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懷左同學
說起無常，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常是背脊發涼，只因有他存在的地方便有死亡。渾身雪白，舌頭直伸、帶著鐵鏈索命的他，更是頻頻出現於影視作品之中，譬如《西遊記》、《新白娘子傳奇》等。
“無常”本來是佛家語，指世界萬物無不在變異毀滅之中，後來引申為死。在中國民間他是勾魂使者，在一個人將要死時，閻王就會派他來勾攝活人的魂魄。
魯迅作品中的鬼魅形象，可謂是精彩紛呈。但他集中筆力專門寫鬼的篇目，則屈指可數，除去在臨終前兩個月寫下的《女吊》，便只剩《朝花夕拾》這一散文集中的《無常》。
魯迅在《無常》中，追溯童時的記憶，分別敘述了書上的無常、廟裡泥塑的無常、目連戲中的無常與迎神賽會時的無常。
但與我們對無常的刻板印象不同，魯迅先生筆下的無常除了可怖，亦是可愛與可親。先生全篇都在寫無常，但卻又不僅僅只是在寫鬼怪。他最難能可貴的，便是藉助無常這一窗口，來看藏其背後的人。
一、無常：可怖又可親、公正無私又有人情的鬼怪形象
人們往往談鬼色變，但魯迅卻刻畫出了無常的豐富性。無常自然是恐怖的，但他在百姓心中卻不是高高在上或是鐵面無私的酷吏，反是可愛又可親的熟人。他也會像人一樣陷入情感與理智的衝突，在公正無私背後又極富人情味。
1.可怖、可愛且可親
作為恐怖勾攝生魂的使者，無常無疑是可怖的。城隍廟或東嶽廟的大殿後的陰司間，在才可辨色的昏暗中，無常的塑像伴著“吊死鬼、跌死鬼、虎傷鬼、科場鬼”等鬼怪。
但魯迅小時因為膽小害怕沒能看明白，只留下了“門口長而白的東西就是他”的模糊印象。
傳說中陰司間安放無常的裝置亦是恐怖：“門口是一塊活板，人一進門，踏著活板的這一端，塑在那一端的他便撲過來，鐵索正套在你脖子上。後來嚇死了一個人，釘實了，所以在我幼小的時候，這就已不能動。”
看到這一段描寫，我不禁有些脊背發涼，自然而然地聯想起在鬼屋的經歷，掀開房簾後忽然跳出來的吊死鬼，驚得我汗毛戰慄、一身冷汗。好在魯迅小時那活板已不能動，不然指不定得嚇出童年陰影。
但無常與普通的鬼怪又極為不同，他除了可怖，亦是可愛，這從他在“目連戲”的出場便可看出：
“雪白的一條莽漢，粉面朱唇，眉黑如漆，蹙著，不知道是在笑還是在哭。但他一出臺就須打一百零八個嚏，同時也放一百零八個屁，這才自述他的履歷。”
“渾身雪白”自是可怖，但他的“粉面朱唇”又讓人倍覺親切。而他“打一百零八個嚏、放一百零八個屁”則極其活潑詼諧，不是高高在上、端著一副嚴肅面孔，而是像一個小丑般好笑又可愛。
這也難怪人們敢故意和無常開玩笑，迎神儀式中在他面前捧著飯菜，即使無常想吃，但就是不給他。因為他在人們心中，除了可怖與可愛，更是可親的。
正如魯迅在文中所說的，“人民之於鬼物，惟獨與他最為稔熟，也最為親密”。
無常的可親還體現於他樸實無華的裝扮：
“身上穿的是斬衰凶服，腰間束的是草繩，腳穿草鞋，項掛紙錠；手上是破芭蕉扇、鐵索、算盤；肩膀是聳起的，頭髮卻披下來；眉眼的外梢都向下，象一個‘八’字。”
束著草繩、穿著草鞋的他，項上掛著的是紙錠而不是銀錠，手上拿的還是破了的芭蕉扇，簡直是既破落又潦倒，因而他是被平民化、草根化了的鬼。
據魯迅的考證，在印度的佛經裡並沒有無常這個形象。無常的出現可謂極具“中國特色”，是人們以自己為原型，再加以想象，將“人生無常”具象化後擬構出來的結果，這也難怪無常讓人覺得如此熟悉又可親。
這就像請不同國籍的人畫出他們心目中的上帝，最後呈現出來都是人的樣貌，只不過有著不同膚色和五官而已。希臘神話的諸神，同樣是既有神性又充滿人性的，皆因為出自於人之手。
2.公正無私，亦有人情
無常首先是公正的，他頭上頂著的長方帽上寫著的四個字，是“有時也見於包公殿的匾額上的”。因為包公是人們心中的“包青天”，這樣窮苦老百姓在遭遇不公時，也能有處訴苦與伸冤。
在某種程度上無常就是包公的象徵，他手裡拿著的大算盤，會將人身前的所作所為加以審判，“無論貴賤，不管貧富，有冤的得伸，有罪的會罰，任憑你擺盡臭架子也無益。”
在目連戲中，無常更是惡人的天敵，因而無常往往出現於惡貫滿盈的惡人收場之時。
但無常畢竟不是完完全全的鬼，他是“生人走陰，就是原是人，在夢中入冥去當差”，因而不是完全鐵面無私，反而有些人情。
但也恰恰是因為這點人情，他成了一腔苦情無處可訴、蹙緊雙眉的冤鬼。本要奉命拿堂房阿侄的性命，看阿嫂哭得悲傷，暫放他還陽片刻，卻被閻王誣為“得錢買放”，反被捆打四十。
替人伸冤的無常，卻反過來成為了被冤枉的苦命鬼。而造成這冤屈的誘因，恰恰是因為他的不忍和善良，因著他對普通老百姓的同情，因為他對親情的關照。
這無疑是令人悲涼且憤恨，但懲罰卻是無情的。在承受了這一切痛苦後，無常終於下定決心，今後得毫不留情。
人們則對他滿懷理解，這是“受了閻羅老子的督責之故，不得已也”，“認為一切鬼眾中，就是他有點人情”。
因此，情與理在無常身上產生了衝突。他之所以會面臨這種矛盾，恰恰是因其心存善良、極富人情味。這也難怪“人們要尋真實的朋友，倒還是他妥當。”
二、“一見有喜”、“你也來了”：百姓對死亡的超然與灑脫
“頭上一頂長方帽，下大頂小，按比例一算，該有二尺來高罷；在正面，就是遺老遺少們所戴瓜皮小帽的綴一粒珠子或一塊寶石的地方，直寫著四個字道：‘一見有喜’。有一種本子上，卻寫的是‘你也來了’。”
錢理群認為，“這是普通老百姓之間最普通的對話：人總有一死，這是必然要有的一天，因此，見到了勾魂的無常，就平平淡淡地說一句：‘你也來了’。”
但在我看來，並非如此。魯迅在文章自嘲道“至於他的帽上是何人所寫，他自己還是閻羅王，我可沒有研究出”，無論是無常自己，還是閻羅王，都是來自陰間的問候，因而這四個字絕非百姓所說。
但無常畢竟是百姓自己的創造，仍表達了他們對死亡的看法。“一見有喜”，與人們所說的“白喜事”形成了某種呼應。
我小時常常不解，為何喪事會被稱為喜事呢？還需吹吹打打，熱熱鬧鬧，這豈不是人死後都不得安寧？最難以理解的是要大擺宴席，難不成還要慶祝死者的離世？
漸漸長大我才明白這背後的緣由。人們將死亡與喜事相聯繫，一則因為對陰間公正的嚮往。在陽間難以獲得的公正，反而能在陰間獲得。因此死亡不是結束，反而是在陽間所受苦難的解脫。
二則乃生之艱難，佛教說“苦海無涯”，生的艱難，便是在苦海中無力地掙扎，苟延殘喘，卻又只能拼命苟活。
正如魯迅所言，“想到生的樂趣，生固然可以留戀；但想到生的苦趣，無常也不一定是惡客。”
我不禁聯想起餘華的小說《活著》，主人公福貴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親人一個個離去，留下者在情感上所受的煎熬，又何嘗會少於死者所受的苦難呢？
至於大擺宴席，只因中國自古以宗法制維繫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百姓生活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與強調個性與獨立的西方相比，中國更看重集體性和社會性。
所以，一個人的離開，除了生物意義上的停止呼吸，更重要的是其社會關係的斷結，因而要借宴席告知親朋好友、各族宗親，甚至還有告廟等儀式來請求鬼神對死者加以接應。
因此，這一觀念也就漸漸深入人心：喪事操辦得越是熱鬧，就越是證明這一家的子女是多麼有孝心、這個家族的實力有多麼強大，這也解釋了《紅樓夢》中寧國府對秦可卿的喪事操辦何以那般重視。
在有的版本中，無常頭上長方帽上所寫的四字並不是“一見有喜”，而是“你也來了”。這四字雖然簡潔，卻也同樣耐人尋味，反映了百姓們對死亡的瀟灑達觀。
為了更好地考察這一細節，我們不妨將這四字換一種表達——“你要去了”，換字後仍然能表達無常與死者間的交談。但這一來一去間，感情色彩與心態則截然不同。
“去”是被動的，“來”是主動的；“去”是無奈的，“來”則是從容的；若“去”是遺憾不捨的，“來”便是灑脫瀟灑的。“來”字背後，絕無大悲與肅穆，而是看淡死亡的超然。
只因人們將死當作生命中必經的過程，這正如魯迅在文中所言：
“可是在無意中，看得往這‘蔭在薄霧的裡面的目的地’的道路很明白：求婚，結婚，養孩子，死亡。”
既然死亡早已在意料之中，真正來臨時又怎會張皇失措、面如土灰呢？既然早已做好準備，當離去的這一日終於降臨時，便也能從容自如。
此外，你“也”來了中的“也”字，有著如同老朋友般的親切與熟悉之感。就算去了陰間，人們也並不會孤單。因為無常已經接去了先行一步的親人，人們甚至可能還留有與他們再次重逢的念想。
這種對待死亡的超脫，也能從人們對鬼怪的命名中看出來。與“活無常”相對的，是“死有分”。
原來，活著是一種無常，唯有死，才能各得其所。若是活著，便要經歷各種磨難與不公；只有到了陰間，才能真正擁有公平與正義。
在去世前的一個月，魯迅在他的雜文《女吊》裡如此評價“無常”：“我以為紹興有兩種特色的鬼，一種是表現對於死的無可奈何，而且隨隨便便的‘無常’，我已經在《朝花夕拾》裡得了紹介給全國讀者的光榮了……”
正如周作人所言，“我們聽人說鬼即等於聽其談心。”無常，反映的恰是百姓對死亡“隨隨便便”的灑脫與超然。
三、借鬼寫人：對公正世界的嚮往與對“正人君子”的揶揄
無常除了能反映百姓對生死的態度，還寄寓了百姓心中對於公正世界的憧憬。魯迅正是藉此表達對黑暗現實的批判，並通過幽默這一武器，對所謂的“正人君子”加以揶揄。
魯迅的弟弟周作人說：“我不信人死為鬼，卻相信鬼後有人”，“鬼為生人喜懼願望之投影”。
對此，我深以為然。鬼神反映的是人民的夙願。這正如弗洛伊德認為文學是作家的白日夢，人們對於鬼的敘述也是文學的某種變形，隱秘曲折地反映了人們在現實中難以實現的“白日夢”，能為他們的心靈提供某種安慰與補償。
正因現實中充斥著的滿是不平與苦難，人們才會從陰間尋找精神的寄託。在強權與金錢的暴力前，人們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寄希望於伸張正義的無常：
“難是弗放者個！
那怕你，銅牆鐵壁！
那怕你，皇親國戚！”
這裡的“銅牆鐵壁”暗指官府，“皇親國戚”則直指是那些仗著權力為非作歹者，面對特權，無常道出了備受欺壓的老百姓們共同的心聲：不畏強權、蔑視權貴，但可悲的是，這種呼聲只能是“白日夢”。
這裡的“銅牆鐵壁、皇親國戚”本是幫助百姓安居樂業的政府機關與父母官，卻成了社會不公背後的根源。百姓往往以“神”來代稱政府，表達了他們既敬畏又憤恨的矛盾心理。
“凡是神，在中國彷彿都有些隨意殺人的權柄似的”，神靈本是護佑百姓的“保護神”，到頭來卻反戈一擊，成了隨意殺人的劊子手。
這不禁讓我很自然地聯想起魯迅《記念劉和珍君》中屠殺請願民眾的昏庸政府來，他們施加給有擔當和正義感的青年學生的，除了目不忍視的慘相，還伴以耳不忍聞的流言。
既然現實黑暗無比，人們只能將希望寄託於陰間和類似無常的鬼怪。人們對於陰間的想象，便是其心中理想世界的投影。他們對陰間的神往，皆因相信“公正的裁判是在陰間”。
“在離我家不遠的小屋子裡的一個男人，便自稱是‘走無常’，門外常常燃著香燭。但我看他臉上的鬼氣反而多。莫非入冥做了鬼，倒會增加人氣的麼？”
原來，相互交織的鬼魂世界和現實世界，反是黑白顛倒。人間不公，充滿鬼氣，反而是地獄有人情。將理想寄寓於陰間，恰恰暗含了魯迅對人間社會的批判與抨擊。
在文中反覆出現的，除了無常、鬼卒、鬼王等鬼物，對陰間充滿嚮往的“下等人”，還有“正人君子”——文中多暗指以陳西瀅為代表的“名士”。魯迅對於他們，多持揶揄諷刺的態度。
文中共有三次寫到這些“正人君子”們。第一次是借“下等人”嘲諷這些“名士”們的賣弄，看似妙語連篇，實則不知所云：
“這些‘下等人’，要他們發什麼‘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狹窄險阻的小路，左面是一個廣漠無際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廣漠無際的浮砂，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裡面的目的地’那樣熱昏似的妙語，是辦不到的。”
第二次則諷刺他們在報紙上洋洋灑灑，看似伸張正義，實則抱有某種目的，“主持公理”不過是他們打著冠冕堂皇的幌子罷了：
“閻羅天子、牛首阿旁，還有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馬面，都是並不兼差，真正主持公理的腳色，雖然他們並沒有在報上發表過什麼大文章。”
第三次提及，則是狠狠地幽默了一番：
“至於無常何以沒有親兒女，到今年可很容易解釋了；鬼神能前知，他怕兒女一多，愛說閒話的就要旁敲側擊地鍛成他拿盧布，所以不但研究，還早已實行了‘節育’了。”
作為一個鬼，無常有老婆及兒女本已荒謬；說他早早實行了節育，則更是令人捧腹大笑。喜劇效果背後，卻又暗藏辛辣與銳利。
這暗指的便是1926年出現的“盧布之謠”：即一些反動派誣陷進步作家，說他們拿了蘇聯的盧布而批評當時政府。魯迅借無常之口來還擊無稽之談，以戲謔之語巧妙地諷刺了陳西瀅等造謠之人。
這裡的反擊不是藉助“匕首與投槍”，而是藉以幽默的武器，對汙衊者加以諷刺與戲謔，果真是“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四、結語
在《朝花夕拾·小引》中，魯迅憶起兒時在故鄉的蔬果，一改其“戰鬥者”形象，反而是充滿溫情：
“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鄉的蠱惑。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嚐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
錄於《朝花夕拾》的《無常》亦是如此，是魯迅於“蕪雜”心緒中的精神還鄉。藉由回憶的濾鏡，關於無常的童年記憶顯得那般鮮活有趣，即使是長大成年，仍有令人不時回顧的魔力。
無常是可怖的，但更是可愛又可親的；他公正無私，但亦有人情。對於無常的“人格化”，在一定程度上寄寓了魯迅的理想人格。他想以鬼的人情味，來反觀現實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與無情。
無常作為老百姓們的創造，也曲折反映了“下等人”們對死亡的態度。“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魯迅，正是借鬼來表達在情感上與“下等人”的親近，讚頌他們對於死亡的超脫與達觀。
因此，在魯迅作品中，鬼魂世界和現實世界常相互交織，甚至有時反是黑白顛倒。魯迅正是通過鬼魂世界的公正，來反襯現世的黑暗；借率真的“無常”，對“正人君子”加以揶揄。
魯迅雖然是談鬼，但他關注與思考的中心，仍然是鬼背後的人。
閱讀更多 懷左同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