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談談「鄂」吧，老實說，這個字從讀音上來講，確實聽的有一點點怪彆扭，同屬這個字音「è」下的字就有:「惡」、「餓」、「厄」、「鱷」、「噩」等，好像這個讀音下的字的義項相對而言確實被安排的挺不美好……但眾所周知，湖北方言裡普遍是沒有捲舌音和後鼻音的，某些讀音對比普通話甚至還因此發生過異化，從讀音的角度來說，在相當一部分湖北方言內，「楚」和「醜」的讀音也是基本雷同的，因而僅從這個角度而言就用「醜」來替代「惡」，似乎也挺缺乏說服力。
然後就是看起來認同感較高的歷史沿革問題，湖北在春秋戰國時期屬於楚國核心地帶，且楚文化至今仍尚存影響力，其文化基因仍然經久不衰的為湖北人所繼承並保持認同，湖北地域古來也常常被稱作荊楚大地，從這個角度而言湖北對於「楚」的代稱確實擁有著無可置疑的強宣稱。但相比較而言「鄂」只是在文化留存和地域認同上遜色於「楚」，論歷史久遠程度，則未必會晚於楚國，畢竟鄂國早在殷商時期就存在了，地域包含今天的鄂州、黃石一帶，鄂君還是商紂王時期的三公之一，楚國則要等到西周之後才逐漸發跡，單從歷史源流上看，二者屬於同一時期，且春秋早期的湖北境內除了楚國和鄂國以外，還有隨國、庸國等大大小小的諸侯國，楚國也是在各個擊破逐步吞併他們以後才成為名副其實的南方巨無霸的，從這個方面來說，本來楚人就是被中原諸侯們排擠到的南方，中原諸侯本身對楚人就帶有莫大的歧視和偏見，再加上楚人在此情形下被激發愈演愈烈的以侵略擴張為主導的逆反行為引起了中原諸侯的恐慌和不滿，因而楚國在春秋時期的口碑一度是非常差的，雖說後來楚國慢慢積極向中原靠攏學習禮樂並被孔子所稱頌，但楚國的南方蠻夷的形象也始終是深入人心的，畢竟當時的話語權主要就在中原諸侯國手中，僅從這個角度上看，楚國是不被容於當時那個時代的，但是因為自身實力的強大，某種意義上也有點類似於中國今天的情況，國力足夠強大，但在國際輿論上始終受到制約。
而鄂國最終被楚國兼併成為了楚的方國，自此之後就被埋沒於楚國的基因之中了，當然現存於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鄂君啟節則某種程度上說明了作為楚國封君的鄂君在楚國的影響力也是非凡的。
而說到對楚國的認同更多是對楚文化的認同，其中以楚辭最具有代表性，屈原作為這一體系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所傳播的文化上的影響力至今都是膾炙人口的，而反觀鄂國由於以上的原因沒能留下什麼文化上的重要影響，所以顯得相對遜色一些。
而從地理指向上看，鄂的核心地區在今鄂州、武漢一帶，輻射範圍也許可達黃岡、黃石、咸寧等地，標準的鄂東地帶的指示器；而楚的核心地帶則是位於江漢平原及周邊的荊州、荊門、宜昌甚至於襄陽、南陽一帶，在省內的輻射範圍涵蓋了江漢平原以西的廣大地區，兩者的指向範圍分庭抗禮，這也就是部分湖北人(個人推測多為武漢以西的湖北人)對「鄂」並不感冒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楚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作為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也包含了普通老百姓對於“祖上曾經闊過”的這種樸素自豪感的強烈的懷念和嚮往，從這個意義上講，「楚」同「秦」、「晉」、「吳」、「蜀」等代稱一樣確實在相應地域內是深入人心的。但我要揭示一點，即「楚」這個義項相對於「鄂」而言是有所演變，指代範圍是有所延伸的，舉三個很典型的例子:
一、地域上的延伸
楚國作為春秋戰國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之一，一向以幅員遼闊、國力強盛等特徵著稱，因為楚國極盛時期的統治範圍涵蓋了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的全部或絕大部分地區，以及陝西、河南、江蘇的部分區域，當時的古人認知內的目力可及的南方區域幾乎盡為楚有，可見它是一個極其龐大的國度，同時楚國的興衰過程中經常伴隨著頻繁的遷都行為，其足跡大體呈河南——湖北——安徽的路線在走，每一次的遷都都意味著核心統治區域的變更 ，楚國的歷史變遷也是不可不察的，所以這也是湖北人拿出「楚」作為代稱之時部分外省人也有不服的原因，儘管湖北對此確實有著強宣稱，但從楚國曾經統治或是影響到的區域而言，其他地方同樣對此有著這樣和那樣的關聯，因而湖北人要“獨佔”這個代稱自然是阻力極大的。
二、文化上的延伸
楚文化是一個自成體系的文化，楚國由春秋進入戰國後逐漸為中原諸侯國所接受和認同，除了楚人積極向中原禮樂靠攏謀求國際認同感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無疑是強大國力所保障的文化輸出所起到的作用，換句話說，楚人對中原文化的互相認同是同步發生的，無論是伯牙子期還是章華臺還是楚辭還是楚國的和氏璧及漆器等，其在歷史中被後人熟知的背後更多意味著這些象徵楚國或者與楚國有著莫大關聯的東西是被中原人接受和認同甚至於作為代表性的東西主動宣傳出來的。楚國被秦國滅亡以後，此起彼伏的反抗運動沉重的打擊了秦國在楚國故地的統治，其中
以陳勝、劉邦、項羽等為代表的楚國遺民在秦末農民起義戰爭中發揮著主導作用，而此時的楚人的指代無疑也早就脫離了專指湖北人的範疇，陳勝為河南陽城人，劉邦為江蘇徐州人，項羽是江蘇宿遷人。陳勝起義打出的旗號是“張楚”，即張大楚國之意。項羽自稱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劉邦則依靠他的豐沛集團建立起了大漢王朝，漢朝既漢承秦制，同時也在各種方面傳承了楚國的文化和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講，「楚」的含義早在秦漢之際就已經有詞義延伸的明證了，多指傳統意義上的楚國故地但又不特為楚國故地所有，比如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的題字中就有「惟楚有才，於斯為盛」，這一點是必須分明的。三、政治上的延伸
秦漢以後，「楚」幾乎再也未見封建王朝作為國號使用，但歷代封建諸侯王時，楚王同齊王秦王等一同成為了強藩的代表，獲封楚王的多為宗室受寵或勢盛者，在王朝的框架內肩負著象徵莫大榮譽和權威的維城之責。 個人印象裡用過楚為國號的割據勢力只有桓楚和馬楚，桓楚延續不到一年，馬楚的統治範圍僅限湖南一帶，而自此之後，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力幾近於無，今人所述及的「楚」，基本所指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那個輝煌強盛的南方大國。
還有一個方面不可不提，即湖北所處的位置。湖北處於中國中部腹地，自古都是四通八達，水陸要衝之地，其中武漢更是號稱九省通衢，至今都是國內交通地位最重要的大動脈之一，其連接南北，溝通東西的意義不言而喻。這一點古人同樣深知，因而遍觀古籍不難發現，湖北在歷史上長期是被分而劃之，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湖北省區域在古代長期都是支離破碎，很難被一方獨有的，以本人擅長的三國領域為例，湖北在漢末三國時期基本屬於荊州的核心地帶，諸葛亮就評價這一地區【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事實上荊州也曾是三家分據的局面，湖北省內的武漢以西為劉備所據，武漢以東為孫權所有，鄂東的長江以北和鄂西北為曹操所控，全國性的三足鼎立的格局在湖北省內亦有明顯體現，後來孫權擠壓劉備在湖北的勢力範圍，就呈現了一個較為有趣的格局，今天的荊州、宜昌、武漢、鄂州都是東吳的軍事要塞，而襄陽、隨州、孝感和與鄂州僅一江之隔的黃州被曹魏牢牢佔據。
今天的湖北省域要到明清時期才逐步成型被奠定格局，在明清以前長期在行政區劃上被碎片化分配，自然難以形成統一的區域認同，這也是當今湖北省內的文化交流、方言等難以統一的深層原因。而說回「楚」和「鄂」的問題，清代湖北湖南同時建省，「楚省」在當時為兩湖共用，而「鄂省」則在咸豐四年在一次聖諭中被作為湖北省的代稱首次明確提及，是後湖北別稱「鄂」便由此產生，新中國成立後郭沫若也倡導湖北繼續沿用「鄂」作為習慣性的簡稱直到今天。
其實說到這裡，湖北究竟是簡稱「楚」還是「鄂」都不那麼重要了，因為兩者皆有指代湖北的合理性，唯一的問題可能就是兩者在文化和地域認同可能都無法全面涵蓋到湖北省，譬如湖北有一家著名媒體——楚天都市報，近現代亦有中國工農紅軍的重要發源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湖北的地理位置決定了發源於此的文化可以有重大影響，可以獲取極大的認同，也可以與外來文化融會貫通、激烈碰撞，但唯獨難以具備集體認同的「唯一性」，這也是湖北獨特的魅力所在，基因記憶裡刻著「楚」、「漢」，而又不獨有之，而是積極發散開來，使之紮根更深，傳播更遠，形成更為牢固的文化基因和民族記憶。
因此個人觀點是：短期內湖北是不會更改簡稱的，因為既無理由也無必要，畢竟改簡稱易，但背後的行政成本和經濟成本是必須要考慮到的事情，而現階段湖北正在遭受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一場強大疫情，疫情過後也必將有一段為期不短的經濟復甦的過程，暫時是沒有精力，也不會考慮到這個層面的，期待湖北早日解封，熱乾麵重新煥發生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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