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經濟再平衡對中國產業鏈造成的重構性衝擊與影響
（一）當前，西方發達國家實施的以“製造業迴流”“再工業化”為主的世界經濟再平衡戰略，對全球以產品內分工和中間品貿易主導的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造成了難以逆轉的衝擊性影響，全球以中間產品貿易為主的貿易增速出現停滯甚至下降趨勢，“逆全球化”趨勢逐步凸顯，既有的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分工與貿易體系面臨逆轉風險
20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全球一體化發展趨勢興起，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和國際大買家，為了追逐自身企業利益在全球範圍內資源要素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同時，搶佔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增長空間，紛紛將產品鏈產業鏈中的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製造和組裝環節，轉移到具有低成本勞動力稟賦優勢的發展中國家，逐步催生和刺激了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壯大，全球迅速進入到以產品內貿易為主導的新一輪全球化時代。
然而，進入21世紀後，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開始認識到製造業部門外流以及帶來的相對低端就業崗位的轉移，對以中國為主的新興國家經濟發展帶來機遇以及巨大發展利益，而對發達國家的自身發展利益造成了所謂的“競爭”“威脅”甚至“損害”效應。為此，這些發達國家又紛紛出臺了“製造業迴流”“再工業化”等一系列“世界經濟再平衡”戰略規劃，甚至不惜採取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試圖將已經轉移到新興國家以及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相對低端製造業，迴流轉移到發達國家。在這些複雜因素的作用效應下，全球開始出現新一輪的“逆全球化”現象，既有的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分工與貿易體系開始面臨逆轉挑戰和風險。一方面，集中表現在2014年以後的全球貿易增速的停滯和下降趨勢，特別是中間產品貿易增速的較大幅度下降趨勢；另一方面，與以往發展中國家偏好於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邏輯不同，這次“逆全球化”格局中爆發出的一個新現象是，全球最大的發達國家和科技創新強國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而不是相對弱勢的發展中國家），偏好於採取以關稅壁壘為主的貿易保護主義（張傑，2018）。
（二）以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和國際大買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體系和創新鏈分工協作體系，所形成的“相互依賴”“相互制衡”“互利共贏”格局，面臨極大挑戰和解體風險
與以往發達國家進口發展中國家資源、向發展中國家出口高附加值工業產品的“中心—外圍”式產業間貿易主導的全球化不同，也與主要開展於發達國家之間而隔離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貿易關係的“均衡式”產業內主導的全球化格局不同，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主導的全球化格局，首次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時納入同一個全球化分工和貿易網絡體系。客觀事實是，開展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中心—外圍式”產業間貿易，蘊含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甚至“掠奪式”的貿易利益關係，因此，隨著發展中國家地位的提升和對自身發展利益的覺醒，必然不具有可持續性。而開展於發達國家之間的“均衡式”產業間貿易，由於基本將發展中國家排斥在全球貿易體系之外，並不符合發達國家的利益最大化原則，因此，也不具有可持續性。相反，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產品內貿易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卻無意間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形成了一個貿易利益和發展利益“相互依賴”“相互制衡”“互利共贏”的全球化新格局。
具體表現在：一方面，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和國際大買家通過全球範圍內生產要素資源的最優配置，既獲得了自身企業利益的最大化效應，也使得發達國家民眾的生產消費品價格大幅度下降，維持了發達國家普通民眾的高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和投資者將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低端製造組裝環節，轉移和外包到發展中國家，可以集中優勢要素資源來維持和強化自身的創新領先地位，特別是維持創新密集型、人力資本密集型的高端製造業、高端服務業以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全球競爭優勢，從而依靠自身的基礎研究能力和應用基礎研究能力，在全球產業鏈、產品鏈中攫取最大利益。同時，有效切斷髮展中國家的創新追趕能力，全面遏制發展中國家的高質量發展機會。即便發達國家想方設法採取各種策略來謀取全球分工和貿易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深度參與到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的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仍然可以利用出口導向戰略中所蘊含各種形式的“出口中學習”“幹中學”以及“技術轉移溢出效應”等途徑，獲得經濟起飛機會以及製造業發展機會。由此，不自覺或不可阻擋地促成一個貿易利益和發展利益“相互依賴”“相互制衡”“互利共贏”形態的全球化新格局的形成。
在這種新型全球化體系中，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分工和貿易利益，呈現的是一種獨特的“相互依賴”“相互制衡”“互利共贏”式的競爭博弈格局。然而，美國出於擔心“中國崛起”對自身經濟霸權主義的挑戰，出於恐懼“中國模式”對自身所謂“普世”價值觀的競爭，出於遏制中國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模式，試圖採取單邊主義和排他性的“美國優先”戰略，來削弱和瓦解既有的以“自由貿易”原則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重新打造一個以“對等貿易”原則為主的只符合美國利益最大化的新貿易體系，這就必然會對既有的聯結髮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賴”的產業鏈、產品鏈分工和貿易體系，以及對全球價值鏈的網絡體系中形成的“相互制衡”“互利共贏”貿易利益格局，造成極大挑戰甚至帶來解體的風險。
（三）中美貿易摩擦的實質，是作為創新引領的發達國家美國和作為創新追趕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之間的科技創新戰略競爭，當前中美之間的“科技脫鉤”現象正在凸顯，這必將對中國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的原有分工定位格局和貿易體系，造成難以忽略的重構性衝擊和影響效應
對於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摩擦，國內外普遍擔心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中美之間既有的經濟相互依賴關係，是否會發生“貿易脫鉤”“經濟脫鉤”，從而對既有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造成極大衝擊。然而，我們的判斷是，美國實質上謀求的是美國對中國的“不對稱”市場開放優勢，即強制中國對美國高科技產品和優勢農產品進一步開放市場，而嚴格限制中國高端產品和投資對美國市場的進入權力，更謀求的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科技創新脫鉤”，以及維持美國針對中國科技創新領域的絕對領先優勢（張傑，2019），進一步遏制中國自主創新體系的提升能力和創新型國家的建設能力。這對全球科技創新體系原有的“中心—外圍”架構造成根本性衝擊。
美國不顧盟國反對所推行的“美國優先”戰略，核心就是要維持美國在全球科技創新領域的絕對領先地位，維持美國在創新密集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絕對主導地位，維持美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利益體系中的絕對份額地位，維持美國的中產階層和白領工人的充分就業機會。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從貿易到科技創新的全面崛起，成為美國當前獨一無二的最大競爭對手，美國理所當然地會針對中國製定和實施“科技創新脫鉤”戰略和“遏制”戰略。而且，為了實現這些具有內在衝突性的多重目標，美國不惜將科技創新戰略競爭和經濟戰略競爭策略，延伸到地緣政治競爭領域和國家價值觀競爭領域，不擇手段地利用和刺激中國的南海邊界國際糾紛以及香港、臺灣、新疆等國內問題，試圖來攫取針對中國的全面或額外的戰略競爭優勢。
這帶來的衝擊性效應是，一方面，對中國在既有的全球價值鏈體系中的分工定位格局，必然造成難以忽略的重構性衝擊，特別是對佈局在中國的某些高科技產業鏈、產品鏈的關鍵零配件供應，造成轉移回流效應，倒逼中國加快培育和提升在全球創新鏈和產業鏈中的升級能力；另一方面，也會對美國打造的全球技術創新“封鎖”同盟體系中的其他同盟國利益，造成根本性衝擊，刺激既有全球價值鏈體系和全球技術創新“中心—外圍”架構體系的加快弱化甚至解體。
（四）即便在美國試圖強化針對中國的“再工業化”和“中美科技創新脫鉤”戰略推進的情形下，中國也未必是世界經濟再平衡格局下和全球價值鏈重構過程中的註定受損者，相反，在全球價值鏈的重構過程中，蘊含著中國實施創新型國家和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契機
美國針對中國發起和圖謀的“科技創新脫鉤”戰略，未必會對中國的產業鏈、產品鏈的國際競爭優勢和科技創新發展能力造成致命性損害。這是因為，一方面，在既有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的重構和重塑過程中，一個突出的現象是，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成本優勢的重要性下降，而生產效率、基礎設施、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政府“放管服”能力等因素變得越發重要。只要生產效率持續提高的相對成本優勢足以抵消勞動力成本的持續上漲效應，基礎設施、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政府“放管服”能力等主導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改善效應，能夠彌補勞動力成本的持續上漲效應，那麼，一國的產業鏈、產品鏈的國際競爭優勢，即便是傳統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也不會受到較大程度的損害。另一方面，一國的產業鏈、產品鏈的國際競爭優勢，不僅僅與生產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高度有關，也會與產業鏈、產品鏈的綜合配套能力密切相關。
作為在世界上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唯一國家，中國在產業鏈、產品鏈的生產製造綜合配套優勢相當顯著。而且，中國主要的出口基地，江蘇、浙江和廣東區域密集分佈著眾多的產業集群，這些獨特的產業集群內部所涵蓋的分工經濟、規模經濟、範圍經濟和集聚經濟，會進一步降低產業鏈和產品鏈的生產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進而維持傳統制造業和高端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相反，美國當前針對中國全面實施的技術創新封鎖和圍堵戰略，只會倒逼中國依靠全面提升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顛覆性技術創新能力，來促進形成產業鏈、產品鏈的自主創新能力體系和國際競爭優勢，倒逼中國依靠自身迅速擴張的龐大本土內需市場規模效應，推行創新型國家建設，進而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世界經濟再平衡下中國產業鏈水平的提升路徑與可能突破口
（一）全球產業鏈國際競爭水平的決定性框架模型
要正確理解全球產業鏈或產品鏈的國際競爭能力源泉，就必須基於產業鏈和創新鏈的融合體系角度加以剖析，從產業鏈中蘊含的創新鏈不同環節的基本特徵和分佈情況入手（張傑，2019）。按照創新鏈不同環節的一般邏輯關係，可區分為：基礎研究環節→應用基礎研究環節→應用開發環節→中間實驗環節→工程化環節→商業化產業化環節。從深入理解創新鏈中的相互嵌套、相互關聯、延續性的六個關鍵環節來看：第一個階段是基礎研究或原始創新環節。核心特徵表現為政府資金支持或支助的專業化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甚至少數特定企業依靠自己籌集的資金以及各種要素資源，進行新原理、新思想、新技術、新產業的內在原理與科學規律的前瞻性探索研究活動；第二個階段是應用基礎研究環節。這是十九大報告中針對中國創新的重大現實問題提出的特定新概念。核心特徵表現為政府資金支持或支助的專業化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甚至少數特定企業依靠自己籌集的資金以及各種要素資源，針對特定的傳統制造業或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產業集群或產業鏈、產品鏈體系中的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等環節，進行新原理、新技術形態的內在原理與科學規律的前沿探索研究活動；第三個階段是應用開發環節。核心特徵是通過反反覆覆的科學實驗和多輪次修正，主要是要在實驗室生產出符合和滿足產品設計的功能、性能和質量參數要求的樣品或樣機；第四個階段是中間試驗環節，簡稱中試環節。核心任務是按照大規模工業化生產的要求，依靠研發機構和企業的結合模式，來從實驗室研究的角度，系統性、前瞻性地嘗試研究生關鍵零配件、關鍵原材料、關鍵生產設備等問題；第五個階段是工程化環節。在經歷上述R&D不同環節和解決各種形式問題和障礙的基礎上，就正式進入從實驗室產品轉為企業現實生產產品的環節。在此環節中，需要解決的是企業大規模生產需要的生產工藝、生產流程、關鍵零配件、關鍵原材料、關鍵生產設備、新產品開發以及產品質量的系統化標準化制定等問題。重要的是要從工業化生產的角度，集中解決關鍵零配件、關鍵原材料、關鍵生產設備等的研發和批量生產製造問題；第六個階段是實現商品化產業化環節。主要是指企業通過對技術、資本、人力資源等各種關鍵生產要素的整合和集合，針對潛在的市場需求和高端消費者群體進行市場銷售以及產品市場反饋。同時，進一步開展小規模市場銷售、產品市場反饋以及大規模市場推廣等核心活動。接著就是大規模產業化環節。主要是指企業開展生產流水線式的製造業體系和大規模化的市場銷售活動，進而是通過市場獲取創新投入補償和回報的最後階段。
從以上構建的全球產業鏈國際競爭水平的決定性框架模型來看，一國的產業鏈全球競爭力水平的決定性因素，可以從以下方面來加以理解：
第一，基礎研究是一國產業鏈基礎能力的根本源泉，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產業鏈的全球競爭水平。
從一國產業鏈的綜合發展能力來看，容易被忽略的基本事實是，基礎研究投入和能力，雖然看似與現實產業發展和盈利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繫，但是，從美國在眾多高端產業領域中擁有全球領先產業鏈競爭水平的源泉來看，實質上與美國強大的基礎研究實力和持久性鉅額基礎研究投入密切相關，與美國擁有的全球領先數量眾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以及對全球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密切相關，與美國學術研究的自由探索體制和靈活性薪酬激勵機制密切相關，與美國社會普遍鼓勵的原始創新文化以及具有激勵效應的獨特產學研轉化機制密切相關。因此，隨著工業4.0體系的興起以及智能製造的快速普及，一國的基礎研究能力以及原始創新能力，對該國在全球產業鏈競爭水平的決定性作用，不僅沒有弱化，相反變得更為強化。特別是企業自身擁有的基礎研究能力，更是決定企業全球核心競爭力的根本性因素。
第二，從基礎研究能力延伸的應用基礎研究能力、應用開發能力以及中間實驗能力，直接決定眾多產業的全球產業鏈競爭水平。
從創新鏈中的應用基礎研究環節、應用開發環節以及中間實驗環節來看，這些環節經歷的是從科學研究到現實產業的轉化過程，自然而然也就直接決定著眾多產業的全球產業鏈競爭水平，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全球產業鏈競爭水平的關鍵性決定因素。在這些轉化環節中，除了美國佔據相當大的領先優勢和研究實力之外，德國、日本、英國等發達國家也擁有相當的研究實力和部分領先優勢。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眾多傳統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全球產業鏈競爭水平的不足，客觀上既與基礎研究能力不足直接相關，也與應用基礎研究能力、應用開發能力以及中間實驗能力密切相關，而且，特別表現為企業層面的基礎研究能力、應用開發能力以及中間實驗能力的嚴重缺失和不足。
第三，創新鏈工程化環節的自主創新能力，對眾多產業鏈的全球競爭水平的重要影響作用也日益凸顯。
創新鏈工程化環節中企業大規模生產所需要的生產工藝、生產流程、關鍵零配件、關鍵原材料、關鍵生產設備、新產品開發等能力，分佈和蘊含著大量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突破和顛覆性技術創新突破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要麼依靠自主創新能力體系研發，要麼依靠國內外企業外購。然而，問題就出在這裡。一方面，外購這些關鍵零配件、關鍵原材料、關鍵生產設備等中間產品或生產設備，可以很快促進企業大規模生產能力的實現。另一方面，可能帶來的負面後果是，一旦國外生產商停止供應這些中間產品和生產設備，就必然導致企業無法繼續生產活動，帶來所謂的“卡脖子”“堵心眼”問題。因此，德、日、英、韓等國，一直在眾多高端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創新鏈工程化環節，營造自主創新能力體系，這是這些發達國家能夠與擁有強大基礎研究能力的美國，在全球產業鏈體系中直接進行市場競爭和利益博弈的主要籌碼來源。
第四，商業化產業化環節的自主能力，也日益成為影響全球產業鏈水平的突出因素。
無論是從傳統制造業，還是高端裝備製造業，抑或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大規模製造中普遍存在的一個突出困局，在於“一致性高質量”生產製造能力的嚴重不足。客觀事實是，中國眾多製造業的大規模商業化產業化自主能力，不僅僅取決於創新鏈和產業鏈產品鏈的集成式、協同式、系統性的對接和融合能力，也取決於“穩定性、持續性、精密性的生產工藝能力積累+精益製造管理能力”這兩個疊加效應所造成的高質量產品和零配件的大批量、穩定性的生產製造能力。就微觀企業而言，最終形成“大批量、一致性、穩定性生產能力”，首要的是要解決依靠穩定的精密生產工藝來降低不良率進而實現成本控制問題。這與實驗室製備樣品樣機的難度和複雜性不可同日而語，既需要大量基礎研究支撐和長期試驗驗證及技術創新開發經驗積累，更需要“穩定性、持續性、精密性的生產工藝能力+精益製造管理能力”的長期積累和持續性鉅額投入。不然，對於很多傳統制造業、高端生產裝備設備製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而言，就會出現“即使有錢也不知從哪兒下手”的困局。
（二）世界經濟再平衡下中國產業鏈水平升級的主要模式
第一，內需驅動型的中國產業鏈水平升級模式。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促進中國居民收入的持續快速增長，帶來中等收入階層規模迅速擴張和消費結構的持續升級換代，中國正在逐步形成全球最大規模的內需消費市場。如此的基本發展事實，必然使得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母市場”效應能力逐步得到釋放，本土需求市場的巨大規模蘊含的市場規模經濟效應、“需求升級促進實體經濟升級”機制、“需求引致創新”機制、“需求創造供給”機制等方面的渠道作用，推動中國經濟從一味依賴“粗放型投資擴張驅動”模式，逐步轉向“高質量投資驅動”模式、“內需驅動”模式和“創新驅動”模式。實質上，內需驅動型的中國產業鏈水平升級模式，與“高質量投資驅動”模式、“創新驅動”模式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相互支撐，密不可分。在這些可能機制的激勵作用之下，即便中國面臨世界經濟再平衡的壓力和挑戰，即便面臨美國針對中國發起和實施的科技創新封鎖和遏制戰略，即便在中國的出口規模擴張受到逆全球化現象的盛行和發達國家發起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蔓延，也完全可以主動利用自身正在處於持續擴張的全球獨一無二的“母市場”效應，有效地促進世界經濟再平衡下中國產業鏈水平持續提升的實現。
第二，全球市場競爭驅動型的中國產業鏈水平升級模式。中國將堅持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將捍衛全球自由化貿易體系作為發展目標，將打造“互利共贏、共謀發展”全球經濟治理機制作為價值觀基礎。在中國對外開放大門“越開越大”的情形之下，中國國內市場必將演變成為全球市場，中國國內市場的競爭激烈程度等同於全球市場的競爭激烈程度，中國企業要在全球取得競爭優勢，就必須先在國內市場獲得競爭優勢，中國企業“天然”就會成為“全球化企業”或“跨國企業”。因此，可以得到的一個明確判斷是，中國本土企業可以主動藉助全球市場的競爭效應，積極依靠“競爭促進創新”和“競爭中學習效應”等機制渠道，從而實現全球市場競爭驅動型的中國產業鏈水平升級模式。
第三，創新驅動型的中國產業鏈水平升級模式。無論是從內需驅動型的中國產業鏈水平升級模式，還是從全球市場競爭驅動型的中國產業鏈水平升級模式的路徑來看，歸根結底最終都必須落實到創新驅動模式的加速形成。需要高度關注的基本事實是，全球產業鏈的自主能力和競爭水平，越來越向創新鏈的基礎研究和基礎研究環節滲透和延伸，而產業鏈中的先進高端核心生產設備、關鍵材料、關鍵零配件的自主匹配能力，對一國產業鏈的全球競爭水平的基礎性決定作用日益凸顯。並且，這些配套製造的自主能力，與一國的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突破以及顛覆性技術創新等多方面能力也日益密切相關，換而言之，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能力，也日益向產業鏈中的先進高端核心生產設備、關鍵材料、關鍵零配件等生產製造領域滲透和延伸。因此，在我們看來，針對創新驅動型的中國產業鏈水平升級模式而言，這其中可能的主要升級路徑具體體現在：針對傳統制造業部門，存在“關鍵核心技術創新+先進核心生產設備+先進工藝” « 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產業鏈水平升級模式；針對高端生產裝備設備產業，存在“應用基礎研究+先進核心生產設備+關鍵材料+關鍵零配件+先進工藝” « 高端生產裝備設備產業的產業鏈水平升級模式；針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存在“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先進核心生產設備+關鍵材料+關鍵零配件+ 先進工藝” «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產業鏈水平升級模式。
三、當前深化對外開放背景下中國產業鏈水平提升面臨的核心障礙
（一）對基礎研究領域投入不足，企業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能力的普遍動力不足和激勵機制缺失，嚴重阻礙了中國產業鏈的基礎能力，束縛了眾多產業鏈的國際競爭水平
一方面，近年來，中國R&D經費投入強度（R&D投入額佔GDP比重）持續上漲，2018年該比重已經達到2.19%，比2017年提高了0.04個百分點，已經連續5年超過2%。然而，中國的R&D經費投入中的基礎研究比例，卻一直處於相當較低的比重水平，與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仍有相當大的差距。2018年中國基礎研究經費為1090.4億元，第一次突破千億元門檻，基礎研究經費佔R&D經費比重為5.5%，與2017年持平。而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基礎研究經費佔R&D經費比重均已超過15%以上，中國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投入，與美國等核心發達國家的差距巨大，這是導致中國眾多產業鏈基礎能力不足的核心因素；另一方面，更為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中國的基礎研究領域中企業部門的基礎研究投入更為不足。2018年，高等學校、政府所屬研究機構和企業的基礎研究經費分別為589.9億元、423.1億元和33.5億元，佔中國基礎研究總額的比重分別為54.1%、38.80%和3.07%。由此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企業部門並未成為基礎研究的主體力量，而且，企業部門的基礎研究投入動力遠遠不足，這是導致嚴重阻礙了中國眾多產業鏈基礎能力不足以及產業鏈國際競爭水平相對弱化的核心原因。
（二）眾多產業鏈、產品鏈領域中關鍵核心技術創新自主能力體系的全面不足和動力缺失，對中國產業鏈國際競爭水平的持續性提升造成極大的阻礙效應
在制約中國眾多產業鏈基礎能力和國際競爭水平的關鍵因素中，除了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自主能力不足外，還在於產業鏈和創新鏈不同環節中廣泛分佈的眾多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的制約問題。我們認為，中國眾多產業鏈中分佈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問題，可以抽象概括為具有“純燒錢模式+不可被輕易山寨模式”這兩大基本特徵及其疊加作用。其中，“純燒錢模式”的含義是指中國眾多產業鏈、產品鏈中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不足或缺失問題是，普遍面臨前期、中期、後期創新研發投入額巨大、投入週期長和投入收益不確定性高的核心特徵，多數情形下則需要企業從創新鏈前端的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長期鉅額研發投入入手，才存在從根本上加以系統性解決的可能性；“不可被輕易山寨模式”的含義是，即便存在可以隨意任意“燒錢”的機會，要在制約產業鏈、產品鏈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方面取得突破，除了需要在創新鏈的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應用技術開發、中間實驗等環節進行全面投入，也要在實現大規模生產製造過程中的關鍵高端生產設備、工程化階段關鍵工藝、關鍵材料、關鍵零配件等方面進行全方位、持久性的投入，同時，還需要培育和供養成本高昂的多層次專業化人才團隊，以及對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的持續技術創新積累能力、關鍵生產工藝積累能力和各種隱性知識長期積累能力的內在要求。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產業鏈中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突破，必然難以存在簡單模仿或片段式模仿的機會和空間，只能依靠企業構建自身相當規模的研究團隊，通過持續的長期鉅額研發投入以及技術創新的知識積累，才可能加以全面突破和解決。
當前，中國在眾多產業鏈、產品鏈領域中暴露出來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不足或缺失問題，既分佈在基礎研究或原始創新或應用基礎研究環節，更大量分佈在應用開發、中試、工程化等環節；既分佈在傳統制造業的特定環節，更廣泛分佈在高端生產設備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各個環節。
（三）中國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領域的領軍人才、高端人才的普遍不足，以及企業部門中各層次人才的嚴重不足，對中國產業鏈國際競爭水平的持續性提升形成了相當突出的制約效應
中國雖然擁有數量龐大的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屬的專業化科研機構，但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是，這些機構在原始創新、顛覆性技術創新、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領域的領軍人才和高端人才卻嚴重不足。一方面，中國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中真正具有原始創新和突破性創新能力的高端人才嚴重不足。僅有的這些高端人才多數都是從國外學成歸來的海歸學者，而中國本土培養出的高端人才相對不足，透射出中國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高端人才和創新型人才的培育機制和選拔制度方面的系統性問題；另一方面，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屬的專業化科研機構的激勵機制存在普遍的扭曲效應。各種形式的職稱評審和人才評審過程存在“論資排輩”“山頭主義”“圈子文化”“近親繁殖”“搞關係”等突出現象，而且，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多數科研人員的職業追求不是為了探索真理和發現真理，而是通過“寫論文”“拿課題”“搶帽子”“編專利”等這些手段途徑來獲取自身名譽或利益。一旦獲得高級職稱之後，不少科研人員基本上就缺乏或喪失了真正進行學術研究和科研探索的興趣和動力，而中國多數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現行的職稱制度也缺乏相應的激勵機制以及有效的懲罰退出制度設計。
更為突出的現象是，中國雖然在眾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設置了相當豐富的理工學科專業，一直在努力提升高等技術職業學院的培養質量，每年培養相當數量的理工學科專業化人才和初級技工人才。然而，中國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普遍面臨“民工荒”“技工荒”和高端人才缺乏的發展難題，不僅僅是低技能的工人面臨供給不足的問題，各種層次的中高端技術工人、工程師以及高端創新研發人才也面臨供給嚴重短缺的難題，導致製造業企業部門的產品質量提升活動、新產品研發活動和自主創新能力體系建設等轉型升級活動，面臨嚴重的各層次人才缺乏因素的強力制約，阻礙了中國眾多產業鏈國際競爭水平的持續性地提升能力。
（四）金融體系結構轉換不到位，金融功能與實體經濟部門內在需求不匹配，金融機構風險識別和處理制度與建設創新型國家要求之間的不平衡，是導致眾多產業鏈國際競爭水平提升能力不足的重要因素
促進中國眾多產業鏈國際競爭水平的持續性提升，本質上可以理解為將中國金融體系中的各種儲蓄資金，有效地滲透和注入到以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全面匹配各種形式的高質量投資和創新研發投入活動，滿足企業各種週期較長、風險較高的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相融合的融資需求。然而，現有的仍然以國有壟斷銀行體制為主的、以間接融資形式主導的金融體系，從金融風險識別和控制能力的角度來看，已經無法匹配和滿足以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的長週期、高風險的高質量投融資需求和創新研發投入活動需求；從金融功能的角度來看，已經無法匹配和滿足中小微企業特別是創新型中小微企業發展壯大所產生的高風險融資需求；從金融結構的角度來看，已經無法匹配和滿足高端製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壯大所產生的長週期、高風險的直接渠道融資需求（張傑，2019）。因此，在我們看來，中國能否全面打破現有的金融體系利益集團阻力和制度藩籬，主動實施金融體制深化改革，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促進中國產業鏈基礎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自主能力提升能否實現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五）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的不對稱，是導致眾多產業鏈基礎能力和國際競爭水平自主提升能力不足的重要制度環境因素
需要客觀認清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制約中國眾多產業鏈基礎能力和國際競爭水平的持續性自主提升能力的重要制度環境因素，不僅僅是中國對外開放力度不夠或對待外資企業的差別性歧視，更體現在中國對內開放力度不夠以及國內市場公平競爭機制的相對不完善，特別表現在對待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發展的金融資源和關鍵創新要素資源的差別性歧視方面。事實上，無論是從金融資源角度，還是從土地要素角度，甚至是從高端人才要素的角度來看，在各級政府存在要素市場干預控制偏好和地方GDP增長導向發展思路的雙重激勵下，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部門普遍遭受“所有制歧視”和“規模歧視”現象，“競爭中立”和“所有制中立”原則，並未在中國的市場體系和行政制度中得到完全體現和完整貫徹。更為突出的問題是，當前對內開放嚴重滯後於對外開放，要素市場化改革嚴重滯後於產品市場化改革。這些“不對稱”改革現象，一方面，導致了中國國內的各種高端要素資源，向外資企業部門和國有企業部門集中，而難以向具有更大自主創新活力的民營企業部門或創新型中小微企業部門聚集，另一方面，造成中國市場公平競爭機制的不足甚至存在創新資源要素配置效率的嚴重扭曲，進而對中國眾多產業鏈基礎能力和國際競爭水平自主能力的培育和提升，造成難以忽略的制度環境層面制約效應。
四、相應的破解思路和政策建議
（一）在世界經濟再平衡背景下中國產業鏈基礎能力和國際競爭水平提升的全過程，均需要正確判斷深化對外開放和實現自主可控之間複雜的平衡關係，尤為需要有更為長遠和前瞻性的眼光以及更大的中國智慧來謀篇佈局，應對美國挑起的逆全球化和單邊主義風險
很顯然的邏輯是，如果中國嘗試謀求在所有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領域，對基礎研究、原始創新、應用基礎研究、顛覆性技術創新以及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全方位實現突破，這就必然會造成中國與大多數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呈現“零和博弈式”惡性競爭格局和敵對情緒。因此，中國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在所有產業鏈、產品鏈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實現全面突破，謀求實現完全自主可控的格局，而是要在全球的創新鏈和產業鏈體系中，努力與部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構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制約、相互威脅”的對等博弈策略，這就能夠達到“自主可控”和“對外開放”之間的利益博弈關係和發展平衡關係的最高境界。當然，面對美國全面封鎖和圍堵中國技術創新戰略，面對美國採用只符合“美國優先”和“美國利益至上”全球治理規則的壓力，中國必須在制約關乎中國國計民生的關鍵產業鏈、產品鏈的基礎研究、原始創新、應用基礎研究、顛覆性技術創新以及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實現全方位突破。因此，美國對中國經濟、產業和科技創新的封鎖和遏制壓力越大，中國對關鍵產業鏈和產品鏈迫不得已實施自主可控創新戰略的激勵動力就越強。
（二）在持續推進深化對外開放的基礎上，全面矯正和消除對內開放滯後於對外開放的“不對稱”改革扭曲現象，有效釋放中國產業鏈、產品鏈的自主創新能力
一方面，要將市場“競爭中立”原則和“所有制中性”原則，全面作為今後一段時期之內中國市場化改革的主攻方向。特別是要將適度收縮各級政府對市場特別是要素市場的控制權力或干預權力，通過深入推進各層級政府的“放管服”改革來全面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充分激活民營企業部門和中小微企業部門的創新動力活力，有效釋放國有企業部門在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的自主能力；另一方面，針對中國要素市場改革滯後於產品市場改革的重大現象，優先將今後一段時期內市場化改革的突破口，落在加快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特別是關鍵要素的市場化改革上。通過高端要素方面的生產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增加企業創造利潤利益的內生能力，來激活企業的創新研發投入能力和動力，進而通過激活激發產業鏈、產品鏈的基礎能力，促進產業鏈、產品鏈的國際競爭水平的可持續提升。
（三）迫切需要將中國各級政府的產業政策及創新政策，加快全面轉向和聚焦於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關鍵共性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以及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等方面，創造針對這些領域的新型政府激勵機制
一方面，按照WTO的基本原則，政府產業政策不能是生產成本干預型的，即各種政府補貼政策不能影響企業生產部門的生產成本，從而造成額外的市場競爭優勢。但是，例外規則是在產業鏈、產品鏈中具有公共產品性質和外部性特徵的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關鍵共性技術等方面，可以適度實施政府補貼和扶持政策。針對制約中國產業鏈、產品鏈的顛覆性技術創新以及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等方面，由於需要這些環節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外部性特徵和外部溢出效應，也需要“中國特色”的政府扶持政策加以解決；另一方面，針對制約中國產業鏈、產品鏈的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關鍵共性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以及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等領域方面，為了保證基本的市場公平競爭原則，建議優先採用研發加計扣除政策、高端人才收入稅收優惠政策以及採購先進生產設備、關鍵零配件、關鍵材料的本土化增值稅抵扣政策等重要舉措，而不鼓勵採用直接的政府財政資金補貼政策。在我們看來，這就是新型舉國體制的精髓。
（四）全面加快推進與建設創新型國家相匹配的各層次人才培養體制和高端人才的新型激勵機制
全面貫徹“人才是第一資源”的基本精神，始終將人才作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根本保證。針對中國原始創新和基礎研究領域高端人才相對不足的發展困局，首要的是要構建新型的高端人才培育體系和科研激勵機制。要將今後一段時期內高校教育體制的改革重點，聚焦於創造和構建高校和科研機構“自由探索”制度環境和激勵措施方面，特別是要在鼓勵和創建前沿科學和基礎研究領域的“自由探索”制度環境方面取得全面進展，優先鼓勵海外中高端人才從事前沿基礎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研究領域，將之作為甄別和考核海外中高端人才工作績效的核心指標。由此，建議：一是不提倡以“官本位”模式作為吸引海外中高端人才迴流的主要手段，要鼓勵本土高端人才和海歸人才全心全意從事前沿探索研究工作，併為之創造良好的研究團隊和研究硬件條件；二是當前創造“自由探索”制度環境的關鍵是研究經費的高度自由使用權，要將課題研究工作的考核重心，從前端預算移向後端成果的考核。此外，針對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越來越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核心技術洩密懲罰追究制度以及對高端實驗設備和關鍵材料進口嚴格管制機制，一方面，中國必須針對非中國籍的海外中高端人才迴流，加快綠卡制度改革，另一方面，政府在繼續加大對高端實驗設備和關鍵材料進口扶持的基礎上，應鼓勵中國企業或研究機構自己創新研發高端實驗設備和關鍵材料。對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高端實驗設備和關鍵材料並給予一定額度的政府財政資金支持。
作者：張傑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教授
原題：中美“科技脫鉤”正在對中國全球價值鏈體系造成重構性衝擊
稿源：綜合開發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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