韻文是這個中國古代文學的重心，韻文之祖是《詩經》，其中有很多四字句（所謂“詩經句式”）。成語（以四字句為主，也有三字、五字、七字）是中華傳統文化中很有趣的一部分，是中國漢字語言詞彙中一部分定型的詞組或短句。成語裡面有故事也有哲學（尤其是中國智慧）。現在，有的特色學校開展小學生學成語長智慧，是兒童哲學的新舉措。
成語裡的擬聲詞：文質彬彬
說到成語好玩，首先就是擬聲字。比如“呵呵”“噗嗤”“撲通”“哼哧”“哎呦”等等，它們又叫象聲詞，和感嘆詞是親兄弟，它們都是生活中的語文。
小學生語文學習，關鍵是字、詞、句的掌握。擬聲詞是很有用又好玩的詞彙。在小學生的日常生活中，biubiubiu，biajibiabia，biajibiaji這樣的詞，經常出現在口語中。
不過，古人的擬聲詞和口語，到了現代，就變成了“文言文”。如文質彬彬，出自《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這句話的意思是：實質多於文飾則會言行粗野，文飾多於實質則會虛飾浮華。君子應該是外在的形象與內在的品質配合適當、表裡如一。
文質：人或事物的表現與實質。“質”指人或事物所具有的實質內容、意義，“文”則指表現出的形式、樣態。儒家常用“文質”來指稱“禮”的表現與實質。外在的“文”應以“質”為基礎，背離基礎而追求形式會導致虛飾浮華。同時，“文”也是不可缺少的，內在的“質”需要通過“文”來獲得呈現。“質”和“文”應相互匹配。
成語裡的儒家思想：文以載道
今天，我來談談成語裡的儒家思想，及其對現代社會及人生有什麼影響和借鑑意義。
“文以載道”這句成語，對中國文化，包括哲學、美術、文學、史學等等，都有巨大的影響。現今的經典誦讀活動中，由宣傳部、文明辦、文化和教育系統領頭，把孔孟老莊和李杜、歐蘇、納蘭性德等歷史文化名流的代表作的推廣，當做新時代宣傳文化活動的重頭戲，辦了網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時，很多高校都在興辦哲學、文物博物館學、古典文獻學等專業，可將儒家精神（“道”）文化代代相傳。
我認為，“文以載道”的現代意義主要表現為：
第一，儒家的社會理想（小康、大同等）可以燭照我們的社會運行。儒家的慈善文化研究，對我們當今做公益慈善頗有價值。
第二，儒家的人生觀（成人，即成就理想人格）可以引領個人的道德完善。在人心不古、道德滑坡的當下，重提儒家學說很有價值。
第三，儒家的經濟觀念（“君子喻於義”“富庶教”等）可以抵禦消費主義和極端發展主義。對於生態文明建設、脫貧攻堅，也有現實意義。
第四，儒家針對君子（統治階級）的勸善學說，可以給“以德治國”提供精神資源，成為正確理解“以德治國”理念的知識譜系。
第五，儒家倫理學，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如“和諧”“友善”等）的構建，有了厚重的本土文化基礎。所以，我們在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必須借鑑儒家思想、接續中華文化傳統。當然，三綱五常那一套就沒必要繼承了。
成語裡的“眾”
《論語》是儒家基本經典之一，裡面有很多句子是成語，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讀書人。如“博施濟眾”（施予群眾以恩惠和接濟，體現仁政）。
這句成語裡，提到“眾”。一般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倫理本位的，是“天地君親師”沒有老百姓的地位。可是根據儒家經典中的論述，修身為本的美德倫理學是不可能撇棄眾民的。天都多大，眾就有多大，得“眾”可以知天。“君子之道”，是善道，包括（1）剛健有為;（2）和與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協調。"這些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張岱年:《論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1輯，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尼采是蔑視“眾民”的。尼采說：道德只是低等人群體用來阻礙高等人的虛構事物。這句話我首先反對的是他低估了低等人群的力量。在古代，一切社會規則都是高等人建立的，明白點說就是統治階級建立的，用來約束低等人群，以確保資源的“合理”分配和社會系統的穩定。
在古代，人是被分為三六九等的，如今有了變化，起碼在理論上講，人人生而平等。
哪怕在古代，社會上升通路，也是有的，比如中國的科舉制度。這可以讓低等人群的一生通過不斷的提升自我，變身為高等人群。
現在，我們這個星球已經進入現代化、多元化時代，不僅有競技體育，還有社會體育，不是前面的選手遠遠拋離了對手，那麼他就不會有阻礙了，他就成為了高等人群——這麼簡單。還有，運動健將博爾特只有一個，而上體育課的學生有千千萬萬。一個和千千萬萬是不成比例的。
儒家：從“格物致知”到“天人合一”
“格物致知”就是研究萬事萬物，達到對客觀事物的真理性認識。明儒王陽明提出“致良知”。比他早的宋朝先賢朱熹提出“格物窮理”，先秦儒家提出“致知在格物”。
儒學第一期是先秦時期的儒學。那時，儒家就提出了知行關係和物我關係之類的命題。如《論語》：“聽其言，觀其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若浮雲。”《大學》中的“致知在格物”等等。總之，格物致知是中國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乃儒家專門研究事物道理的一個理論。
《大學》中有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論述的“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但《大學》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卻未在其後作出任何解釋。《現代漢語詞典》2012年發行的第六版將“格物致知”解釋為：“推究事物的原理，從而獲得知識。”
儒學第二期就是宋明儒學，包括理學和心學。
朱熹作為受道家思想影響的理學大家，提出“格物窮理，格物致知”這個命題，格就是研究。朱熹集前人之大成，建立了理學體系。他把太極之理作為哲學的最高範疇，提出了系統的格物致知說和知行學說，建立了完整的人性學說和有關修養方法的學說。
宋朝時，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後取得官方地位，因此程朱理學成為儒學主流。朱熹作《伊洛淵源錄》確立了北宋理學產生、發展、傳衍的歷史統緒，使之具有一個統一的學術流派的地位。
陸王心學吸收了佛家思想，是和程朱理學不同的儒學派別。
中國宋明時期的哲學流派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南宋時期，針對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陸九淵提出“心即理”；針對朱熹“即物”才可“窮理”的理論，陸九淵提出更為便捷的“發明本心”的主張。到明代中期，王守仁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命題，在認識論上主張“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關於“天人合一”，現代人往往解釋為“自然和人類和諧共處”。其實，根據儒家民本思想，“天人合一”有著十分深刻的社會意義，那就是在社會發展中，百姓和天一樣重要，百姓和天互相映襯，君王不得不謹言慎行。
“天”是古代哲學-宗教思想範疇，它就和“自然、社會以及思維的一般”密切相關。天，從一從大，“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孟子·盡心上》）“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論語》）“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張載《正蒙·大心》）馮友蘭說：“我想引進兩個名詞，在我看來，它們分別表示中國哲學的兩種一般趨勢：它們是‘自然’和‘人為’，說的更確切寫，就是‘天’和‘人’。”（《中國為什麼沒有科學？》）然後，馮友蘭就下了判斷：“道家主張自然，墨家主張人為，儒家主張中道。”杜威反對“用西方的概念的鴿籠子把中國的事實分格塞進去來解釋中國”，認為這樣做是“愚蠢”的。其實馮友蘭就犯了這樣的“愚蠢”，因為“天”在三家（九家甚至全部先秦各派）哲學裡都是基礎性的範疇，涵義都一樣。馮友蘭在《新世訓》中，也提出儒家和道家都主張“無為”。而無為，就是天行，是需要所有人（天下）去效法的。
關於成語“民以食為天”
“民以食為天”出自《史記•酈食其列傳》，這句話，現在廣泛地被糧食和食品安全領域的人士引用。
“天”是基本的中國哲學-宗教思想範疇。美國當代學者郝大維、安樂哲《漢哲學思維的文化探源》關於“天”——
我們的結論是，“天”作為規定中國人的精神性的核心觀念，不能解釋為一個超越的範疇，為了使這一結論能夠成立，我們已經說得夠多了。這樣，［這一觀念的］英文翻譯，如”Heaven”、”Providence” 或”God”顯然會造成誤解。（第252頁）
《墨子》裡的天是有意志、可為人所法儀的天。而墨子的地位是儒家的反面，是勞力階級的哲學家，因此也是唯物主義因素比較多的先秦哲學家。前者的經典話語和後者的啟蒙話語是那麼地相牴觸！其實，在經典裡，儒家墨家的天是一樣的。特殊矛盾產生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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