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給大家推薦的好書，名叫《弱者的武器》。作者是美國著名的政治學與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
提起政治學家，一般人覺得他們的腦子裡只有理念和口號，研究的課題宏大而抽象，諸如三權分立，憲政民主，制度變遷······張口閉口不是雅克·盧梭，就是馬克斯·韋伯，好像跟咱們老百姓的生活沒啥關係。
但這位詹姆斯·斯科特可不一樣，他既是政治學家，又是人類學家。人類學家和政治學家不同，後者更多地依靠書本知識，前者卻得深入人群，近距離接觸他的研究對象。詹姆斯·斯科特就是這樣的學者，他不滿足於在書齋裡思考抽象問題，而是走近活生生的世界，通過記錄人們的一言一行，以獲取真知灼見。這本《弱者的武器》，就是斯科特在馬來西亞農村做了兩年田野調查的產物，雖然出版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對今天的我們仍富有啟迪。
《弱者的武器》中英文版
1/5 馬來西亞的綠色革命
《弱者的武器》針對的問題，是農民在面對剝削和壓迫的時候，是如何進行消極抵抗的。什麼是消極抵抗？就是以磨洋工、開小差、裝傻充愣、造謠誹謗等方式，反對強加於他們身上的東西。這些行為通常是低烈度的，不會對統治者構成直接的威脅。在農民的日常生活中，這種“消極抵抗”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說是家常便飯。
介紹完詹姆斯·斯科特，讓我們瞭解一下本書的背景。《弱者的武器》寫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地點在馬來西亞。上世紀七十年代，馬來西亞是東南亞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經濟增速僅次於新加坡，高於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政府為當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實事，國家在教育、醫療、基礎設施、水電供應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馬來西亞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石油出口，以及木材、橡膠、棕櫚油等原材料的出口，是典型的“出口導向型”國家。不過，和所有新興國家一樣，馬來西亞的發展也遇到了不少問題，尤其是農村地區，長期被政府忽視，加上人口流失嚴重，這裡始終貧窮落後，農村與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為改善農村狀況，政府投入了大量財政資金。從1957年到1975年，政府對農村的投入增加了六倍多。這些投入除了用於建設農村的基礎設施，還包括引進現代化的農業技術與耕種方式，比如推廣種植雙季稻（即一年內種植和收穫兩季的水稻），使用化肥和新種子，以及聯合收割機等等。馬來西亞政府給這些政策起了個美妙的名字——綠色革命。
2/5 改革導致的階層撕裂
按理說，“綠色革命”最大的受益者，應該是廣大農民，尤其是最窮苦的農民。他們接受了現代化的灌溉技術，還在政府的幫助下實現了機械化種植，雙季稻使他們的收成有所增加，生活也應該大大改善。但出人意料的是，這項政策雖然提高了農田的產量，卻並未讓更多的農民受益。而真正從中獲得好處的，反而是本來就擁有大片土地和資本的富農。
更諷刺的是，原先被寄予厚望的利民之舉，竟加劇了政府與農民的矛盾，甚至原本尚能和睦相處的自耕農與佃農，也開始相互敵視，劍拔弩張。這是為什麼呢？
一個直接的原因是，當地的水稻種植，過去完全是根據氣候而定。這裡每年有季風雨，當季風雨來臨的時候，農民就開始耕種灌溉。可現在由於要推廣雙季稻，而農民們又不曾種過，政府就必須全面介入了。如此一來，農民的工作量不僅增加，政府還規定了灌溉時間，必須嚴格按照專家制定的時間表行事。
在水稻種植的所有環節上，政府都要干預，這就引起了農民的不滿。他們原本依照祖上傳下來的方法種地，雖然是靠天吃飯，但好歹是習慣了的。現如今，政府卻非要把老習慣扭過來，還堂而皇之地聲稱此乃最“科學”的方法，農民當然是不買賬了。
不過，最讓人痛心疾首的，是現代化改革所催生的貧富差距。在“綠色革命”以前，當地農民主要分自耕農、半自耕農和佃農。其中，自耕農擁有並耕種自己的土地，佃農租用別人的土地耕種，半自耕農則介於兩者之間。但作者發現，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尤其在推廣“雙季稻”以後，佃農的比例大幅下降，到了1976年，他們的人數僅佔當地農民總數的1/4，耕種面積也不到農田總面積的1/4。
這就意味著，曾經的佃農階層正日益邊緣化，他們無田可種，比以往更窮了。相比之下，一個農場主階層正在崛起，他們擁有良田沃野，先進的灌溉設施，以及各種進口的農業機械。在廣大農民看來，他們才是“綠色革命”真正的贏家。
3/5 失業的農民
究竟是何原因，讓農民的生活反倒今不如昔呢？作者認為，“罪魁禍首”恰恰是現代化的耕種方式。
政府引進新技術，儘管出發點是好的，但這更適合擁有大片農田，且有資本積累的農民使用，尤其是富農與中農階層。因為他們的農田面積大，產量高，用於改善種植的固定投資才能被攤薄，從而產生規模經濟。而固定投資的增加所帶來的效率提升，又使得富農解僱了更多的佃農，從而使失業者急劇增加。
為了進一步理解這個問題，讓我們從書中舉個例子。自從政府推廣“雙季稻”之後，使用聯合收割機的農民越來越多，因為“雙季稻”對生產效率的要求更高，引進機械化生產是最好的辦法。
1980年，當地村莊使用聯合收割機的比例已高達80%。然而，這對村子裡的窮人絕非好事，因為聯合收割機取代了這些勞動力。過去，窮人們可以通過在豐收時節給別人打短工，賺得一筆收入補貼家用。一個青壯年男子，每天可收割8—9麻袋稻子。要知道，在傳統農業社會，幫人收割甚至可以成為一項職業，如果你看過央視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對其中一集介紹的“職業割麥人”應該記憶猶新。
在當地農村，這種靠替人收割打短工的收入，佔很多貧窮家庭收入的1/3。可自從使用了聯合收割機，不少家庭收入銳減，個別人家甚至不得不讓子女輟學，生活從此陷入困境。
而農業機械化帶來的另一個後果，是僱主議價能力的提高。曾幾何時，收割工作還採取計件工資制，誰勤快，誰拿得多。不僅如此，這些打短工的農民還能組成收割隊，他們有組織，有領袖，大夥在他的帶領下一起幹活。一旦形成團體，農民們就有了和僱主討價還價的底氣，僱主也不會肆意壓價，這樣便能保護雙方的利益。
但隨著聯合收割機的普及，僱主再也不需要大批的短工為他收割，傳統的工作隊瓦解了，代之以零散的工人與僱主談判。這讓僱主獲得了議價權，他們通常只願意支付固定工資，而且比過去要低得多。昔日，僱主還會用豐盛的午餐款待收割隊，可現在，農民則必須自帶午飯了。
4/5 消極的抵抗
然而，正如在開頭所說的，農民們不會坐以待斃，對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業變革，他們採取了各種消極的抵制方式。
威脅小農生計的不止是聯合收割機，拖拉機、開溝機、卡車等機器，也在不斷搶奪著人力車伕與耕牛販子的飯碗。為此，他們採用最多的做法，就是暗中搞破壞。
比如，農民會拆除機器裡的電池，把它們扔進水渠裡，還會毀壞農機的一些重要部件，如配電箱或者過濾閥。有時候，他們會往汽車的油箱裡摻入沙子，使車子無法發動。所有這些行為，都是在村民的默許下進行的，等到當局前來追究責任的時候，所有人都會裝作不知道，也沒有任何人主動檢舉，只能讓調查員悻悻而歸。
當作者採訪那些搞破壞的村民時，他們的臉上洋溢著喜悅之情，向作者得意地描述著毀壞機器的各種細節，彷彿在做一樁了不起的事。
農民們也曾嘗試過正式的抵抗，比方說，他們曾組織聯合罷工，希望以這種極端的方式拒絕收割機進村。個別村莊甚至取得了成功，但大部分失敗了。原因就在於，罷工需要所有人團結一致，卻總有人迫於生計，向僱主妥協。而僱主則許諾給少數願意幹活的人高工資，這樣就會誘使更多人放棄抵抗，聯盟即刻瓦解。
除了拖延、罷工與搞破壞，消極抵抗還有一種常見的形式，就是傳播謠言。比如，他們會挖空心思，尋找富農以往的種種劣跡。然後添油加醋，使其揹負“為富不仁”的形象。要知道，在傳統的熟人社會，一個人的名聲會影響到他和別人的合作。通過製造流言蜚語，農民們試圖讓政府官員看到改革的另一面，就是讓原本有錢的人變得更有錢，並且變得更加貪得無厭。
一旦人們接受了這些謠言，針對富人的偷竊就變得合法化，甚至被冠以道德的光環。貧農們深夜潛入富人的農田，盜走一麻袋的稻穀。或者在稻穀上做記號，以方便自己的家人前來蒐集。人們不覺得這些小偷小摸是違法行為，而是對富人的反抗。而富人也常常因這些無謂的損失蒙羞，卻又因為被盜的糧食數量有限，他們又恥於向警察局報案。
類似的例子，在書中比比皆是，有些讀來讓人忍俊不禁，有些則令人心酸。而作者只是冷靜地記錄下這些事情，對於貧苦的農民，作者沒有一味地同情，卻也看到了他們身上的韌勁與活力，並最終得出結論：“即使我們不去讚美弱者的武器，也應該尊重他們。”
《弱者的武器》的內容大致介紹完了。不過呢，這本書不僅是向我們呈現一幅社會風俗畫，作者想通過馬來西亞農民的故事，告訴我們更多的東西。在我看來，本書還隱含著一箇中心思想，儘管作者沒有明言，就是任何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無論你的初心有多好，只要沒獲得民眾的認同，他們總能想出各種方式來抵制你，這便是“弱者的武器”的價值。
5/5 總結
除了馬來西亞的田野調查，斯科特還給我們例舉了不少歷史上例子。
比如，德國在20世紀初，曾試圖在工廠強制推行計件工資，以取代原本的計時工資。管理者的出發點是提高工作效率，但結果呢？工人的產出是增加了，但產品的質量卻下降了。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工人有意為之的。
又比如，1917年的俄國革命，也是士兵們消極抵抗的結果。很多沙皇軍隊的士兵，拒絕向現政權效忠，但他們並未直接倒戈相向，而是直接扔掉武器，跑回了自己的家裡。就這樣，沙皇部隊瞬間冰消瓦解，讓臨時政府與之後的蘇維埃政府迅速掌權。
一戰時的沙俄軍隊
請允許我再舉箇中國的例子。眾所周知，中國漢朝的農業稅很低，有人說是“三十稅一”，有人說是“百一之稅”。漢文帝時期甚至把所有的田租都取消了。漢朝有如此善政，受益的肯定是廣大農民吧。但事實恰恰相反，地主豪族從中撿了個大便宜。
為什麼這樣說呢？原因就在於，儘管漢朝田賦很低，但其他稅還得交，比如老百姓還得交人口稅，兵役稅。漢朝實行義務兵役，成年男子都得去當兵，哪怕你家裡人丁稀少，窮得叮噹響。所以，為了逃避這些義務，很多人寧可把田地賣掉，成為地主家的佃農。有的甚至賣身為奴，平時有主人供吃供穿，這樣的日子反而比當自耕農強。
反觀那些富戶，他們眼下有了更多的土地，更多的勞動力，大量賣身為奴的農民，根本沒有列入政府的登記名冊，所以也無需繳納人口稅。結果便是，富戶用奴僕耕田採礦，地盤越來越大，又能享受到政府的低稅優惠，久而久之變成了富可敵國的地方豪強。而政府這邊，既收不到足夠的稅，又徵不了足夠的兵。到了西漢末年，豪族兼併最終釀成了嚴重的政治問題。
從某種程度上，漢朝的土地兼併，正是農民們應對國家政策採取消極反抗的結果。正所謂“就算惹不起，終歸躲得起”。農民對抗官府最有力的武器，不是農民起義，也不是在縣衙門前擂鼓大喊“青天大老爺”，而是一個字：逃。
只有當農民們扔下弱者的武器，以主動的態度去衝破藩籬，挑戰未知的時候，這個國家就會迎來希望。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就是中國農民的勇敢嘗試，改革開放的起點，並非自上而下的設計，而是少數人敢於向現實說“不”的結果。
如果你對今天的話題感興趣，推薦你再讀兩本書。一本是經濟學家威廉·伊斯特利寫的《白人的負擔》，這本書探討了一個沉重的話題：為什麼西方對非洲國家的援助總是收效甚微。第二本書是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班納吉和迪弗諾的《貧窮的本質》，這本書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理解窮人，並激勵他們擺脫困境，對今天的脫貧事業很有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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