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楊牧作品出品方“理想國”消息，詩人楊牧於3月13日下午在臺北市國泰醫院去世，享年80歲。
楊牧（1940年9月6日-2020年3月13日）圖片：新京報記者 王叔坤 2013年攝
詩人楊牧的本名為王靖獻，1940年9月6日出生於臺灣省花蓮市。彼時臺灣尚處於日本管制下，童年時代的楊牧也只認識臺語、日語和部分阿美語。1946年，六歲的楊牧成為進入花蓮市國民明義學校，開始學習國語，並接觸了《血滴子》《水滸傳》《西遊記》等漢語作品。高中時期，以“葉珊”為筆名，向詩歌雜誌投稿。
1972年，他開始將筆名從具有浪漫色彩的“葉珊”改為更顯沉鬱的“楊牧”，由此也標誌著他詩歌風格的轉變。
葉珊時期的詩歌作品，受《詩經》與浪漫主義詩歌影響較大，例如他的第一本詩集《水之湄》，其意象便取材於《詩經》：
“南去二十公尺，一棵愛笑的蒲公英/風媒花把粉飄到我的斗笠上/我的斗笠能給你什麼啊（寂寞裡—— ）/我的臥姿之影能給你什麼啊（寂寞裡—— ）”。
在浪漫主義詩歌的影響中，又尤以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作品為最。在進入大學時，楊牧主修的專業為歷史系，後因為興趣不和，楊牧將專業轉為英文系，1964年，在前往愛荷華大學學習的時候，楊牧還接觸到了古英語的魅力。
“哪裡除了遼闊的風景外，對我影響最深的，便是上課的方式。譬如古英文，老師並不是直接翻譯給學生聽，而是反問學生，這句話該如何解釋？文法又如何分析？”
這段與詩歌翻譯相關的感觸，後來也在楊牧的散文集《破缺的金三角》中再次闡釋，“退後一步，試圖反詰，說不定你的原意和你的表達方式之間不幸有些距離是不是？”這期間，愛爾蘭詩人葉芝成為楊牧最關注的詩人。
而在筆名更換為“楊牧”的年代，也正值越南戰爭期間，美國國內的反戰情緒非常強烈。楊牧不僅更換了筆名，在詩歌寫作上，也在浪漫主義之外增添了大量現實反問，嘗試以詩歌介入現實。
例如在大陸較為知名的那首《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在這首詩中，楊牧用詩人的方式給出回應，“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對著一壺苦茶，我設法去理解/如何以抽象的觀念分化他那許多鑿鑿的/證據”。1978年出版的作品《北斗星》也被認為是朝著中國新詩秩序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臺灣小說家王文興語）。
楊牧作品《奇來前書》（2014）《奇來前書》（2014） 《楊牧詩選》（2015）
1984年，楊牧還出版了散文《交流道》，以更直接的文字觀察社會現象。
在2012年，楊牧將詩歌授權給《中國新詩百年大典》，這也是楊牧首次向大陸出版社正式授權。此後，楊牧的詩集開始逐漸出版。2014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楊牧的早年回憶錄，《奇來前書》。諾獎評委馬悅然非常喜歡楊牧的作品，因此，楊牧也被一度認為是非常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華語詩人。在晚年，楊牧回到故鄉花蓮教學，經常下課後在湖畔與學生一起讀詩。他依舊寫詩，並一直堅持用古樸的鋼筆和過時的打字機。
楊牧作品融古今、中外於一體，在詩歌、散文和文學翻譯方面留下了大量獨具一格的文本。面對這些文本，我們應作何評價？我們採訪了同為花蓮詩人的陳黎。他認為：“整體來講，楊牧的詩歌立足於中國（加上西方）的抒情傳統，在看似古典的、委婉典約的風格中，蘊含極大的張力、爆發力。……僅從文學創作的藝術性成績來講，我想楊牧老師可能可以稱作臺灣第一人。”
導語 | 宮子
採寫 | 張進
楊牧（左）與陳黎。2013年攝於花蓮東華大學楊牧的宿舍。（圖片由陳黎提供）
“在多方面都開風氣之先”
新京報：同為詩人，又同為花蓮人，你如何看待、評價楊牧的創作？
陳黎：楊牧跟我的關係算是比較近的。他是花蓮人，我也是花蓮人，他最小的弟弟跟我是中學與小學同學；大學的時候，他的兩個弟弟和我住在一起，所以不管是在成長背景或文學寫作上，都算很接近的人。跟很多人一樣，我自己在寫作與翻譯這些文學志業上，受他影響很大。
我也曾寫過一些討論楊牧的文字。二十年前，我和我太太合寫過一篇蠻長的論文《楊牧詩藝備忘錄》，寫完時候才真確地領會到，楊牧是一個在很多方面都開風氣之先的寫作者——化用、融入中國古典文學；自西方古典與現代文學、文化汲取養分；開拓、實驗多種詩的形式，混合詩與散文兩文類成新的文體；省視、追索臺灣歷史、文學史，以後殖民、後現代眼光調理本土元素；以家鄉（花蓮）為寫作的秘密武器，由眷愛腳下土地擴大而為對整個世界、無國界區別的關懷。
我自己寫了不少關於我的家鄉花蓮或臺灣的歷史詩或地誌詩，每以為自己奮力勇進、做了別人沒有做到的，沒想到楊牧都先於我開頭了！他年輕時寫的散文集《年輪》，獨創的文體，駁雜的文本，跳躍的想象力，讀之讓人一驚。他早期的散文作品《葉珊散文集》幾乎人手一冊，一如他抒情、婉約的早期詩作，但他毅然地棄筆名葉珊為楊牧，不斷改變他的寫作風格，攻略文學城池有成，馬上挺向新的境地。我們的朋友奚密教授，就說他是“臺灣現代詩的Game-Changer”——一個不斷領風氣之先、開拓新遊戲形式的人——一點也不誇張。
整體來講，楊牧的詩歌立足於中國（加上西方）的抒情傳統，在看似古典的、委婉典約的風格中，蘊含極大的張力、爆發力。三十幾歲的時候，楊牧回到臺灣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他那時候的詩集《瓶中稿》（1975）、《北斗行》（1978），是當時我們二十幾歲的學子模仿的典範，一直到他寫《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的1980年代中期，這個階段的楊牧詩可說是最好懂又極動人的。他大可以留在這樣的風格、持續享其聲名，可他卻一意遵循他對藝術的追尋，繼續寫也許不是那麼討好一般大眾的、卻貫徹他對詩歌藝術或中文語言探索精神的作品。
僅從文學創作的藝術性成績來講，我想楊牧老師可能可以稱作臺灣第一人。這裡的判斷依據是，他在不同階段創作中的質與量，還有他創作的變化幅度，包括他對一代一代創作者的刺激和啟發。每一個階段的楊牧都讓我們覺得，他像運動場上的選手一樣，怎麼跑得那麼快，這也激發了後輩如我等想要往前跑、往前追的衝勁。在詩創作、散文創作，還有文學翻譯這三個方面，楊牧可說是二十世紀中文世界裡非常難得的典範。
他的博士論文寫《詩經》，不過他也不只是從《詩經》以降的中國古代文學裡得到滋養，他還曾編選了很多“五四”、民國時期作家的文集，比如周作人等。我覺得楊牧的好處就是可以安於寂寞，自信、專注地寫作。他可說一個是好命的人，創作上完全自由，可他也是一個在寫作上純粹而大氣的人，不太在乎別人非議他的作品。
我可以用我最近五六年跟大陸文化界接觸的經驗，來襯托楊牧作品的某些可貴質地。早年他的作品因故未能及時登陸大陸，近幾年理想國出版了楊牧的散文集和詩集，我覺得很高興，因為他的作品如果再不登陸的話，可能大陸讀者們都來不及有耐心讀他那些這麼幽微、曼妙的東西。五六年前我在上海和北京碰到一些朋友，他們很清楚地告訴我，他們看到了楊牧作品的好處。
談到我個人的創作與他的關係，大概是一種有點矛盾的雙重情境——一方面受惠於他，一面又受困於他。我們兩個有一些共同背景：都是是花蓮人；都是外文系出身，寫作詩歌、散文並事翻譯。在他的陰影籠罩之下，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似乎沒辦法完全找到自己寫作之路，即便在50歲前我也寫了不少東西。一直要到差不多到50歲時，一些海內外我的研究者告訴我，我已有自己的風格，不必讓自己太受到來自楊牧的“影響的焦慮”之苦，我才慢慢騰出與這位文學巨樹的距離，可以比較自在地在自己的小苗圃裡隨風搖曳自己的身影。由楊牧而生的此種影響焦慮，恐怕不只有發生在我一個人身上。
從年輕時就是一個“風格者”
新京報：你跟楊牧有過具體的接觸嗎？對他有怎樣的印象？
陳黎：我們讀中學時候，他大概就留學到美國了。後來他回臺灣之後，在臺大外文系任教，我那個時候在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有機會常會去拜訪他。他回花蓮時通常都會找我們。1994年他回到花蓮的東華大學，創辦文學院，他邀我去文學院兼課。我在1997年開辦第一屆花蓮文學研討會，是臺灣第一個以地區為名的文學研討會，那時候他身體情況很好，我們每年舉辦他都到場坐鎮。2006年開始的太平洋詩歌節，前面十年他幾乎年年參加。這幾年他都住在臺北，雖然家在西雅圖，但是因為身體的關係比較少回西雅圖。去年為他做八十歲壽，我也參加了，那時他已不太能夠清楚認人或充分表達，有點像回到小孩子。
新京報：剛才提到了一些楊牧的寫作特點，關於這一點能不能再稍微詳細說一下？
陳黎：第一，所有的創作者都希望讓作品新鮮、陌生化，不管是化古為新還是故意標新立異，楊牧就是一個在文學創作上始終創新、翻新者。他跟鄭愁予、瘂弦、周夢蝶三個創新者不太一樣，但互相滲透影響，讓中文現代詩的語言用各種方式（比如倒裝、省略跳脫、拼貼剪貼、刻意自創文字節奏、既古典又新鮮地鎔鑄字詞與意象等），造成一種新鮮的感覺。
他們使用的是白話的語言，所以他們在臺灣的這一段創作歷史進程，對整個中國現代文學來講是很重要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他們的創作，對白話語言的開發是非常珍貴的。像王文興這樣的小說家當然也在進行這樣的工作，參與了中國現代文學語言的鍛鍊接力工作，但我覺得詩人，特別是楊牧，做得更徹底。
第二，假設文學語言是個“點”的話，那麼寫作題材就是“線”和“面”。楊牧的學術背景使他能夠駕輕就熟地將中國古典傳統融入現代詩歌，古典文學訓練在他的詩作中的確發揮了極大的功用，在《鄭玄寤夢》《關山月》《續韓愈七言古詩》《秋寄杜甫》《鷓鴣天》《延陵季子掛劍》《九辯》《招魂》《林沖夜奔》等詩，都留下了明顯的痕跡。
他有時自詩經、漢賦、六朝駢文汲取靈感，這對他的文體、用字、聲韻、風格方面，有重要的影響；他有時自古代傳說、神話、文學或寓言，尋找素材和思考方向，但楊牧並無意複述故事情節，無論是借用其標題，或渲染想象，融入歷史情境，或引述其中的字句，營造氣氛，或融入典故，凸顯主題，他皆試著以現代語言捕捉其神韻，甚至賦予它們新的意義，開創新的對話空間。
這種化約古典、融鑄古今的語言淬鍊，我覺得可能是中國大陸的創作者在歷史的必然或者歷史的不得不然中缺席的。楊牧他們勇敢地幫我們開了路。以我自己來說，最近幾年大陸讀者比較有機會讀到我的詩歌譯作，那種刻意地、自覺地、誠摯而純粹地想要把文言與白話、把西方與東方的語言特質、把古典與當下融合在一起的努力，其實是師法楊牧、余光中、周夢蝶……這些前輩的。不是故意摻合文言、白話，而是因為既有的語言被用膩、用倦，變成陳腔濫調之後，我們得思索、探索如何轉化、異化、更新它。後現代是混搭的。但哪一個時代不是？楊牧就是用很多樣式、很多實例，讓我們一般讀者、寫作者可以輕易地習用或襲用之，就像穿新潮設計師新設計出來的語言的服裝。楊牧的散文也一樣。他散文的句子有時候故意拉得很長，不讓你一次看得懂。拿二十世紀現代音樂做比喻，就是故意不要讓你覺得太甜、太好聽，要讓你珍惜有限的浪漫、甜美。楊牧從年輕時就是一個“風格者”（stylist）。 鼓勵、包容學生的創作
新京報：從《楊牧詩選》中可以看出，他的詩歌與自然的關係極為緊密。你認為自然在他的詩歌中起著怎樣的作用？
陳黎：楊牧喜歡自大自然擷取意象，或渲染想像，或捕捉情緒，或營造氣氛，或寓情於物，或提煉象徵。大自然往往是他沉澱情感的手段，掩飾濃烈情感的面具，在他的許多詩中，自然的描寫扮演著類似古代戲劇裡歌詠隊或電影配樂的角色，有時帶動全首詩的氣氛，有時烘托主題，為詩中意念作註腳的工作，有時藉以提升個人情思，使之與自然的律動合一，而更具普遍性。
在楊牧的抒情婉約之下，我們看到的未必是王維式、謝靈運式或陶淵明式的山水／田園詩風格，雖然他的確在這個綿長的中國山水詩傳統裡。他用若即若離的語言表達他對大自然的體會，把他從自然裡得到的創作與生命滋養，轉化成滋養我們的藝術的、官能的、想象的色澤、形象、氣味、氛圍……我們說，多讀詩，可以多識草木鳥獸之名。楊牧一方面從《詩經》裡得到對草木鳥獸的親近，另一方面，他把花蓮作為他寫作的“秘密武器”，從花蓮的大山大海，從他人生旅路上行過、駐足過的山山水水，提煉出生命與藝術、自然與自我之心的共相。
新京報：楊牧回臺灣後，也在華東大學執教，創辦了中文系，你如何評價作為教育者的楊牧？
陳黎：第一個是他寬大的心胸。如果後輩的學生求教，他都會不吝惜地以書信回應。
第二，他常常鼓勵、包容學生的創作，讓東華大學文學院成為一個學風自由的文學與思想樂土。
講一個具體的事情。他在東華大學創辦文學院時，開設了臺灣第一個文學創作研究所，設在英文系底下，簡稱英創所。他把創作所設在英文系底下，而不是中文系底下的原因，是希望學生們能夠有更寬闊的文學視野。
另外，因為楊牧的文學被公眾肯定，近幾年在東華大學成立了一個“楊牧書房”，除了收藏他的手稿、著作，便利年輕學子學習外，並以他的名字舉辦文學獎、翻譯獎，青年創作出版補助，以及讓許多年輕作者、學子登場、練膽的文學活動。臺灣一個電子業者捐助基金給楊牧，他讓基金執行者儘量把資源用到年輕創作者與研究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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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散文 文化 2019諾貝爾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