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憲宗:為社會底層“小人物”吶喊鼓呼

黨憲宗:為社會底層“小人物”吶喊鼓呼

賈平凹為《文化藝術報》柳青文學獎獲獎作家系列專訪題詞

党宪宗:为社会底层“小人物”呐喊鼓呼
党宪宗:为社会底层“小人物”呐喊鼓呼

作家黨憲宗生活在農村,見證了它的變化,感受著它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報告文學《沉重的陪讀》是他用手中的筆,為生活在這裡的“小人物”吶喊和鼓呼的集結。他堅持要以作家所具備的社會責任感為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呼喊。

作品圍繞著當今人們普遍存在著的望子成龍心態,尤其是圍繞著農村孩子的上學問題,用多個不同的故事,從不同的角度予以表達,書中所反映的陪讀問題,同樣是由於社會進步和追求更高更好的生活而帶來的。他多次深入採訪紮實寫實,使得作品有炊煙,接地氣。

文化藝術報:您能介紹一下《沉重的陪讀》的創作初衷和創作思路嗎?

黨憲宗:我生活在渭北一個小縣城裡,因為職業和個人興趣的原因,我經常接觸到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群。我一年當中,40%的時間都到農村跑,七十多年來農村的變化、農民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我深有感觸。近年來,隨著農民工一族大量湧入城市,家中留守著老人、婦女和孩子,又由於城鎮化步子的加快以及城鎮教育資源的重新配置,許多農村中小學撤併,大量的中小學生湧入縣城讀書。為了照顧孩子的生活和學習,其家長(主要是母親或爺爺奶奶)不得不進城。“陪讀”這個詞便應運而生,進城的家長逐漸成為“陪讀一族”,他們成為社會新的群體,又是被社會邊緣化的人群。他們既要陪讀,又要打工賺錢,以此養家餬口,農忙又要回家種地,還要照顧家裡的留守老人,可以說是吃盡了苦頭,而且還受到社會上各種不應有的歧視。這些農村生、農村長,生活在農村多年的農村婦女,一夜之間湧進了五光十色的小縣城甚至大城市,看到城鄉兩重天的生活狀況,她們迷茫、痛苦,以致純樸善良的心失去平衡。這群人中慢慢積累了許多新的問題,進而衍化為一種社會問題。作為作家,有必要以悲憫的情懷直面社會問題,關注生活中這些“小人物”。於是便有了《沉重的陪讀》這部報告文學。

文化藝術報:您在創作過程中,最深的感受是什麼?想要通過作品傳達怎樣的情感?

黨憲宗:在這個過程中,給我最深的感受莫過於發現這些小人物生活的艱辛與執著,從中得到最大的收穫是看到他們身上優秀的品德。他們身處社會底層,付出最多,收穫最少,生活的艱辛是普通人難以想象的,然而他們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棄,面對窘境無怨無悔,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人身上,期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下一代人的生活,讓苦難在自己的身上終止,把幸福留給兒女們。

“我的血管裡流著農民的血,我在渾厚的黃土地裡滾爬過,我祖祖輩輩是農民,我吃的是農民的奶,住的是農民的窩。中國農民幾千年默默地承受著、奉獻著,他們有著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夢想。我要講好中國農民的故事,他們有著沉重和苦難的過去,有著眼淚和喜悅交織的今天。隨著祖國的富強,我堅信中國農民的明天會更幸福、更美好。”這是我在柳青文學獎上的獲獎詞,正是我想通過作品所表達的。

文化藝術報:陪讀問題看似是家庭寄望於子女通過知識改變命運,實則也觸及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城鄉發展不平衡以及教改的得失。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黨憲宗:陪讀是中國社會發展中出現的一個獨特現象和必然產物,是現代化建設和城鎮化發展無法迴避的現象。陪讀現象事關城市現代化建設和新農村建設兩個重大奮鬥目標,我們必須正確面對、充分認識、實事求是、統籌解決,才能真正關注民生,實現社會和諧發展。

文化藝術報:您是什麼時候接觸報告文學並開始著手創作的?

黨憲宗: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我便關注高考學生這個群體,關注農民供養大學生難的社會問題。2003年我開始採訪農民供養大學生的情況,用三個多月的時間採訪了一百多戶家庭,到過早點攤、夜市攤,進過低矮的出租房,去過陪讀者的老家……2005年開始寫作反映農民供養大學生之累的報告文學《沉重的母愛》並於2006年出版。隨後,我在想當年那麼多家庭付出了“沉重的母愛”後,所供養的大學生們,又是如何回報父母、回報故鄉的,就開始了這方面的調查。於2011年出版了報告文學《沉重的回報》。

在下鄉採訪過程中,我發現了一些變化,一些村裡的學校部分學生轉到縣城讀書,使得農村校園中學生寥寥無幾,反觀縣城裡的學校,每個班學生則擁擠得達到八九十人。不到兩三年的工夫,農村的學校先後撤掉了,大部分鄉鎮只設一所中心小學,一些鄉鎮的初中也合併到縣城的中學,一些擁有兩千多人的大村沒學校了,有的希望學校變成了養雞場、養豬場。我認為主要原因是社會觀念中普遍認為城裡的教學質量高,加之農村城市化步伐的加大,縣城的高中、初中也在不斷建設新校址,而隨著孩子的轉學,大部分家長開始進城陪孩子讀書。就這樣,現實把我一步步導向了陪讀者。

文化藝術報:長期專注於基層人民生活,您的憂思與期待是怎樣的?書中所提的陪讀現象現在是否有所改變?

黨憲宗:農村人和城市人這兩個階層,農民的身份在觀念中還是受到一些歧視。儘管近年來有所改變,但從傳統觀念上來說還是一直存在的,一些藝術形式中醜化農民形象更是讓我很痛心,希望農民和城市人同樣被這個社會平等對待。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陪讀的現象並沒有改變,反而越來越嚴重。

文化藝術報:弘揚柳青精神,作品是第一說服力。如何能夠理解和弘揚柳青精神?

黨憲宗:柳青是當代中國作家的榜樣,他紮根基層,貼近群眾,瞭解群眾生活,反映群眾疾苦。習近平在參加黨的十九大貴州代表團討論時,提出黨政幹部要學習柳青,要接地氣,充分揭示了柳青精神的實質。弘揚柳青精神,就是要紮根群眾,瞭解民情,真心實意地解決群眾遇到的問題。我認為,關注農民、關注小人物、關注民生,是一個作家弘揚柳青精神的職責所在。

文化藝術報:您目前有沒有新的作品要出版,或正在創作的作品?

黨憲宗:《沉重的母愛》《沉重的回報》是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的,《沉重的陪讀》是陝西太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2017年太白文藝出版社把三個“沉重”出版成系列,又和我約定了後面的內容,第四個“沉重”《沉重的婚嫁》即將出版。這樣的關注和寫作我還將繼續下去,以一個作家的良知持續關注社會底層人群的生活和社會問題。

文化藝術報記者 李濟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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