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晚唐，朝綱紊亂，內有宦官專權，朋黨爭鬥，外有藩鎮割據，外族侵凌，唐王朝日薄西山，整個社會處於大崩潰、大動亂、大變化的前夜，王朝無可奈何地走入末路。
在這動亂的時代裡，科場困頓、輾轉幕府、避世隱逸，是晚唐文人鮮明的集體命運。科場困頓源於科考環境不好，藩鎮對中央的分割使得名額減少，權貴與宦官也力圖壟斷科舉名額，因此，晚唐文人多半屢試不第，即便勉強進入仕途也大多沉淪下僚、碌碌無為；為了維持生存，文人們選擇寄身幕府，但這種生活是不穩定的，需要經常投靠新的幕主，小李杜均有很長時間的幕府生活；避世隱居是晚唐文人的無奈選擇，盛世時代的隱居是終南捷徑，而在亂世晚唐，隱居卻是避禍全身的選擇。
即便他們困頓如斯，然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傳統的讀書人總會有一種天然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對時局與社會也保有熱切的關注，晚唐文人也不例外。
他們帶著一種“補天夢”步入了艱難的時局與社會，然而卻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打擊。熱切的心因夢想的破滅而變得傷感與悲憤，隨著這種負面情緒的持續的深入，他們的價值觀、立場也隨之發生了改變。
作為傳統文人，他們本來對帝王、朝廷、帝都有一種天然的向心力，而在此環境下、在此經歷下，他們卻對外部世界產生了某種“敵意”與對抗，他們開始指桑罵槐、辛辣諷刺、出言不遜，甚至超出了傳統的“溫柔敦厚”的詩教範圍。這在那些以詠史面目而充滿諷刺與批判意識的詩篇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提及詠史詩，首先需要釐清詠史詩與懷古詩有何區別。這二者都是追溯過往的歷史，吟詠歷史上的人與事。而區別是什麼呢？古人早已有了清晰的說明。《文鏡秘府論·文意》中稱詠史詩為“讀史見古人成敗，感而作之”，懷古詩是“經古人之成敗（之地），詠之”；《瀛奎律髓》中的解釋：“懷古者，見古蹟，思古人，其事無他，興亡賢愚而已。”
由此可以看出，詠史詩以讀史感事而起興，而懷古詩是詩人被歷史遺蹟觸發而感。今人大抵也是按照觸發詩思的媒介為區別，不過詩歌創作的實際當中又有一些例外情況，還要參考詩人自己的定位。本文所選詠史詩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異議的作品。】
其中，尤以李商隱的詠史詩最為突出。李商隱主要的諷刺對象就是帝王，他尤其熱衷於諷刺帝王的窮兵黷武與求仙好色，即便那些歷史上公認的有作為的明君賢主，也難逃成為他批判、諷刺的對象。
這些君王並不冤枉，一來君王們本來就對國家的興衰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二來歷史上的確存在不少的君王有這兩大癖好，並因此誤國。當然，更重要的原因還是來自於現實方面。
晚唐王朝搖搖欲墜，本應該衝在前線的君王們卻治國無能，倒是在求仙好色上初心不改。大致列舉一下：憲宗晚期求仙吃藥寵信宦官以致被殺，愛玩的敬宗為宦官所殺如，年僅18歲，穆宗、武宗因縱慾無度、服食丹藥而亡……最高統治者所為如此，國事可想而知。李商隱耳聞目睹，痛感其非，卻又難以明責，遂一腔悲憤託詠史而發。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詠史》）這是李商隱對歷朝政權興亡的理性總結，他寫的一系列諷刺吳王、北齊後主、陳後主、隋煬帝等的詩篇皆以此為指導思想。
如，批判吳王的《吳宮》：
龍檻沉沉水殿清，禁門深掩斷人聲。
吳王宴罷滿宮醉，日暮水漂花出城。
這首詞表面上寫的是吳宮酒宴散後的安靜場面：日暮時的吳宮，冷清地似乎沒有人，只有御溝流水緩緩流淌，瓣瓣殘花由此流出宮城。細想之，實則為反襯當時宴飲時的熱鬧。而這種安靜，似乎就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諷刺隋煬帝的如《隋宮》：
乘興南遊不戒嚴，九重誰省諫書函。
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
隋煬帝乘船南遊是後人常用的題材，而李商隱則通過製作錦帆這一細節突出煬帝之驕奢淫逸。
李商隱的有些詠史詩還刻意突出帝王與文人的對立，展現帝王對文人的冷漠與不屑，而這種不珍惜人才的態度，讓人感受到李商隱對王朝的背離感。
如“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漢宮詞》），這首詩前面兩句寫的是某位君王對成仙的執迷——“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臺”，面對虛幻世界君主心心念念，而面對實實在在的人才卻視若無睹。“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賈生》），這種表面上的重視，實質上的忽視，諷刺的意味更濃了；“滿宮學士皆顏色，江令當年只費才”（《南朝》），陳後主嬪妃、學士都姿容豔麗，而身為尚書令，位當宰輔的江總，滿腹才華才華卻只能用於歌詠享樂中的各種人物，何等可悲！
這些詠史詩中有著李商隱對歷史的洞見與對現實的體察，劉學鍇先生在其《李商隱傳論》中指出李商隱的詠史詩具有“強烈的諷時性”“（對荒淫昏頑之君）基本情感傾向是辛辣尖刻而冷峻的諷刺和揶揄挖苦，而不是充滿感情的勸誡諷喻或惋惜遺憾”。他的見識、他的耿介性格，賦予了詩歌以深刻與尖銳。
要說晚唐文壇上詠史詩寫得好的，與李商隱並稱“小李杜”的杜牧也必須擁有姓名。他的一些些詠史詩呈現出更多的個性化色彩，晚唐詠史詩中有很多突破傳統觀點的翻案之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數杜牧的詠史詩了。
如《赤壁》：“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他認為是一場東風成全了周瑜；
《題烏江亭》：“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杜牧別有新意地指出項羽如若重整旗鼓，也許會贏得勝利；
《題商山四皓廟》：“呂氏強梁嗣子柔，我於天性豈恩讎。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詩人認為被人稱頌的輔佐太子劉盈而安劉氏天下的商山四皓，如果不是機緣巧合，那麼天下反而歸呂氏所有，四皓的“安劉”反而成了“滅劉”，這又何功之有！
杜牧對周瑜、項羽、商山四皓等重大歷史事件中的關鍵人物都做了不同於傳統的評價，體現出深刻的個人化的思考。
而小杜的那一類關於帝王的詠史詩的尖酸刻薄之處不遜於李商隱，其《詠歌聖德遠懷天寶因題關亭長句四韻》裡這麼說：“廣德者強朝萬國，用賢無敵是長城。君王若悟治安論，安史何人敢弄兵。”詩人對歷史進行深刻的反思，認為唐玄宗若能“廣德”與“用賢”，安史之亂就不會爆發。
恰如魯迅先生所言：“諷刺，是諷刺普遍大眾的人性，若對一人而發，便是刻薄。”此處，可以看作杜牧有意針對唐玄宗，不過，他的這類作品著實不少，如著名的《過華清宮絕句三首》：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新豐綠樹起黃埃，數騎漁陽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萬國笙歌醉太平，倚天樓殿月分明。
雲中亂拍祿山舞，風過重巒下笑聲。
關於第一首中的“一騎紅塵妃子笑”，騎馬飛奔、一刻也不敢耽擱送鮮荔枝的差官的緊張感卻在貴妃嫣然一笑中失掉了嚴肅性，這一“笑”字諷刺力度可見一斑。
關於第二首中的“破”字，顧隨先生有看法：“‘破’字用得損，曲到‘入破’則緊張、精采，‘破’為音樂上名詞；小杜‘舞破’乃破壞之破。”（《論“小李杜”——顧隨之一》）
說杜牧“破”字用得損，也可以理解為說杜牧的諷刺是相當有力。不過從上述的看法中，倒是可以說明一個問題，杜牧李商隱們的這類詠史詩在諷刺上確是尖刻而無情的。
尖酸刻薄的晚唐文人，可不僅僅有李商隱與杜牧。我們需要明白的是，在詠史詩中，常常還形成了許多固定用法。比如“玉樹後庭花”與“汴河”“汴柳”，它們本來與陳後主、隋煬帝的荒淫享樂的生活相聯繫，後來逐漸成了荒淫享樂的代名詞。
南朝陳後主與妃子、大臣終日飲酒作詩、狎戲享樂，最終導致亡國。其創作的《玉樹後庭花》也成了晚唐詩人們反覆書寫的符號，如：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杜牧《泊秦淮》）
地下若逢陳後主，色宜重問後庭花。（李商隱《隋宮》）
不知即入宮中井，猶自聽吹玉樹花。（胡曾《詠史詩·陳宮》）
後庭一曲從教舞，舞破江山君未知。（孫玄晏《陳·後庭舞》）
寧知玉樹後庭曲，留待野裳如雪枝。（溫庭筠《雞鳴棣曲》）
看看打破東平苑，猶舞庭前玉樹花。（汪遵《破陳》）
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為其遊幸揚州提供便利，大運河也因此成為隋煬帝的汙點。在河南的起始段“汴河”及河邊的垂柳則成為承擔罪惡的化身。這些典故增加了批判的典型性，寫“汴河”或“汴柳”的有：
廣陵花盛帝東遊，先劈崑崙一派流。（許渾《汴河亭》）
隋家力盡虛栽得，無限春風屬聖朝。（薛能《雜曲歌辭·楊柳枝》）
還待春風錦帆暖，柳陰相送到迷樓。（汪遵《汴河》）
千里長河一旦開，亡隋波浪九天來。（胡曾《詠史詩·汴水》）
柳色縱饒妝故國，水聲何忍到揚州。（羅隱《汴河》）
古人已逝，這些諷刺自然不能使之有感覺，這種寫法無非是借古諷今。離開了“今”的立場，這些詠史詩也就失去了現實的價值。
可以說，晚唐詩人寫詠史詩指桑罵槐是很普遍的現象，這也折射出了晚唐文人一種對長安的背離、一種集體性的逃亡。
也許單說“內外交困”四字，不足以說明晚唐文人這種心態，壓死文人最後一根稻草那一定是——甘露之變。唐文宗與鄭注、李訓合謀誅滅宦官，事敗，鄭、李被害，文宗被幽，宦官由是大殺朝臣，一日間已“鬼籙分朝部”。這種恐慌是每個在長安的文人都能感受得到的。
長安，帝都，初唐時期是無數文人擠破腦袋想在此有一番作為的地方，中唐時期也是無數熱血青年聯起手來力圖中興的戰場，而到了晚唐，長安這所城市，只想讓文人們遠離。
甘露之變後，長安城的凝聚力進一步消失，文人對帝都的疏離感，不僅表現在那些尖酸刻薄的詠史詩上，也表現在行動上：杜牧一再要求遠離長安，李商隱一次次從長安出走，皮日休、陸龜蒙歸隱於江湖草野間以唱和自娛，韋莊留蜀，韓偓奔閩，羅隱依吳越，司空圖隱居於中條山，並於 908 年在獲知唐哀帝被殺的消息後絕食而亡。
但，不論哪種形式的背離，這都是他們誰也不想要的結局。或許，還有救呢？
面對從外而內潰爛的晚唐社會，文人們知道必須下猛藥了，委婉的諷諫不行，他們必須要刻薄地諷刺！其實，那些詠史詩中的諷刺也可從側面傳達出詩人們的家國關切之感，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在這譏諷的背後實深藏著對時事的關心、憂慮與悲憤。同時，這種刻薄的諷刺也清楚地顯示出在晚唐文人與封建統治階級之間已經出現了一道深刻而難以癒合的裂痕。
這種諷刺的精神，這種與統治階級的疏離感，由羅隱、皮日休、陸龜蒙、孫樵等人所繼承，他們創作的小品文，在“唐末詩風衰落”到“一榻胡塗的泥塘裡”，放出“光彩和鋒芒。”（魯迅《小品文危機》）。詠史詩借古諷今，終究比較含蓄，“猶抱琵琶半遮面”，那麼皮日休、陸龜蒙們則是用小品文這個如同匕首般的文體毫不留情地揭露統治階級醜惡的嘴臉與行徑。
比如皮日休在《鹿門隱書》中批判晚唐統治階層嗜殺成性：“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也在此文中表達了對當時官吏橫徵暴斂的深惡痛絕：“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
陸龜蒙在《送小雞山樵人序》中借小雞山樵人之口指出當時賦役之重：“百役皆在，亡無所容。”等等。動亂的時代，所有文人都是歷史的見證者、記錄者。
自古以來，文學都難免淪為“潤色鴻業”的裝飾品，或腐朽階級的“遮羞布”，但這群晚唐文人，顯然不理會那一套“成規俗見”。
晚唐的命數，恰如無限好的夕陽，更如風中慘淡的殘燭。詩人們對此無可奈何，沒有任何補救措施，只能一篇又一篇地寫著詠史詩，以求刺痛病入膏肓的晚唐的神經。即便，不會有明顯的改觀。
那些刻薄的詩語，是文人們對當朝“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矛盾反映：他們雖然遠離了長安城，卻不敢忘卻曾經的夢想；他們雖然恨生不逢時，卻也時時期盼能有轉機；他們雖對當朝失望，卻揮毫筆墨，做出細微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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