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周王有德嗎?據說有。


在兩週的文化人筆下,他們的先君和先王都是道德楷模,寬厚仁慈,勤政愛民,禮賢下士。比方說,每年春耕,周君都要在田間地頭舉行“饁禮”(饁讀如葉),表示親自送飯給農夫。諸如此類的說法不勝枚舉,依據恐怕也是有的,周的史官和詩人畢竟不是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何況即便是做秀,也比商王的鞭子好。


結果天下歸心,“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這話其實很實在。沒有“力”,光有“德”,是得不到天下的。周人的聰明,就在他們兩手都用,而且用得智慧。對大國,他們示威,大國就不敢作對;對小國,他們示柔,小國就甘願附庸。這樣一來,可不就“三分天下有其二”?


周在克商之前“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顯然,周人不但有“力”,而且有“智”。只不過後來做總結,就只剩下“德”。


張蔭麟先生甚至認為,武王伐紂取得成功,另有兩個原因。一是“紂克東夷而隕其身”,二是“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也就是武王利用了飢餓的力量,因掠奪糧食而發動戰爭。見《中國史綱》。



後面的結論也順理成章。周人既然“以德得天下”,那就必須“以德治天下”。否則就會跟殷商一樣,自取滅亡。


這是周人幾乎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道理。周公一再對子弟和同仁們說:我們是“小邦”,根本就沒資格“居中國”,也不敢“革殷命”。現在天地翻覆,完全由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不認商王認周王。為什麼呢?就因為紂王失德,而文王和武王有德呀!這跟當年夏桀失德,商湯革命,是一樣的呀!


這個道理,直到西周晚期還在講。陝西岐山出土的青銅器“毛公鼎”銘文,就說皇天對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為滿意,這才讓我“有周”來匹配上天。難怪周公說,我們的選擇只有一個,那就是延續文王的美德,才有可能保住天命。


周公說“我道惟寧王德延”,見《尚書·君奭》。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張叔平題拓本毛公鼎銘文。


諸如此類的話,周公對召公奭說,也對康叔封說。康叔封,就是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姬封,排行老九。管蔡之亂後,周公把武庚的人民一分為二,組建成兩個新的國家。其中一個給了紂王庶兄微子啟,國號叫宋,公國;另一個則給了康叔封,國號叫衛,侯國。衛和宋,其實就是殷和商,是古代殷商二字的音變。可見康叔封的任務,就是要把殷人改造成周人。


衛和宋是殷和商的音變,見楊寬《西周史》。


康叔封任重道遠。


於是周公發表《康誥》,語重心長地對康叔封說:唉,我親愛的弟弟,年輕的封啊!你要小心翼翼,你要謙虛謹慎,你要戒驕戒躁呀!天命是無常的,天威是可怕的,人民群眾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們天天都在看著你,看你能不能遵循父王的傳統,弘揚父王的美譽,繼承父王的遺志。那些小人是很難搞的。你得把別人的病痛,當作自己的病痛才行啊!


《周書·康誥》:“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顯然,周公、召公、康叔,都並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們的“德”,其實是逼出來的。只不過,他們沒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聖壇”。


哈哈,這就對了!


實際上,道德與其說是一種品質,不如說是一種智慧。說白了,它只是在“通過損人來利己”和“通過利人來利己”之間,做了明智的選擇,是“聰明的自私”。但這種聰明,對自己、對別人、對社會都有利,這才成為人類共識。周人的獨到之處,則只是在新政權誕生之際,把它變成了治國理念和施政綱領。


又一種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也萌芽了。


這就是“以德治國”。


從邏輯上講,這是順理成章的。是啊,既然“君權天授”,當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為本”,當然要“敬天保民”。但這在世界上,卻是獨一無二,聞所未聞。世界各文明古國,有宗教治國的,有法律治國的,更有兼用宗教和法律的,還有隻靠個人魅力的。以德治國?沒聽說過。


德,真能治國嗎?如果能,怎麼治?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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