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俄羅斯被稱為為戰鬥民族，除此以外，俄羅斯在文學、戲劇、音樂、電影等方面也有著悠久歷史。在廣博的疆域、嚴酷的氣候環境、波折的政治局勢之中，這些豐富多樣的藝術形式更顯其厚重深度。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的同行、俄羅斯導演亞歷山大·索科洛夫稱其為“20世紀下半葉俄羅斯電影藝術的一座豐碑”。然而，當他在世的時候，和其他蘇聯流亡藝術家一樣，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飽受“鄉愁”的折磨——那種夾在兩個世界之間無家可歸的感覺，正如他在國外拍攝的第一部電影的主題。而他的死對頭、蘇聯國家電影委員會主席菲利普·葉爾馬什甚至任命奧斯卡金像獎得主謝爾蓋·邦達爾丘克擔任戛納電影節的評委，以確保塔可夫斯基的《鄉愁》同金棕櫚獎無緣。
1986年12月29日，塔可夫斯基因癌症在巴黎去世。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因為國家改革，葉爾馬什被降職並被迫提前退休。隨著風向變換，劇情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塔可夫斯基去世之後，蘇聯政府授予了他列寧勳章，甚至恢復了他的半官方職務，而蘇聯電影界對他的評價，也由原先的羞辱和排斥，瞬間轉為浮誇的奉承。偶像式的崇拜和對蘇聯流亡藝術家身份的好奇，分散了人們對作品本身的關注。其他國家也有同樣的趨勢。人們開始將塔可夫斯基奉為神一般的存在，對其電影中朦朧的詩意、宛如夢境的霧景和雨景以及史詩般的配樂如痴如醉。
而今，人們對塔可夫斯基的興趣有增無減。影迷們不斷從他的作品中解讀出新的元素。無論是電影學者、神學家、哲學家還是心理學家，都能將塔可夫斯基的作品同自己的專業領域相結合，併為此展開熱烈的討論。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鼓勵了來自不同國家，擁有著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電影人。
在英格瑪·伯格曼看來，塔可夫斯基在電影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因為他“把生命像倒影、像夢境一般捕捉下來”。塔可夫斯基的藝術風格也影響了一大批導演，比如西奧·安哲羅普洛斯、溝口健二、侯孝賢、蔡明亮、福瑞德·科勒曼和來自伊朗的帕納巴克霍達·禮薩伊。除了這些捕捉靈魂的導演以外，匈牙利不可知論者貝拉·塔爾也是塔可夫斯基的追隨者。他的兩部代表作，《詛咒》（1988）和《撒旦探戈》（1994），通過冷雨和濃霧的畫面，凝視那些生活在無邊無際孤獨中的絕望人群——人類裸露的靈魂之下，擁有的只是存在主義的虛無，而非希望。
俄羅斯當代著名導演亞歷山大·索科洛夫一度否認師從塔可夫斯基，但不可否認，在索科洛夫早期的作品中，塔可夫斯基的影響顯而易見。在得知塔可夫斯基去世消息的時候，索科洛夫正在病床上修養，“我離開病房，來到黑暗的大堂，蜷在樓梯的角落裡哭了好幾個小時。”隨即，他寫下了一篇悼念塔可夫斯基的文章，在他的筆下，塔可夫斯基既不是萬眾敬仰的神，也不是天才革命者，他只是一個被賦予了悲劇命運的俄羅斯人，偶爾還有點浮誇和自戀。
這篇文章收錄於最近出版的《我的不朽已然足夠：塔可夫斯基圖文集》當中，書中還包括薩特、伯格曼等人關於塔可夫斯基電影的文章，以及塔可夫斯基本人的日記隨筆和拍立得作品等。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書中選取了索科洛夫的文章以饗讀者。
論死亡的平庸主義
文 | 亞歷山大·索科洛夫
整個病房悄無聲息。但直覺告訴我，每個人都醒著。窗外也是一片寂靜，只有雪花在默默飄落，形成厚厚的積雪。1986年，俄羅斯經歷了一場可怕的霜凍。當然，作為一個堅忍的民族，俄羅斯人早已習慣了嚴寒和匱乏。但這一次，寒冷卻似乎永無止境。每天清晨一醒來，人們聽到的就是天氣預報的壞消息：又是-40℃。1986年已經接近尾聲，眼看就要迎來新年的慶祝活動。然而，看看我身邊這些同命相憐的人們，卻無一例外都很悲傷和陰鬱。是的，誰會願意在病房中迎接新年呢？屋外的霓虹燈光映進病房，整個房間泛著淡藍色。隔壁鋪的男人手臂骨折了。他看上去很強壯，頭髮烏黑，說話帶烏克蘭口音。這時，他低吟一聲，翻身衝我躺著。我看到了他的臉和閃爍的眼睛。他衝我微微一笑，沒有說話。
我試圖用小晶體管收音機尋找一個能聽的電臺，比如那種會播放小提琴或鋼琴演奏的音樂頻道，但一直沒有搜到。所有能接收到的信號都很吵鬧。畢竟，整個歐洲都在慶祝聖誕，節日的喧譁霸佔了全部電波。然而在病房裡，聽到的卻是另一些聲音：病床發出的嘎吱聲，隔壁屋的抽泣聲，護士們的說話聲、走路聲，還有她們手中金屬託盤裡注射器和針頭碰撞的叮噹聲。這時，短波里傳出了一個信號微弱的電臺節目。節目中有個男人正用帶著口音的俄語播報——是那種確信、實事求是的語調，聽上去是在表達準確無誤的信息。“巴黎……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去世……”那一刻，我覺得自己也快要死了。第二天早上，醫生問我發生了什麼。我告訴他塔可夫斯基去世了。“這和你有什麼關係呢？”他問，“他是你的親戚嗎？”“不是。”我說。
我離開病房，來到黑暗的大堂，蜷在樓梯的角落裡哭了好幾個小時。準確地說，不是我，而是我內心深處的某個東西在流淚。眼淚止不住往外湧，我感到呼吸困難。那幾個小時裡，我的大腦一片空白，五臟六腑都在翻騰，彷彿掙扎於某個痛苦的道德困境，又像是撒旦在狂暴中將我推倒。之前的新聞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好像不太明白。我甚至開始讓自己去懷疑它的真實性。畢竟，之前也有過塔可夫斯基去世的傳聞。但我沒有辦法欺騙自己。這一次，直覺告訴我，塔可夫斯基真的離我們而去了。但我究竟是在為誰而哭泣？或者說，是在為什麼而哭泣？是他嗎？是他。
是我自己嗎？
是我自己。
經常有人問我是不是塔可夫斯基的學生。我總會回答：不是，絕對不是。我沒有上過他的課，沒有崇拜過他。我也不會去接續他的工作，因為藝術家總要堅持自己選擇的道路。塔可夫斯基選擇的路，只有他自己能走。他知道自己要跨越哪片叢林。於是，他努力清除路途中的障礙，朝著指南針的方向，一直向北走——最終走向死亡。這沒有什麼特別的。每個俄羅斯人都在走自己的路。至少，每個有信念的俄羅斯人都是。
每個俄羅斯人在靈魂深處，不管是出於自主選擇，還是出於被迫，都在“努力穿越自己的叢林”。終其一生，我們都在奮鬥，同叢林中的阻礙作戰，一路上付出這樣或那樣的犧牲。有時，我們會碰巧在森林中發現一片陽光之地。那裡漿果充盈、草地柔軟，讓我們迷失於其中，忘記找尋“希望之地”的初衷，而是選擇了在死寂的叢林深處尋找新的方向和契機。於是，我們再也回不到最初簡單卻誘人的人類幸福。俄羅斯是“靈感”和“啟蒙”之地，歐洲則是“智慧”之地。作為一個值得被同情的國度，在俄羅斯，每個人都需要幫助。因此，我們很容易發掘內心深處溫情脈脈的浪漫情懷。俄羅斯人很難掩飾自尊心，這是他們最突出的性格。與其說這一點讓俄羅斯人看起來充滿攻擊性、處世不圓滑，倒不如說這是整個民族的性格（不過，這個民族現在還存在嗎？）。
俄羅斯人一無所有——他們什麼都匱乏，未來還會繼續匱乏下去。俄羅斯人很窮——他們的錢像是存在了滿是破洞的袋子裡，總是找不到。從物質角度說，老一代的俄羅斯人傾向於過一天是一天，這是他們的處世哲學。但在靈魂深處，他們卻一直在尋求上天永恆的援助之手。
但究竟誰才是救星呢？上帝，天才，還是革命者？
我們的車行駛在列寧格勒的街道。車裡冷極了。他坐在副駕駛座上。我記不清那天他穿了什麼，只是隱約記得有些不尋常。於是，我對自己說，或許只有他才敢那麼穿。他到底穿著什麼？還是想不起來。不過這又有什麼關係呢？然而，我怎麼能連這個都忘記？後來，我們到了教堂。大家都在等我們。教堂司事是個友善的人。顯然，他知道塔可夫斯基的名字。我們一起做了禮拜。
“這些是沙皇的墳墓，”司事說，“這些是異邦人留下的蹤跡。看，就是這些。再看這裡。這裡的青銅刻字已經不見了。還有一些遊客，一邊口口聲聲談論著藝術，一邊就把紀念碑上雙頭鷹的腦袋扯掉了。”
“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塔可夫斯基問。
“他們是想帶回去作為模型，製作皇家武器的青銅複製品，然後在黑市上賣掉。現在這些東西很受歡迎，通常都很好賣。”司事說。“其實這不能算是俄羅斯現象。世界各地的博物館都有這樣的小偷。”他補充道，聽起來彷彿是一個周遊世界的人，努力在為自己的祖國說話。
隨後，他將我們帶到了教堂的內殿。我們走到了一架佈滿灰塵的舊馬車前面。這個場景讓人感到陰鬱，於是我們都沒有說話。最後還是司事打破了沉默。“當年，就是在這架馬車裡，革命者刺殺了亞歷山大二世。現在看來，這無疑是歷史的倒退。其實他的很多舉措都是進步的，但人們不管這些。他們就是要殺他，就是要扔那些炸彈。這架馬車被原樣保存了下來。人們說那時門上和座椅上都濺著沙皇的血……”
教堂裡很冷。我們走過的地方，鞋子在冰冷的大理石板上留下短暫的溼腳印。大理石板擦拭得很明亮，沒有一絲灰塵，映出灑落進來的冬日陽光。我們踏著越來越窄的旋轉樓梯來到教堂的尖頂。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最終我們停留在一扇裝著紅銅配件的小窗口前。我們用了好大的力氣，才隨著吱吱嘎嘎的聲響，勉強推開了這扇窗。伸頭向外看，我們看到了冰封的列寧格勒。那一年也是寒冬。我們站在教堂樓頂向遠處遙望，可以看到幾公里之外的景象。那一瞬間，我們似乎迷失在對眼前景象無休止的思考中。或許一輩子都會這樣。不過那天真的太冷了。塔可夫斯基安靜地站著，看著這座被凍壞了的城市。我們距離地面有100多米高，但他似乎一點也不害怕，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那種感覺，就好像他已經來過這裡很多次了，這一次只是在履行例行的參觀義務而已。為此我有點生氣，甚至懷疑我的這種不悅已經表現在了臉上。畢竟，為了取悅這位“來自莫斯科的客人”，我費了好大的勁，才說服教堂讓我們上到樓頂。我本以為，他會為此而無條件地感激我。
但這位“來自莫斯科的客人”卻只是那樣靜靜地站著，沒有表露任何情感。而我卻永遠都不會忘記那天站在高處向下俯瞰這座西化的俄羅斯城市的經歷。同時，我也不會忘記他回到車上對我說的那番話。暖和起來之後，他說：“當我意識到是命運選擇了我，我就平靜了。曾經我也需要面對誘惑，但我抵制住了。在那之後，我就開始相信命運，願意去完成命運交給我的任務。”
寬簷的黑色帽子、長款的黑色風衣。一個穿著略顯浮誇的男人在酒店大堂裡踱步。顯然，這身打扮略為隆重了。每個經過的人都忍不住打量他兩眼。我們站在大堂另一側等塔可夫斯基。這是列寧格勒一個灰濛濛的冬日早晨，連酒店門廳都顯得格外陰暗。我們看到了一個還沒睡醒的壞脾氣門童。大堂裡滿是剛煮好的咖啡的香味。按照約定，我們今天要去列寧格勒大學，現在時間已經有點晚了。那個穿著隆重的男人正在報攤前晃悠。這時，他走到青銅吊燈下面，燈光映照在他臉上。看得出來，他臉上帶著笑意，雖然不知道具體是什麼原因。
他是個瘋子。他的電影只是自我賣弄。他太傲慢了。他的那些所謂作品，對蘇聯人民來說毫無用處。他自以為超越了前輩，其實只是瘋了而已。他的電影看起來特別不自然，都是一些遠景，連個正常的角色都沒有。華麗的辭藻聽起來刻意十足，彷彿是硬生生被塞進那些被虐待的演員口中。偽哲學不過如此。“那些相信他的人應該勸他清醒清醒，擺正自己的位置”——這些基本上就是蘇聯著名導演馬爾連·胡茨耶夫對《鏡子》的評價。即便是那些同樣被主管部門的壓力甚至暴力所折磨的同行，也將怒火投向了《鏡子》的導演，將他批判得一無是處。這就是令人悲哀的現實。即便到了今天，也有很多人不明白塔可夫斯基的信念。
他是神？天才？革命者？
事實上，他只是一個俄羅斯人。
一些電影主管者嫉妒塔可夫斯基和他的天賦，就像性無能的人對性能力的嫉恨一樣，致命且難以消除。對塔可夫斯基洩憤很容易：只要打著“國家”的幌子，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為自己“誠實”的憤怒辯護——畢竟，這群人代表著“整個蘇聯人民”的利益和道德標準。這位偉大藝術家的光輝愈加閃耀，他們的憤怒和敵意就愈加明顯。每分每秒、年復一年，他們都在代表“國家和人民”拒絕他。他們不允許他發出自己的聲音。但即便創作環境如此，我們也不應該忘記那個古老的問題，那就是，電影是一門藝術……
讓我重新來闡述一下這個問題：現代形式包裝下的電影，算一門獨立的藝術嗎？我的個人觀點是，當代電影暫時還不能承擔一個“成年人”的責任。它更像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毛孩，性別特徵尚不突出，同現實世界中的形式、類別、階級的關係也尚不明顯。顯然，電影對文學、戲劇、美術等藝術的過分依賴讓電影工作者們沮喪不堪。在國際電影市場上，人們有時會鼓吹“綜合藝術”的概念——也就是說，電影可以融合各種藝術形式！可惜，沒有人能保證，這種大雜燴能昇華出什麼嶄新的成果。
即便如此，偉大的當代導演仍然發現了，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創造了一個嶄新的、只屬於電影藝術的品質：時間。他們將時間的流逝作為重要的主題來研究。雖然“時間”在伯格曼和安東尼奧尼的電影中依然需要依賴戲劇手法去表現，但塔可夫斯基和佈列松卻在某種程度上創造了電影時間。這種時間被視覺手段創造，只能存在於電影藝術中，無法被其他藝術形式呈現或複製。毫無疑問，塔可夫斯基在努力創造“真正”的電影藝術。這種藝術的獨特之處在於極其個人化的觀念感知和導演個性的表達方式。沒有多少導演能做到這一點。很少。而對於其他人來說，他們能做的，就是摧毀塔可夫斯基這樣的先驅，或者表面達成和解，然後再想辦法取而代之。但這樣一來，我們就喪失了談論藝術的權力，因為我們已經將它徹底框死了。畢竟，那些符合慣例和傳統的老生常談的東西，往往才讓人看著更舒服。
雖然塔可夫斯基無意攻擊任何異議者，但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經對他的同行（也是他的同胞）造成了威脅。他們嫉妒他的成就，害怕未來他可能發揮出的無限潛力。畢竟，塔可夫斯基已經成功吸引了年輕人的關注。有了這種關注，他終有一天會取得勝利。
那個打扮略顯浮誇的黑衣人向我們脫帽致敬，露出烏黑的頭髮。是塔可夫斯基。剛剛我們並沒有認出他，但他其實一直都在觀察我們。我還從未見過一個穿著如此講究的人。看得出，這位電影大師知道如何穿衣。他品味獨特，追求質量。我們一起坐上車。和上次一樣，我還是隻能側著頭看他。
我們在列寧格勒大學的見面會一結束，學生就將他圍住了，問了一堆愚蠢的問題。顯然，即便是報紙上的那些負面評論，他們也只是瞭解了皮毛，比如“先驗論者”什麼的。
“愚昧。”塔可夫斯基邊說邊走出大廳。顯然，學生們的表現讓他心煩意亂。回到車上，他沮喪地抱怨說：“沒想到一大早就這麼不順。”他把帽子扔到一邊，解開了大衣上的扣子。當時，列寧格勒正在下雨，整個街道都溼漉漉的。車子在紅綠燈前停了下來。車裡太安靜了，以至於擋風玻璃上雨刷擺動的聲音都顯得刺耳。紅燈亮了很久。我們誰都沒說話。我不忍心看他，他的表情讓我痛苦。我感到慚愧，為自己國家的電影藝術慚愧。
塔可夫斯基同意在列寧格勒大學演講，和他的經濟狀況有關。顯然，他在努力解決家裡的經濟問題。每次演講，他都會拿到一些出場費，但這些錢卻讓他痛苦、憤怒。總會有一些不自知的觀眾，他們來的目的就是和這位導演“比比智力”；還有一些人帶來了自己的作品或手稿，恨不得他現場就能讀完，然後告訴他們“何時開拍”……但還是有另一群人，他們相信他、愛他，生怕一不小心會說出冒犯他的話。因此，他們只是用欣賞的目光注視著他，崇拜他的一切——他的一舉一動、他的聲音和穿著。這些人是俄羅斯的希望。他們知道日復一日地同不堪的創作環境做鬥爭意味著什麼，知道創作道路上的艱辛和阻力。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堅信另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文化和信仰才是生命之源，相比之下其他的一切都沒有那麼重要。內心深處，他們知道，誰才是這個國家真正優秀的人才。他們願意用心中的能量去幫助他，為他做出犧牲。沒有誰比這些簡單的俄羅斯民眾更尊重這位藝術家。俄羅斯的藝術為他們而生，因他們而存在。他們雖然什麼都沒說，但從他們的眼中，卻看得到祈禱。他們靜靜地坐著，時不時向鄰近的聽眾友好地點頭示意。他們的臉上洋溢著希望，那種臺上導演的目光可以在自己身上稍作停留的希望。這種停留哪怕只有一秒鐘，就可以照亮他們的靈魂。
有時想想，人們是多麼相似，多麼易於理解——特別是那些和我們生活在相同的圈子中的人們。在俄羅斯，如果一個藝術家不能同時承擔先知的角色，他往往就不會有太大的成就。因為，只有成為先知，他才能實現作為俄羅斯藝術家的終極成就——成為人們生活的必需。俄羅斯人有一個奇怪的特色，那就是每個人都需要先知。大家習慣了被偉人所帶領、所指引。我們是一個出色的民族，永遠在前進。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從未真正安定過，哪怕待在家中。然而，這種品格所帶來的一個不良後果就是，前進的路上總會有受害者……因為我們沒有時間去為溫順和弱小而停留。
那天晚上，我們還參觀了普希金生前最後居住的公寓。安靜的房間被冬日夜晚半明半暗的光線籠罩。我們站在臺燈旁，望著地上自己的影子。這家博物館的管理人，妮娜·波波娃，靜靜地走在我們後面。這會兒，她點上幾根蠟燭，我們發現已經站在了普希金去世的病床前。沉默。塔可夫斯基笑了。是的，他笑了。很明顯，他想到了自己的一些事。
“這裡面有多少是當年遺留下來的真品呢？”他問波波娃。
“很遺憾，其實並沒有幾件是當時留下來的……”
牆上掛著一幅畫。畫中，普希金睡在棺材裡。
“他想死，”塔可夫斯基說，“看他臉上的微笑——他想死。”
“是的，他的一生已經很充實了，沒有其他需要再去追求的了。”我表示贊同。
“你可以拍一部關於普希金的電影啊，應該會很不錯。”塔可夫斯基忽然對我說，依然在微笑。這對我來說有點意外。我看了看他。
我還記得自己當時在心裡想，原來天才的看法也不一定正確！我永遠也不會去拍一部有關普希金的電影。那不是我要走的路。塔可夫斯基把一切都想得太明顯、太容易理解了。
塔可夫斯基非常仔細地“研究”了這家博物館。他理解這裡。這裡與其說是博物館，不如說更像是一塊墓地，瀰漫著一股同生命搏鬥後的死亡氣息。一場通往虛無的戰鬥。塔可夫斯基看起來身體還不錯，但那只是表象。清晨，他把自己的心跳比作列寧格勒的天空。總的來說，他是一個同自然緊密相連的人，是“自然之子”。他對自然的興趣簡直無窮無盡。但影響我至深的是，他相信自己擁有超自然的能力。
就在我們準備離開“墓地”時，我忽然覺得有點頭疼。塔可夫斯基立即扶我在椅子上坐下來。然後，他就開始在我的頭頂按摩，說是可以產生一種治癒的電流。看得出來，這讓他感到滿足。於是，我開始撒謊，說這種滑稽的治療方式有效。我說，我能感到一股暖流穿過身體……彷彿是從某處傳出來的力量……我的內心也因此變得明亮起來。總之，我胡編亂造了一通肉體和精神重生的畫面……顯然，塔可夫斯基很滿意。但現在，我很遺憾自己沒能告訴他真相。事實上，我的頭更痛了。自然，他的雙手也沒能產生任何暖流。
是的，我一點溫暖都沒有感覺到。但過去那些年，我卻總覺得他如影隨形。
他是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人。愛他的人在他生前就把他奉為神明。他彷彿存在於兩個維度中。對一些人來說，他是聖徒，是天才；而對另外一些人而言，他只是個瘋子。
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安納託利·索洛尼岑來看他。當時我正待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裡，因此他沒有注意到我。他是來找這個電影導演說錢的事。這位導演雖然不受歡迎，但對索洛尼岑來說卻是神一樣的存在。不，他不是要向塔可夫斯基借錢，只是想要一些關於賺錢的建議。多年來，這位受人尊敬的著名演員，卻連一套屬於自己的公寓都買不起。眼下，有人向他兜售一套共有公寓，但這無疑要花很多錢。他們就那樣安靜地坐在灑滿陽光的房間，討論如何籌錢買公寓這個平庸的問題。這時，拉里莎·帕夫洛夫娜，塔可夫斯基的夫人，從市場買菜回來。她做了點肉。我們太餓了，狼吞虎嚥地，很快就吃完了。其實，東西並不好吃，她甚至連肉都沒有煮熟。那是我第一次——我相信也是最後一次——那樣吃東西。奇怪的是，內心深處，我總感覺自己正待在一間富饒的房間裡，什麼都不缺。但實際情況是，拉里莎·帕夫洛夫娜已經欠了好多債務，根本不知道如何還得起。她的生活似乎遊離於他人和物質之外。雖然有經濟的壓力，但天才的驕傲解決了一切。
塔可夫斯基是20世紀下半葉俄羅斯電影藝術的一座豐碑。他的創新並不是無跡可尋的。那些從物質世界昇華出的精神上的一切，其實早就以其他形式存在於俄羅斯的詩歌和哲學中了。蘇聯生活的衝突和共性，早已流淌在他的血液裡。雖然他堅持認為，自己首先是屬於歐洲的。在我眼中，俄羅斯文化史上唯一能同塔可夫斯基媲美的，就是19世紀的外交官和救世主丘特切夫。但兩個人的命運卻有很大的不同：丘特切夫是政治家們的寵兒，塔可夫斯基卻被他們排擠和壓迫。
“我這邊一切安好，切勿擔心。真的，請放心……”他從意大利打來電話，說的都是這些寬慰的話。但我卻能感覺到，電話那頭並不是他的聲音。潛意識裡，我告訴自己，可能我再也見不到塔可夫斯基了。電話裡的聲音聽上去就像是某個卡通人物的配音，單調而乏味。是的，那些寬慰的字眼，我一個都不相信。但與此同時，我也不願意相信他得了癌症的消息，雖然我知道，很多時候命運都過於冷酷無情。為什麼要讓這位已逝的俄羅斯天才承受那樣痛苦的思鄉之情？為什麼他要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生命枯萎？“還是儘快把手頭的事情都安排好吧。”這就是醫生在拿到診斷結果時，對這位導演說的話。
然而，在更高的地方，在靈魂可以肆意馳騁的地方，我們一定能找尋到塔可夫斯基力量的源泉，明白為什麼他在意識到結局的情況下，依然會堅持戰鬥。如果我們能明白靈魂的感受，我們就會懂得。不管那種感受是平靜、是寒冷，還是自由。
伴隨著音樂聲，火車離開了列寧格勒。幾乎沒有人認出他，我們默默地走到車廂旁。沒有人為他而轉身，沒有人上前抓他的胳膊。一個偉大的俄羅斯人。個子不高、精力充沛、堅定樂觀，並總為我們對他日常生活的幫助心懷感激。眼下，他和兒子安德烈、妻子拉里莎一起坐在車廂裡。塔可夫斯基從口袋中掏出一臺小照相機，對準了我們。車廂裡的光線昏暗，但他們的臉卻洋溢著光芒。我從未看到過這些照片，因此你可能會質疑，會不會是我憑空想出了這個場景。但依然是很美的畫面，不是嗎？
火車駛離了站臺。雪花又開始飄落。
下雪對俄羅斯人來說太正常不過了。我們還很在意，一個人死後，會被埋葬在何處。是的，塔可夫斯基的墳墓不在俄羅斯（但這並不是他的錯）。但我們卻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夠分擔他精神痛苦的人。他的模樣始終存在我們心裡。
他們扶走了隔壁病床的男人，說是要換繃帶。病房裡寂靜而陰鬱。這時，扇形窗被打開了。瞬間，一股無情的冷風劃破了病房裡的溫暖。我把被子拉過頭頂，想象著他們在諾沃迪維希公墓安葬他的情景以及誰會在葬禮上講話。
一個偉人死去了——這是對人類共同命運的警示。沒有他在身邊，我喪失了安全感，好像再也沒有人和我站在一起了。那個用祝福和信仰照亮了我整個生命的人走了。顯然，我一無是處，只是一個平庸自私的小人。雖然看上去我是在為塔可夫斯基的痛苦和死亡而悲傷，但事實上，我只是在自我憐憫。然而，與此同時，我也明白，我會活下去，承擔起獨自戰鬥的重擔。
列寧格勒、莫斯科，198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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