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科學研究：掌握權力會導致腦損傷，領導者失去原本讓他們得以成為領導的一種心理能力——設身處地理解他人，也就是共情的能力。
如果權力是一種處方藥，它卻有一長串已知的副作用。它會使人陶醉，它會使人腐敗，它甚至會讓亨利·基辛格相信自己的性吸引力。但它會導致腦損傷嗎?
在去年秋天的一次國會聽證會上，很多議員痛斥約翰·斯頓夫時，每個人似乎都能找到新的方式，來嚴厲指責這位富國銀行的前CEO未能阻止他的5000名員工為客戶建立虛假賬戶。但斯頓夫的突出表現卻是，這個已升至世界最有價值銀行最高位的男人，似乎完全無法理解這個房間。
儘管他道歉，但卻沒有表現出後悔或懊惱。他既未顯得目中無人，也未顯得自鳴得意，甚至也未顯得缺乏誠意。他看上去迷失了方向，像一個剛從斯頓夫行星（在那裡順從他是自然法則，並有5000個投其所好的小人）乘坐晚點的飛行器抵達，併產生了時差現象的太空旅行者。甚至最直接的冷嘲熱諷——“你在和我開玩笑吧”（威斯康辛的肖恩·達菲）；“我不敢相信我在這裡聽到的一些話”（紐約的格雷戈裡·米克斯）——也沒能喚醒他。
什麼經過了斯頓夫的頭腦？新的研究表明，更好的問題應該是，什麼沒有經過斯頓夫的頭腦？
歷史學家亨利·亞當斯，將權力描述為“一種以殺死患者的同情心終結的腫瘤”時，他是在非醫學地比喻。
然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學教授達徹爾·凱爾特納，在多年的實驗室和田野實驗中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他跨越二十年的研究發現，在權力影響下的被試們，其行為彷彿遭受了撞傷性腦損傷，變得更加衝動，更低風險意識，而且，至關重要的是，更不善於從別人的觀點觀察事物。
最近，安大略省麥克馬斯特大學神經科學家蘇克溫德·奧博海做了類似描述。不同於凱爾特納研究行為，他研究大腦。當他將有權和少權的頭腦放在經顱磁刺激機下時，他發現，事實上，權力損害了一種特定的神經過程，一種可能是移情作用基石的“鏡映（mirroring）”。這為凱爾特納提出的“權力悖論（power paradox）”提供了神經學基礎：我們一旦擁有權力，就失去了某些我們最初獲得權力時所需的能力。
這種能力的喪失，已被多種富有創造性的實驗所證明。一項2006年的研究，要求參與者在自己的額頭上寫出給別人看的字母E。這是一種需要從觀察者角度觀察自己的任務。有權力感的人寫出準確字形的概率高出三倍，但在其他人看來卻是反的（這讓人想起喬治·W·布什在2008年奧運會上醒目地反舉著美國國旗）。其他實驗表明，有權力感的人更不善於識別照片中人物的感受，或者猜測一個同事會如何解釋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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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中，人們模仿上級的表情和肢體語言的傾向會加重這一問題：下級很少對掌權者提供可靠線索。然而更重要的，凱爾特納說，是掌權者不再模仿他人的事實。別人笑時笑，或別人緊張時緊張，遠不僅僅是迎合。它有助於觸發別人正在經歷的相同感受，因而為理解這些感受所由何來提供一個窗口。有權勢的人“停止模擬其他人的體驗，”凱爾特納說，導致他所說的“移情缺乏”。
“鏡映”是一種完全在我們頭腦中進行的無意識的微妙模擬。當我們看到一個人做出某個動作時，我們大腦的相關部分做出會觸發共鳴的同樣的事，最好把這理解為替代性經歷。這就是奧博海和他的團隊，在讓被試們觀看一段某人的手擠壓橡皮球的視頻時，試圖激活的東西。
不那麼有權力感的參與者，鏡映工作得很好：他們自己擠壓球的神經通路被強烈地激活。那麼有權力感的人呢？很少如此。
是鏡映反應損壞了嗎？更像是被麻醉。
沒有哪個參與者擁有永久的權力。他們不過是因負責陳述某種體驗的“刺激（primed）”，而覺得有權勢的大學生。可以想象，在實驗室一個下午，他們的大腦不會結構性損壞，他們體驗到的這種感覺缺失會逐漸消失。但是，如果這種影響長期持續——比如，因為擁有華爾街分析師們每個季度後竊竊私語的傑出，董事會成員提供的額外報酬，以及《福布斯》“在行善的同時幹得好”的稱讚——人的大腦可能會發生醫學上所說的“功能性”改變。
我想知道有權勢的人，是否只是不再努力讓自己站在別人的立場，但並沒有失去這樣做的能力。事實上，奧博海做了一項有助於回答這個問題的後續研究。這次，告知被試們什麼是鏡映，並要求他們做出有意識的努力來增加或減少他們的反應。“結果，”他和他的合著凱瑟琳·奈什寫道，“顯示沒有區別。努力沒用”。
這是個令人沮喪的發現。知識被認為就是力量。但知道權力剝奪了你的知識有什麼意義?
看起來，最樂觀的可能是，這些變化只是偶爾有害的。這項研究表明，權力刺激我們大腦屏蔽邊緣信息，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導致某種有用的高效率。但在社會情境中，它具有使我們更加遲鈍的令人遺憾的副作用。即使這對掌權者或他所領導的組織的前景未必有害。
正如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蘇珊·菲斯克所令人信服地證明的，權力減少細緻入微理解他人的需要，因為權力使我們能夠命令本來需要從他人那裡連哄帶騙獲取的資源。當然，在現代組織中, 這種命令的維持依賴於某種程度的組織支持。但見諸報端的大量的高管傲慢表明，很多領導者越過底線，變得適得其反地愚蠢。
無法識別人們的個性化特徵，掌權者會更加依賴刻板印象。其他研究表明，人能看到的越少，越依賴自己的“視力”導航。約翰·斯夫頓看到的是每個客戶都有八個獨立賬戶的富國銀行。(正如他常對員工說，八重韻很棒。) “交叉銷售”，他告訴國會，“簡稱深化關係。”
不能避免權力帶來的大腦變化嗎？
不能，但也能。很難阻止權力影響大腦的傾向。比較容易的是，至少，有時，停止覺得擁有權力。
因為權力會影響我們的思維方式，凱爾特納提醒我，權力不是一個職位或一個位置，而是一種精神狀態。假如一段時間你不覺得擁有權力，實驗表明，大腦可以與現實交流。
回憶無權的早年經歷，對某些人似乎有效，而且足夠的經驗可以提供一種永久保護。在去年二月的《金融雜誌》發表的一項驚人研究發現，童年時經歷過造成重大傷亡的自然災害的CEO們，比沒有經歷過的CEO們，冒險行為少很多。(問題是，這項研究的共同作者、劍橋大學教授拉格黑文卓·勞說，經歷過沒有重大傷亡的災難的CEO們更愛冒險。)
“傲慢綜合症，是一種權力佔有障礙。” ——歐文
但是龍捲風、火山噴發和海嘯並不是唯一能抑制傲慢的力量。
百事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因德拉·努伊，時而講述她在2001年獲知公司董事會對她的任命消息那天的故事。她沉浸在自己的重要性和活力感中回到家時，她母親問她是否能在公佈“好消息”前，出去買些牛奶。帶著怒氣，努伊出去買了牛奶。“把那該死的皇冠留在車庫裡”，是她返回時她母親的忠告。
實際上，這個故事的要點是努伊講述的它。它是一個關於普通義務以及需要保持冷靜的有益提醒。努伊的母親在故事中是個“腳趾夾”——這是政治顧問路易·豪用來描述他與曾任四屆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關係的術語，豪從未停止叫他富蘭克林。
對溫斯頓·丘吉爾而言，充當這個角色的人是他的妻子克萊門泰。她有勇氣寫道：“親愛的溫斯頓，我必須承認，我已經在你的習慣中注意到一種墮落；而且你已不像你過去那麼善良。”
寫於希特勒進入巴黎那天，撕毀，然後發出的這封信，不是抱怨，而是一個警告：有人向她吐露，她寫道，丘吉爾在會議上的舉止，已對下屬“極為輕蔑”，以至於說出：“不知道，或好或壞，都會很快到來”，伴著隨之而來的威脅：“你不會得到最好的結果”。
在成為男爵之前曾任英國外交大臣的國會議員、神經學家戴維·歐文勳爵，在2008年的著作《在疾病和權力之中》中，詳述了豪和克萊門泰·丘吉爾兩人的故事，查詢了自1900年以來影響英國首相和美國總統表現的各種疾病。
除一些人患有中風（伍德羅·威爾遜）、藥物濫用（安東尼· 伊頓）或可能的雙相情感障礙（林登·B·約翰遜、西奧多·羅斯福）之外，至少其他四人患有醫學文獻不承認但歐文認為應該是的障礙。
“傲慢綜合徵（Hubris syndrome）”，按照他和共同作者喬納森·戴維森於2009年發表在《大腦》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中的定義：“是一種權力佔有障礙，尤其是伴隨壓倒性成功、掌握多年且對領導者最少約束的權力佔有障礙。”它的14項臨床症狀包括：明顯輕視他人、失去與現實的聯繫、焦躁不安或行為魯莽，以及無能的表現。
今年5月，英國醫學皇家學會，與歐文為研究和防止傲慢而建立的組織“代達羅斯信任（Daedalus Trust）”，共同主持了一次會議。
我問歐文，一個人承認自己有傲慢的健康問題，是否有助於他與實際相一致，並引發其他有實權的大人物的效仿。
他分享了幾個策略：回憶自己過去無法傲慢的時期；看關於普通人的紀錄片；養成閱讀選民來信的習慣。
但我猜測，今天對歐文的傲慢的最大抑制，可能來自於他最近的研究努力。
他向我抱怨到，企業已表現出對傲慢的進一步研究沒興趣。商學院也好不到哪去。他聲音中潛伏的挫敗情緒，證實了一種特定的無能為力。無論使歐文不愉快但有教益的影響是什麼，都表明在董事會和行政套房中過於常見的一種疾病，不太可能很快就找到一種治癒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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