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全國人民的朋友圈又被一句詩刷屏了。
日本舞鶴市政府馳援大連捐贈物資的箱子上寫著：
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這句詩出自王昌齡《送柴侍御》：流水通波接武岡，送君不覺有離傷。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前幾天震驚中國人民的是這句：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這個來歷就更生僻了。《鑑真和尚東征傳》裡記載：
日本國長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來施此國大德眾僧，其袈裟緣上繡著四句曰：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思量，誠是佛法興隆，有緣之國也。今我同法眾中，誰有應此遠請，向日本國傳法者乎？
其實鑑真東渡和玄奘西遊，都非常艱難。官府查禁，學生舉報，這兩個人出國，用今天的話說，那是“非法出境”，算偷渡出去的。什麼唐太宗西華門送別唐三藏，都是小說家瞎編的，李世民那會巴不得把玄奘抓回來呢。這個扯遠了，我們轉回正題。
為什麼日本人顯得比中國人更懂中國文化？
日本的漢字傳統
日本早期的史書比如《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均系漢字書寫。《古事記》成書於和銅五年（712年），由太安萬侶編撰。《日本書紀》在八年後的養老四年（720年）由舍人親王等人撰寫完畢。這兩部書均系日本最早的史書，後者被稱為“日本正史之首”，怎麼比較呢？相當於中國司馬遷的《史記》。
《日本書紀》是建立日本國家認同的第一部史書。本書把670年創立的“日本國”國號及“天皇”稱號，追溯到公元前660年的神武天皇時期，並主張日本列島自古以來均為日本天皇的統治區域。（見岡田英弘所著《日本史的誕生：東亞視野下的日本建國史》）。
日本有歷來使用漢字的傳統，其實不止日本，還包括韓國、越南等國，在漢字輸入之後，僅成為一種具備記錄用途的文字，口語則使用本國的語言。故而與中國相同，即所謂“言文二途”之制，說是一套，寫下來另一套。中國早期的話本小說裡的人物對話（比如《鶯鶯傳》），即是口語。
但是中國口語和日本口語的文法結構完全不同，記錄時全部以漢字寫的話，難以表達的地方也多。於是日本人發明了萬葉假名，這是把漢字視作單純表音符號的一種表記法。萬葉假名逐步簡化之後，成為今日之日本現代假名，而且與漢字混合使用，漢字遂成為日語表音文字的一部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去日本旅遊，雖然不懂日語，但是坐地鐵高鐵仍然不會迷路的原因，有一大半文字都是漢字。比如“新宿”，我們讀作xinsu，日本人讀作Shinjuku，“池袋”，我們讀作chidai，日本人讀作Ikebukuro，漢字變為一種表音文字，不是漢語裡的表意文字了。
日本人的文化傳統中，讀中文典籍、寫中文詩歌、乃至書法、篆刻與文字有關的訓練從未中輟。當年梁啟超吹牛，說自己在去日本的船上，一晚上就學會了日語。其實不是他懂日語，而是伊藤博文這幫人中文（文字而非語言）太好了。當年中日名人之間所謂的筆談，就是寫漢字交流。
略舉一例，有一年冬天我在東京的一個咖啡館寫稿子，管服務員要一個菸灰缸，一來可能是我這個ashtray這個發音不準，二來日語裡管這個ashtray叫“阿斯托雷”，服務員一臉懵懂。我靈機一動，讓服務員拿紙筆，寫下兩個漢字：灰皿。她非常驚訝又很高興的去拿來了菸灰缸。老實說，我覺得“灰皿”比“菸灰缸”的表達準確。因為古漢語裡，“皿”就是指“淺底的容器”。至於缸，是很大的盛水用具。
又比如，日文裡“駅”即中文裡的“驛”，即驛站，引申為車站。有一次，我去函館山看夜景，出租車司機問去哪裡，我寫了“山麓駅”三個字給他。所以梁啟超那種筆談並不難。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很多日文典故追到辭源，都是中文典籍裡的典故。日本文化裡非常重視對中國古典文化的汲取。明治維新的時候，那一幫人的漢詩都很好。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這就是詩經《秦風》裡的。我想起來，當年南聯盟大使館遊行的時候，中文系的同學寫的標語就是“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物理系寫了一句“打倒北約”，生物系寫了一句“血債血還”。這就是有文化和沒文化的區別。有文化就是“與子同袍”，沒文化就是“武漢加油”。
打一個不太準確的比方，日本文字裡的漢字，有點像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之於拉丁文的關係，是一種文字源頭。與日本不同，韓國的諺文純用表音符號，不使用漢字。但韓國的典籍均以漢字書寫。所以在日本、韓國，研究本國曆史，不懂漢字完全無從下手。
為什麼我們不懂這些
中國大陸的古典文化教育要說沒有吧，那不符合事實。要說有吧，那也挺半吊子的。文言文比例大約佔三成最多四成，相比臺灣、香港而言，那是大大不如，臺灣文言文佔比是七成。為什麼有時候我們覺得港臺人民的用詞比較“雅”，那是有原因的。別的不說，我記得當年連戰登陸，給中國新聞界送了兩個詞，一個是“履新”，一個是“福祉”，後來都用濫了。
我們經歷過兩次的語言革新，所謂革新，也未必是新，只是另一種東西而已。一次是五四，從文言文向白話文有一次過渡。號稱砸爛孔家店，口號叫得爽，但在新文化運動中的確拋棄了不少東西。比如做舊詩這種事，過去是學生們的基本功啊，但是五四以後，做舊詩成為遺老遺少的事兒。胡適拿新詩噁心黃侃，黃侃拿舊詩噁心胡適，段子很多。
為什麼我們民國時期出現了那麼多的學術大師，乃是因為中西兼通的緣故。現在的一些學者，“西學”說“通”的太難，因為“西學”的專業化程度在過去一百年中越來越高，皓首窮經也未必能說通。“中學”說“通”的那則更難，很多學者的論文，錯別字連篇，語法錯得感人。
至於詩歌，除了現代詩之外，當代中國人要做舊體詩，一概都是“老幹部體”。舉個例子，比如說以平水韻的七陽韻，寫生活小康的詩。
這是康熙老師寫的：
山左編氓閒且樂，畿南黎庶喜而康。
我們老幹部會這樣寫：
生活天天在變樣，齊心合力奔小康。
當然康熙老師這句也不入時人法眼，但比今天的老幹部體還是好一些。
第二回革新，我認為是簡體字代替繁體字的時候。那個時候，毛澤東的《反對黨八股》已經發表了十多年，但沒人當回事，而且那時候從體制內誕生出了一套體制語言，即所謂的“新話”，掌握新話才有在體制內生存的能力。新話系統使用至今，以至於離開這套話語，很多人不知道該如何講話。
我舉一個例子，比如你是給武漢捐助救災物資的一位執行者，你在包裝箱上寫了八個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領導看見了，會直接罵你：“你特麼神經病嗎？寫這個幹嘛？應該寫武漢加油，還要加一個大感嘆號。”
為什麼不能用這八個字？因為這八個字不在那一套新話系統裡面。這就超出了一位領導幹部的思維邊界。超出思維邊界的事物，都是危險的、不可控的，是不可以使用的。
領導還要問你：你聽明白了嗎？能不能做到？
所以，你只能寫個“武漢加油”。
到底文化是什麼？
有時候吧，我覺得，自強運動時期的中國人，比如黃遵憲、薛福成、馮桂芬這批中國人，和五四運動後那批中國人，很不一樣。五四後，胡適、錢玄同、梅光迪這批中國人，和文革後的那批中國人，也不一樣。都是中國人，但是在時間的連續性上失去了同一性。
換句話說，這是不同性質的中國人。當代的中國人被改變了。
判斷一個族群的共同特徵，首先當然是從語言上去考察。如今，我們使用的語言，與黃遵憲的語言不同，與錢玄同的語言不同，雖然表面看上去都是方塊字，但其間的差別不可以道里計了。我們當代中國人是“新的中國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我們的語言不是古典中國和近代中國的語言了，是一套完整的、有指揮功能的新語言。
為什麼語言如此重要，因為人類的思考是要依賴語言的。你掌握的語言、詞彙、概念、定義有多豐富，你的思維就有多豐富，能夠到達別人無法到達的邊界和境界。在一切被管制的情境中，唯有思維是真正自由的，然而，恰恰因為其是自由的，所以要從根本上確立思維的邊界，那就只能通過語言來確立。
你想不到這句唐詩，那不過是因為你沒有讀過而已，所以寫不出來那樣的話，也想不到。同樣，很多事情你想不到，是因為你沒有接觸過，你不掌握那些新詞彙新概念是什麼意思，自然無助於思考。
思維自由會帶來很多美好的創造。去過日本的讀者應該都看到過，日本的漢字字體非常豐富，很好看，很多店的店招字體都很誘人，一看就是經過設計的。我們這邊就一水兒的黑體字。從美感上，多元自由的各自努力肯定是超過整齊劃一的集中管理的。
我知道我講得很繞，但應該是說明白了。
“中華”這個概念是以文明的敷化為其後盾的。錢穆說過，教化敷於何地，其地自然就是華夏。這就是以夏變夷。當年李自成借兵之後，多爾袞一馬平川地打到江南，“華夏”是淪陷了，被夷狄所侵佔。注意，“天下”這個詞從來都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出現的。
然後呢，越南、朝鮮和日本在滿洲人宅夏之時，堅稱自己才是“中華”，至少是“小中華”。朝鮮當時依然奉朱明為正朔，號稱“永不帝清”。日本學者山鹿素行則提出，夷狄統治的中國已經不是中國，日本才是“中國”，隨後萌生出這樣一種觀點：“日本雖非中華，日本近於中華，中國雖曰中華，實乃韃靼支那”。
1871年，中日兩國談判《中日修好條規》，在簽字之時，日本方面不同意清政府在條約中自稱“中國”。所以在華夷秩序當中，自清之後，日本一直以來都有對儒家文化的自承與高度自信。
所以，我們看到日本人這麼熟悉唐詩宋詞，也不要奇怪，歷史就是這樣的，而且，當下也是這樣的。很多中國人對於日本有一種在文化上既親近又疏離的感覺，就是這樣來的。日本人的文案設計，往往讓一箇中國人有情感的共鳴，也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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