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北雜記
商宇宏
滇川古道橫臥在崇山峻嶺之中，斷斷續續，寬窄無定，時而坦蕩如砥，時而蜿蜒盤旋，在數百年的風花雪月裡，瘋狂地向北生長。由昆而來的馬幫經由富民縣穿過麻地鋪、尖山鋪、楊柳河、太平橋、惠民橋、鎮武橋和石將軍，至小甸關後分道，往左過龍街關、石門關到望城關後入川，往右則直插慕連土司轄境。
故鄉恰在這兩條古道的分叉口，但我對它知之甚少，只記得其中有段鄉民們放羊時常走的小道，被老輩人稱之為“趕羊山路”。村裡成群的牛羊每天都會從這裡趕出去又趕回來，牧人們的高喝與叮噹作響的銅鈴彷彿成了往日馬幫經過時的回聲，悠遠不熄。憑藉著獨特的地理位置，這個小小的村落深受馬幫文化的影響，甚至村中有很多男青年以馬幫運輸為生，由此《趕馬調》也就應運而生。早些年，在牧歸的趕羊小道上還會時不時的傳來幾句：“趕馬哥哥趕馬郎，趕馬哥哥你莫忙，不知趕馬何處去，等等小妹問我郎......”在落日映襯下盡顯山村鄉野的悽美。
第一次對古道及其周邊文化有比較清晰認識是在三年前。當時有幸與年逾八十的歷史民族學家何耀華、雲南民族大學環境人類學專業教授何大勇和作家米切若張以及武定本土文化行學者鳳春學、段錦志等諸君同行，實地探訪了滇北古羅婺部武定、祿勸二縣境內的部分古道主線、支線遺址和周邊重要的歷史文化集群。一路走來才知自己實際上對這方曾經自以為非常熟悉的土地是如此的陌生，它的恢宏、厚重、廣博都足以讓我這個所謂的本地人自慚形穢。
我們一行人驅車從武定出發，快到中午時到插甸鎮古普彝村歇腳。領我們進村的是村委會副書記武順渚，她曾在雲南民族大學讀民族學專業，畢業後隻身來到古普村做村官，雖然還非常年輕，但在村中有很好的群眾基礎。走到村裡，除了道路兩邊的彝族風情壁畫外，更吸引人眼球的是幾棵蒼天的杉樹，異常粗壯，估計樹齡已經過百，三人展臂恐怕還難以將其圍合，頂端的枝幹已腐朽脫落，但從腰部蔥翠泛紅的葉片來看，它依舊在奮力的生長。在滇中北很多村落中都會有這種杉樹，而且這些樹的年齡恐怕都要比村莊長，村民們也往往會將其奉為神靈，不容任何形式的侵犯，並且每逢歲時節日必組織祭祀。
彝族也在長期的歷史生活中形成了一套完備的生態觀和生態制度，這些約定俗成的規矩往往建立在原始宗教權力和世俗權力之上，二者相輔相成。例如禁止砍伐比自己年長的樹木，否則會短壽，這就是典型的依靠原始宗教權力進行約束。此外，據選點調查分析發現，1949年以前彝族聚居村落內山產（林產）多分為公山和私山兩種。一般公山距村較遠，為集體共有，私山則距村較近，隸屬私人，多作為祖墳山，可以買賣。但在武定縣發窩大永西等地還有水源山（林）亦歸為公山，由村民共擔看護之責。不過這些村落在舊時幾乎都有一個相似之處，即入冬後會由村中的伙頭寨長統一組織伐木屯薪，並實行每年輪伐制，即對村內的公山進行輪流伐木，以確保木材的有序供給，真正做到了“斤斧以時入山林”，而且對私自採伐者一般還會責令其殺豬請全村人吃飯，這就屬於世俗權力治理的範疇。
在古樹下偶遇一位老者，便託他引路到四處走走，在得知我們想要了解村中一些傳統民族文化和習俗後，他領我們去看了祖宅內供奉的先祖靈木。走進宅院，石板鋪成的地面縫隙間已是蒿草叢生，方才得知他們全家人都已經遷至新居，唯有先祖靈木還留守於此。打開綴滿塵灰的堂屋門，裡面散亂的放著一些舊傢俱，先祖靈木則釘於正牆左側，用綿羊絨緊緊地包裹著，從老人口中得知此靈木是用紅馬纓花枝幹製成，以前還要進行大祭和小祭，不過現在家裡一般只有到了歲時年節才會到此行祭，平時極少進出祖宅。
彝族是一個極其崇拜祖先民族，大部分支系都有供奉先祖靈木的習俗，但不同的支系在靈木的選用上差別較大，如在古普村所見的納蘇支系選用的是紅馬纓花枝幹，而與古普村相距不遠的依納格、扯衣乍和樂美村等密岔支系選用的靈木則是白馬纓花枝幹，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支系選用青岡櫟或竹子。
離開古普村繼續往北走，不時就到了發窩山品，我們一行便在此休整。山品也曾是滇北古道中重要的交通咽喉，左線可通往田心、東坡至環州等地，而右線連接發窩、萬德和己衣。我曾數次到此地做田野調查，以期瞭解慕連土司以萬德為中心再向南至插甸的治理權力輻射趨勢，並在此一線選了萬德萬宗鋪、團碑；發窩左樑子、山品和插甸康照、老木壩、依納格等幾個點。通過多次的田野調查和口述史收集大概解了山品的人員結構：張姓家族是從昆明奢披村遷來，並先後在今富民縣和武定火把村居住過，其餘的羅、楊、李三姓是從四川會理和會東兩地遷來。在1949年以前以這裡以十三個村作為一個鄉的建制，設有鄉政府，最後一任鄉長叫楊興。鄉之下設有保長和甲長，保長實行選任，甲長則是輪任，同時各戶編有門牌，每月或每年按戶收取門戶錢。公產和私產區分也比較明確，但特殊的是此地不以保、甲（村）置公產，而是以姓氏為界，不同的姓氏都有屬於自己的公產，這與內地及一些沿海的宗族村莊比較相似。1949年以前，山品張姓有3畝公田，羅姓亦為3畝，李家大概1.5畝，楊家只有幾分。這些公田均租給各自姓氏家族中的困難戶耕種，不用交租，但租戶每年都要將本姓的糧稅雜派背到插甸上繳，實行以工代租制。若沒有本姓農戶租種公田時，便會外租給利米的佃民，但是公田外租要收取租糧，按每年的收成來計，每100斤交15到25斤，所得之糧80%分給各戶，剩餘的20%交入本姓公倉內用於祭祀或接濟。由於位於要道，當時田心、利米、發窩、花園、自窩、萬德等地方的人都會到此趕集，會理和會東一帶做買賣的從金沙江渡江以後也會路過這裡再前往插甸、武定和昆明。
辭別山品沿路前行，到達武定縣最北端的鄉鎮己衣時已至傍晚，當夜便住在了鎮上。己衣是個很有特點的鄉鎮，雖然離縣城很遠，但其北臨會理，東達祿勸，南通武定北部各鎮，擁有較好的地理位置條件，加之地勢落差大，武定縣內最低點和最高點都在此地，故而有豐富的物產資源。近些年己衣大裂谷、金沙江風光和熱水塘溫泉等也吸引了很多遊客，極具旅遊開發的潛力。2018年雲南省考古研究所和楚雄州博物館在對己衣新民新村遺址和以進幹村遺址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中還發現了百餘座墓葬，其中以石棺葬居多，還有少數甕棺葬，根據出土文物判斷，當時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向青銅時代過渡階段。說明此地在數千年前就已經有了相當規模的人類活動，不可謂歷史悠久。
次日，前往五股水。車子不斷的順著山路向下蜿蜒，翻越了數座紅土綿延的山樑終於到達五股水外沿。朝車窗往外看去植被稀疏、熱浪翻騰，除非是對此地非常熟知的人，否則根本無法想象在這荒坡亂石堆砌的山谷間竟然古木參天，而且還藏匿著這麼大一眼清澈透涼的泉水。
五股水因清代慕連土司按照用水各村的田地面積和上繳糧稅的多少將泉水分作大小五股而得名，即田地面積廣、繳糧多者所分給的水量要大，反之田地少、繳糧少者分給的水量就少。其現在作為己衣除大裂谷、金沙江和熱水塘外的又一張重要旅遊名片，早已名聲大噪，但始終還是以“景”的姿態示人。在學界也沒有學者以土司水權治理的高度進行過系統的研究。但是，在此五股水的分配中可以非常明確的看到水權治理的影子，土司對水資源擁有絕對的所有權和佔有權，而附近農戶的水資源使用權是依附於土司權力之上，也就是說土司利用對水資源的管控而達到穩定統治的目的。這與美國政治經濟學家奧斯特洛姆（Elinor Claire Awan 1933－2012）所提出的“自主治理理論”比較契合，即通過權力的多元配置來實現資源的有效分配和合理利用。在慕連土司對屬地的治理過程中除了己衣五股水外，對萬德萬宗鋪村中幾個池塘的管理上也都體現了非常典型的水權關係。
從五股水走過，驅車繞往己衣鎮東北，沿著懸掛在崖壁半腰的土路直行，穿過武定縣界便到了昆明市祿勸縣湯郎鄉境內。湯郎在舊時為土巡檢金氏所轄，金氏土司最早始於金有儀，其於清康熙年間授世襲土職，到了咸豐年金本粹一代已升至五品，雖然在滇中北一帶名望不及同時期的慕連那氏土司和環州李氏土司，但於金沙江南隅仍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轄境東至半果馬七十里，壤接金沙江界，南至湯乍拉樑子四十里，接拈桂典文界，西至金沙江三十里，接慕連界，北至金沙江三十里，接四川界。
年逾古稀的紅色土司金洪照（又名金宇暉）之子領我們造訪了金氏舊府，但遺憾的是這位土司之子的名字我始終沒有記起，回翻了日誌也沒有記錄，應該是當時疏漏了，實屬可惜。不過從湯郎回來後我倒找了很多關於金洪照的史料，還做了一些整理。金洪照生於民國六年（1918年），是七代土巡檢金璋之子，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襲土司職，為第八代世襲湯郎馬巡檢司土巡檢。其畢業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五分校第十八期，後在滇軍19師、18師擔任排長。1945年隨軍赴越南受降，駐紮河內。後來滇軍被調往東北後，金洪照帶領舊部親信回到湯郎，組建了一支私人武裝。到1949年5月，正式參加革命，經滇桂黔邊縱二十五團黨委研究決定將其部命名為“滇桂黔邊縱隊第三支隊二十五團遊擊大隊”，以金洪照為大隊長，當地民眾稱之為“金大隊”。1950年初，金大隊編入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區縱隊獨立第二團，金洪照調武定軍分區工作，至1951年，被選派到西南高級步兵學校學習，故而得“紅色土司”之名。
通過一道窄小的院門走進金氏土司府，一匹棕灰色的毛驢正在院內吃草，房屋底部的一些木質結構已經坍塌，斑駁零落的瓦片上也長滿了野草，在昏沉的餘暉映襯下，顯得破敗蒼涼，但從總體上看其所遺存的建築要比慕連和環州兩地土司府更為完整，所遭受的破壞也較小。從結構佈局可以看出，整座金氏土司府衙分為三進院，呈階梯狀分佈，前院為屯兵之所，中院為府堂用於辦公，後院則是生活區。如今後院已經被分離出去，成為單獨一個院落，府內僅僅剩下前院和中院。據金洪照之子介紹，此金氏舊府在土地改革時期劃成了公房，村內各類集會均在這舉行，到了後期又還給了金家，所以現在他們全家都還居住在中院，前院則用來蓄養牲畜。雖然也有不少人勸說老人翻修或重建，但他覺得只有守著這舊宅院才能留住金家根。
離開湯郎時已是傍晚，我們迎著夜幕趕到撒營盤吃飯，本想再對撒營盤土司做些瞭解，怎奈天色已晚，只能取道祿勸折回武定。次日，又從武定出發，探訪位於縣城東面文筆山頂的白塔。車子只能開到山腰，我們徒步前行，不一會的功夫只見一座泛著白光的古塔凜然屹立於山巔。走到塔前，可以看出整座白塔主體為磚石結構，底部用石條砌成，三層以上則用磚砌，塔尖四面均刻有文字：東面為“文運天開”，南面為“雁塔題名”，西面“玉筍凌霄”，北面“鼎新革故”，皆有很深的寓意，由此也足以看出當時漢文化在武定已經有了非常深厚的土壤。
根據民國時期的資料記載，此塔由宋代羅婺部長建，但塔底一側武定縣人民政府所立的《武定白塔》碑記顯示該塔由明代鳳氏土司建於明正統三年（公元1438年）。因此，其準確的建造時間還是疑雲，有可能始建於宋，而重建於明。在雲南，這種制式的塔出現較早，如南詔時弄棟節度使王嵯巔（亦稱王苴顛）就建了昆明東寺文筆白塔，說明當時雲南地區已經有了非常高超的建塔技術。此外，武定位於滇川古道的重要交匯地帶，此塔亦是多元文化交融的歷史實證。
悠悠古道，茫茫滇北，這方厚實的土地衍生了多少源遠流長的文化，又見證了多少滄海桑田的變遷？似乎只有石板路上那些斑駁的蹄印間迴盪的陣陣馬鈴聲才能夠有力的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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