景與授課場面進行穿插，表現出他的工作嚴謹一絲不苟。
當學生提出連續審訊不夠人道時，他馬上在座次表上對該學生做下記號，描摹出了他的高度警惕和盡忠職守。
到德雷曼家安裝竊聽設備及被鄰居無意中發現時，凸顯出他經驗豐富且冷酷無情。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久經考驗、信仰堅定的特工在竊聽的過程裡，內心開始發生了變化。從一個徹頭徹尾的竊聽者，逐步轉變為踐行公理的參與者和維護正義的保護者。
影片通過四組影像刻畫了維斯勒職責與良知、人性與救贖複雜心路過程。
“門鈴事件”
德雷曼的妻子克麗絲塔是著名的舞臺劇演員，優雅端莊美麗迷人。為了心愛的丈夫和藝術卻不得不屈服於文藝部長的淫威。
上司要求維斯勒對這一事件忽略不計，當他從監視屏上看到克麗絲塔乘坐部長的車駛來，他毅然接通了德雷曼的門鈴，讓德雷曼親眼目睹事件的真相。
這時的維斯勒雖然有些許的惻隱之心，更多的卻是一種冷眼旁觀，一種對德雷曼夫婦私人生活的審視。
然而，臥室裡克麗絲塔顫抖地請求著丈夫，“你能抱著我嗎？”為了延續自己和丈夫的藝術生命，她違心出賣了自己。
德雷曼痛苦地安慰妻子，緊緊地抱住了她......這樣的情感，是維斯勒所陌生的。
“酒館相勸”
德雷曼夫婦真摯的愛情生活、先鋒派的藝術沙龍和靈光四射的思想火花，這一切悄悄改變著維斯勒。
他從德雷曼家裡偷了一本詩集，回到家裡細細品讀，流連沉醉。
當德雷曼夫婦為與文藝部長的約會爭吵不休時，維斯勒已漸漸融入他們的生活，他不再置若罔聞，他要制止這種骯髒與醜惡的繼續，讓處於迷茫與彷徨的克麗絲塔迷途知返。
於是他以一名普通觀眾的身份勸說克麗絲塔相信自己藝術的價值，不要為了藝術而出賣自己，鼓勵她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此時的維斯勒對於竊聽任務和自我身份產生了懷疑，善良的人性開始復甦。
“隱藏報告”
當維斯勒得知德雷曼寫了一篇關於東德真實自殺人數調查即將送到西德發表，他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打算向上司彙報。
可當他聽到上司滔滔不絕講述他是如何抓捕那些激進人士，如何在他們即將做出舉動時，以任何理由抓捕他們的一番談話時，維斯勒意識到了這個時代的正義被任意的欺凌和踐踏，沒有人是安全的，任何情感的真實流露都會招惹殺身之禍。
他考慮到德雷曼的安危，藏起了原本要上交的報告，並建議上司撤掉了另一名竊聽同事，全權由他自己一個人負責。
維斯勒實現了由竊聽者到保護者的轉變。
他的轉變也完成了自己作為一個人，一個真實自我的轉變，他從這一刻起實質上就已經脫離了“斯塔西”這個身份。
“拯救德雷曼”
克麗絲塔在維斯勒的審訊下供出了打字機的藏匿位置，維斯勒在安全局搜查之前偷偷取走了那臺作為重要物證的打字機。
對於德雷曼的調查因為缺乏證據而以失敗告終。
維斯勒的出手相救不僅使德雷曼得以倖存，更使得自己的人性得以徹底救贖。維斯勒因此被貶為去做查驗信件的工作，以後的二十年都要重複這種簡單而枯燥的工作。
為了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他不求回報，放棄了體面光鮮的生活和前程似錦的未來，他的選擇是對於公理正義的維護與美好人性的救贖。
妥協強權與良知不泯
影片中德雷曼生活態度的轉變無疑是對黑暗現實的抗爭與回答，也是影片呈現出的希望與亮色。
他的轉變脈絡清晰、真實可感，完成了從一個奉公守法、對社會現實採取迴避妥協態度的劇作家，在經歷了一系列的家庭和親友變故後逐漸出離憤怒，聽從良知，走向反擊的鬥爭者形象。
德雷曼最初是一名官方認可的劇作家。熱愛祖國，才華橫溢，名冠一時。
德雷曼習慣於順應形勢，低調處事，不斷地告誡他的藝術家朋友們謹言慎行，即便如此，他也難逃被竊聽的命運。
他的新作公演之日，引起了文藝部長赫姆夫的“關注”，不可一世、壓制言論的赫姆夫咄咄逼人，德雷曼被迫說出了自己的創作底線：
“人是聽從自己的良知的，而不是因為工作需要而改變，人應該有所企盼。”
正因如此，德雷曼的生活被斯塔西組織全方位監聽，維斯勒開始掌握他生活的全部，此時的德雷曼奉行的是迴避與妥協的策略。
赫姆夫垂涎於德雷曼的妻子克麗絲塔的美貌與才華，憑藉自己的權勢要挾克麗絲塔滿足自己的情慾。
維斯勒的暗中相助讓德雷曼得以知悉真相。德雷曼躲在樓梯間目睹衣冠不整的克麗絲塔上樓，心中的苦痛與悲哀不言自喻。
當處在白色恐怖的現實社會之下，聲名遠播的劇作家卻不能保護自己最愛的人，讓人為之扼腕。
當克麗絲塔再次要出去與赫姆夫約會的時候，面對克麗絲塔所需要的自由與生存，德雷曼的妥協策略在赫姆夫的巧取豪奪之下顯得不堪一擊。
艾斯卡的自殺式德雷曼性格發展的轉折點。
艾斯卡是深受德雷曼尊敬的舞臺導演，由於思想激進被禁已經六年，被禁對於藝術家而言意味著剝奪藝術生命，也就失去了人生存在的價值和快樂的源泉，思想被政治閹割，思考變成一種痛苦。
在特工、密探和告密者羅織的銅牆鐵壁中，除了自殺別無他路，艾斯卡選擇以死抗爭。
艾斯卡之死讓德雷曼悲痛難抑，喪失了寫作狀態，寢食難安。德雷曼開始遵循自己的良知，從事真正的藝術創作。
這是一種生存還是死亡的選擇，德雷曼選擇了英雄式的死亡，徹底轉變成一個抗爭者和反擊者。
他開始醞釀有關東德自殺現狀的文章，使用從西德輾轉而來的微型打字機寫作，在朋友們的幫助下，撰寫了駭人聽聞的“東德自殺人數調查報告”，通過秘密通道，在東德建國四十週年紀念之前送到西德《明鏡》週刊發表，向世人宣告了另一種聲音的存在，也暗示了黎明的即將來臨。
德雷曼通過自己異乎尋常的抗爭行為，為自己打開了一扇明亮的人性空間之窗。
柏林牆被推倒了。
在劇院裡，德雷曼與前文藝部長赫姆夫不期而遇。在不歡而散的交談中，德雷曼得知自己曾被嚴密監控。
他急於知道自己倖免於難的原因。在檔案資料裡，他發現了暗中幫助他的編號為“HGW XX/7”的特工。
當他找到維斯勒時，德雷曼沒有上前相認。兩年之後，德雷曼給了維斯勒一個溫暖的驚喜。
他寫了一本小說《好人奏鳴曲》，裡面記錄了只知道編號的特工默默助人不計回報的故事。
德雷曼用一本書來表達感激，維斯勒將這本書視為對自己良知的獎勵，兩人都獲得了良知與人性的淨化與昇華。
愛情的堅守與背叛
克麗絲塔身兼東德著名舞臺劇演員和著名劇作家妻子的雙重身份，但即便這樣一種身份，在國家機器的巨輪之下猶如螻蟻求生。
她代表的是那個時代揹負著告密者惡名的數量龐大的社會存在。
從身體背叛到心靈出軌，由於失去了人世間最後的一點溫情的企盼，她只能選擇自殺。
專制體制褻瀆並粉碎了克麗絲塔原本純潔和堅韌的靈魂。死亡，是一種最無望的告別。但在那一瞬的碰撞和迷亂裡，也是一種對於靈魂和自我的洗滌與救贖。
在克麗絲塔選擇身體背叛的一剎那，讓她甘於出賣自己的原因在於赫姆夫的威逼利誘：
“你應該明白，什麼對你最有利，所以你最好想清楚，權衡一下。”
對於克麗絲塔而言，德雷曼的愛情和自己的舞臺藝術是她的精神支柱和心理寄託，自己的安危已置之度外。
當克麗絲塔再次打算去履行她和赫姆夫的約定時，德雷曼對於克麗絲塔的初衷也洞察秋毫：“我知道你是為了我，還有你的藝術。”
克麗絲塔所能做的就是犧牲自己以換得丈夫的生存權力和延續自己的藝術生命。
“你會離開一個比你生命都重要的男人嘛？你會為了藝術出賣身體嗎？”殘酷的現實生活讓她手足無措無所適從。
與維斯勒的一番交談後她堅定了自身的價值和藝術信念，也捍衛並保有了自己彌足珍貴的愛情。克麗絲塔最終的心靈背叛是那個時代被逼無奈的選擇。
面對上司的懷疑，維斯勒不得不去審訊克麗絲塔，當克麗絲塔看到維斯勒時，神情木訥疲憊，克麗絲塔當然無從知道維斯勒被斯塔西逼迫前來審訊自己的內情，她無奈的選擇了對於德雷曼的心靈背叛。
當國安局的特工按圖索驥找到了德雷曼藏匿打字機的位置，面對德雷曼憤怒和指責的眼神，克麗絲塔羞愧難當若有所思。
失去了德雷曼相濡以沫的愛情，也就失去了她生存的根本理由，此時的她徹底崩潰，於是奔向了疾馳而來的貨車。
克麗絲塔以自殺的方式對自己的靈魂進行了清洗和拯救。事實上，克麗絲塔一直試圖保持著身體與靈魂的純潔無瑕。
我們可以從耐人尋味的克麗絲塔洗浴鏡頭證實。
這類鏡頭總共出現兩次，第一次出現在被赫姆夫凌辱之後，克麗絲塔第一次從肉體上背叛德雷曼；第二次出現在供出打字機位置之後，克麗絲塔從精神上再次背叛德雷曼。
兩次背叛之後她都選擇通過洗浴來除汙去垢，是試圖在被玷汙之後力圖保持內心平衡和心靈純淨的一種嘗試。
克麗絲塔的背叛與自殺都是一個時代的悲劇，與脆弱和懦弱無關了，是一種愛在強壓下的扭曲和迷失。
影片最後一幕，意味深長感人肺腑，由拆信人變成送信人的維斯勒，途經書店時，發現了德雷曼的新作——《好人奏鳴曲》，扉頁上寫著“僅以此書獻給HGW XX/7”。
他買了一本，書店的夥計問他：“是不是要包起來送人？”他說不用，這書是給自己的。
這本書不僅是作家獻給他的禮物，也是他自己在那個寒冷的歲月裡留給自己的一份溫暖的慰藉！一份洋溢著人性的光輝與愛的美好的禮物！
正是這種愛，將維斯勒從一臺冰冷的機器還原成一個溫暖的個體。愛不僅是希望所在，也是求得人性迴歸的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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