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蘇聯元帥。早年曾經在伏龍芝學院東方系學習漢語,在1926年、1927年、1929年因為各種原因多次來華,能夠說一口比較流利的漢語,對中國軍閥的統治和中國都有比較深刻的認識。1940年,有深厚中國背景的崔可夫被蘇聯領 導層相中,重新起用,接受命令作為第四任也是最後一任顧問來華 。崔可夫在中國逗留了14個月,這14個月正是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單獨對日作戰之前的最艱苦的時期,也是中國、蘇聯和日本關係最為微妙複雜的時期。中國和日本長期處於戰而不宣的狀態, 國民黨政府嚴重敵視蘇聯和共產黨,然而卻出於抗戰的需要與蘇聯保持外交關係，蘇聯是當時世界上唯一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的國家,不僅 於此,蘇聯還向中國派遣了數百人的軍事顧問團, 幫助中國軍隊指揮和作戰。
1940年12月崔可夫帶了一份厚禮——150架戰鬥機、100架轟炸機、300門大炮、500輛吉斯5型卡車以及其他一批相應的裝備和配件到達中國。蘇聯援助的飛機和大炮對當時已經山窮水盡的中國空軍和艱苦抗戰中的陸軍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然而，重慶迎接他的卻是皖南事變。皖南事變使相關各方都感到了中國發生內戰的危險。亳無疑問中國爆發內戰是蘇聯和其他的西方大國不願意看到的。對蘇聯而言，如果中國發生內戰將破壞蘇聯利用中國來牽制日本的戰略目標。因此蘇聯與其他的西方國家一起對國民政府施加了強大的外交壓力。
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蘇聯在中國還有一張王牌，那就是崔可夫的顧問團。蘇聯駐華軍事顧問團直接掌握著蘇聯的援助。崔可夫在會見國民政府國防部長何應欽的時候婉轉的問到:“是否在和新四軍的衝突中使用了我國提供的武器?”這樣開門見山的提問，在當時的條件下，實際上就是威脅:如果中國發生內戰，很難保證蘇聯的援助。接著崔可夫還拜見了包括白崇禧在內的國民黨官員、表達了蘇聯的嚴重不滿和關切，要知道當時蘇聯是世界上唯一給中國提供軍事援助的國家、如果失去蘇聯的援助對中國無論是外交還是軍事的損失都是不可接受的。1941年1月25日蘇聯大使正式拜會蔣介石表明了蘇聯的反對態度。
1941年4月13日, 蘇聯和日本簽署了《日蘇中立條約》, 更在人們的視野裡看到了斯大林親自到莫斯科車站送別松岡洋右並且熱情擁抱的照片。 條約實際上是日蘇雙方長達數年的艱苦的接觸和談判的結果。條約有助於日蘇關係穩定, 對避免蘇聯兩線作戰有一定的影響；另外條約也成為日本對中國施加壓力和為南進政策的實施掃清了道路上的一個障礙 。在這個條約的簽署過程中不能不提到崔可夫軍事顧問團的情報蒐集作用，通過蘇聯駐華軍事顧問團可以直接的得到日本軍隊在中國的人員和部署情況, 也可以直接的對日本軍隊的兵力部署、戰鬥力變化和後勤情況進行觀察, 對判斷日本的侵略動向有著重要的作用。
崔可夫注意到, 當時的中國軍隊存在著嚴重的腐敗現象：貪汙、腐化、官兵矛盾都十分嚴重，士兵生活困難,不得溫飽, 健康狀況十分惡劣：例如第102師50%以上的人員患有瘧疾而得不到醫治。這樣的 情況對來自蘇聯的崔可夫來說是震撼性的。他甚至發現連中國參謀總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300多個師的龐大編制裡究竟有多少人！而且得到中國軍力方面的類似情報幾乎沒有任何困難,因為壓根就沒有人認真的管理這樣的事情。其實,國民黨政府對蘇聯顧問團還是有戒備的,尤其不希望他們和別的國家的使團建立密切的工作關係 。國民黨甚至故意安排蘇聯顧問團與崔可夫在重慶的官邸被轟炸之後住進前法國大使的官邸,藉此挑撥。然而這樣拙劣的安排幾乎立即被法國和蘇聯識破。 崔可夫他們不僅拒絕了這樣的安排, 反而因此同法國武官伊馮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伊馮雖然代表貝當政府然而卻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通過中國和法國的情報網可以清楚的知道日本在中國南方和印度正在廣泛的進行著軍事準備,正在建立日本海軍的前進基地。大約600架的戰鬥機已經集結,大亞灣周圍已經修建了大型的軍事基地, 海南島的軍事部署也在迅速的展開, 到1941年3月,日本在南中國海的軍事演習的數量和質量都在提高。
1941年初,一架日軍海軍的飛機墜毀在廣東境內 , 飛機上有關日本軍隊在東南亞佈防和軍事設施的修建的重要文件被中國所繳獲。為了得到這份文件, 崔可夫親自拜訪了蔣介石, 並且最終在條約簽署幾天之前將這份重要的情報的攝影複印件用飛機送往蘇聯。現在我們不知道這份文件在簽署條約的時候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進一步堅定了蘇聯簽訂這個條約的決心。駐中國顧問團在蒐集情報方面起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條約的簽署卻對中國的抗戰產生了重大的衝擊, 條約嚴重損害了中國對蒙古和東北的主權。更為明顯的是,套用松岡洋右的話來說,在冷卻中蘇關係這一點上,中立條約對我有利。而且日軍在1941年4月發動了中條山會戰,將隴海鐵路置於威脅之下。但是,後來發現中條山會戰與條約的簽訂關係不大。而且蘇聯方面也努力的將衝擊降到最低。通過各種渠道對中國表示不會影響中蘇關係。崔可夫這時候也在中國到處與神經高度緊張的各方接觸, 為條約一事努力消毒。經過了最為緊張的幾天之後,到4月22日,蔣介石發表講話,稱“蘇聯對我的軍火接濟如故”。所以應該說條約對中國抗戰在這事衝擊確實不大,影響更多 的是表現在政治層面 ,畢竟條約最主要的作用是放開了日本南進的手腳而對中國壓力增加不大 。
然而在這一場風波過了儀僅兩個月 , 蘇聯的衛國戰爭就爆發了 。中蘇日三邊關係到了一個最為微妙,最為緊張的時期。蘇德的開戰 ,使中國國民政府感到,蘇聯有可能加人對日作戰,將大大減輕中國戰場上的負擔,這正是4年抗戰以來所夢寐以求的。然而,同時對德國和日本兩線作戰是蘇聯在10年以來的外交鬥爭中所極力避免的。
不過,發動戰爭的主動權並不在中國和蘇聯手裡,而是掌握在日本手裡,蘇聯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儘量的利用中國戰場拖住日本陸軍 , 努力搞清楚日本的主攻方向。以在日本陸軍不斷增兵中國東北的情況下,能夠及時合理的調整蘇聯在遠東的軍事部署。蘇聯在中國戰場上實施這一個戰略的直接執行者就是崔可夫的顧問團 。 同時,蘇聯由於自身戰爭的需要, 對中國的援助日見減少。而且在祖國被德國法西斯侵略者蹂躪的情況下,蘇聯顧問團的成員在心理上承擔著沉重的負擔。崔可夫作為顧問團的團長也不例外。但是他明白正是由於蘇聯戰爭的需要,更要求蘇聯駐華顧問團努力的工作。即使在這樣的條件下,蘇聯顧問們仍然全力投入到宜昌戰役的準備中去。崔可夫專門為此對前線進行了為期3個星期的視察。他在整個途中處處感到燃料的缺乏, 因為中國已經喪失了幾乎全部的對外通道。而且沿途崔可夫親眼看到戰區農民的苦難和士兵的痛吟。蘇聯顧問團的工作條件相對要好一點,陳誠把最好的住房提供給蘇聯顧問使用，經過精心的準備, 到8、9月間,宜昌戰役的準備已經基本完成。恰在同時日軍發起了第二次長沙會戰, 蘇聯顧問也參與了第二次長沙會戰 ,到9月底中國軍隊轉人反攻。宜昌方面也展開了大規模的攻勢，10月戰線基本回到了戰役開始的狀態。取得了第二次長沙會戰和宜昌會戰的勝利。不僅於此, 其實在整個1941年日軍在正面戰場發發起的進攻全部無果而終。中國場上的戰線已經僵持不動了。
南進還是北進在蘇德開戰之後, 日本北進的調子高了起來。尤其是剛剛簽訂了中立條約的外相松岡積極鼓吹北進,不過由於各方從現實角度出發的反對, 7月2日日本決定同時進行南進和北進的準備。在南方進駐印度, 北方進行代號“關東軍特別軍事演習 ”的大規模軍事調動, 在幾個月的時間裡關東軍兵力增加到70萬人,蘇日關係空前緊張。
在這種情況,蘇聯最高當局要求崔可夫顧問團提出報告判斷日本的動向。因為直接在戰場上面對日軍的崔可夫顧問的意見毫無疑問是重要的。在這個問題,顧問團的成員產生嚴重的分歧。一些人不無道理的指出日本的主攻方向是北進, 而崔可夫和其他的一些人卻在研究中國和遠東的局勢並依據佔有的第一手情報分析得出“ 南進”。
他們注意到,由於日本軍隊的海陸軍的割裂, 如果要入侵蘇聯 , 主要的還是要依靠陸軍, 但是日本陸軍的主要兵力都被拖在了中國戰場,而且這些軍隊是日本精銳的部隊。在整個的1941年裡事實上日本不能從中國抽出大批的兵力支援其他戰場。同時由於在日蘇張鼓峰、諾門坎衝突中領教過蘇聯機械化部隊的威力,使得日本陸軍在蘇聯遠東部隊沒有大幅度削弱之前不敢輕舉妄動。政治上, 日本也在等待蘇德戰爭的明朗化,想以最少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收穫。但是由於蘇聯軍民的浴血奮戰, 德國閃擊的破滅也讓日本進一步放棄北進的念頭。正如崔可夫所說的“日蘇之間的和平取決於,我國軍民在戰場上的結果。” 應該公平的說是取決於中國和蘇聯以及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努力。崔可夫還親身感覺到 , 日本海軍在戰爭中“不可能老是閒著”。 對日本而言, 在北進行不通的情況下, 獲取已經成為囊中之物的南方的資源成為必然的選擇, 而且還得到了德國的幫助拖住了蘇聯,徹底地防止了蘇聯對日本的威脅。在當時正確的得到日本主攻方向改變情報的不僅僅是蘇聯駐華軍事顧問團 , 在日本的著名間諜佐爾格等人也得到了正確的情報,為蘇聯作出正確的判斷提供了依據,然而佐爾格的情報是從日本的高層直接得到的。而崔可夫的判斷是由中國戰場軍的動態和戰局的發展方向, 結合各種點滴的信息分析綜合得出的。1941年12月,正在成都休養的崔可夫通過報紙看到了珍珠港事件爆發的消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中國終於擺脫了長達10年的單獨對日作戰,蘇聯也基本擺脫了日本侵略的威脅,避免了兩線作戰。用崔可夫的話來說是“已經成功地完成了預定的任務。”
1942年剛剛結束了第三次長沙會戰之後 , 崔可夫在給蘇聯共產黨中央的報告中暗示,蘇聯軍事顧問團已經圓滿的完成了來華的使命 , 在中國已經沒有可能發揮自己的積極作用。 同時也由於美國的參戰,史迪威將軍即將來華,與史迪威做顧問之間的競爭是不適當的。在1942年2月, 早已經急於回國參戰的崔可夫收到了返國的通知, 結束了自己14個月的在華使命 。
崔可夫在回國之後參加了斯大林格勒戰役, 指揮英勇的第62集團軍，此後更是越戰越勇, 一直打到柏林, 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 。
在當時複雜多變的中蘇日關係,蘇聯所掌握的王牌之一就是蘇聯駐華軍事顧問團,崔可夫作為最後一任團長所面對的挑戰最大,情況最複雜, 但是最後卻取得了成功。蘇聯駐華軍事顧問團的工作,在戰略上密切了中國和蘇聯的軍事合作,加強了中國的抗戰決心,影響了日本的行動。在戰術層面,蘇聯駐華軍事顧問團的工作 ,一方面作為蘇聯重要情報來源,起到了重要的情報蒐集作用,另外 一方而強化了中國軍隊的指揮, 雖然應該說,由於國民政府消極抗戰使顧問團在軍事指揮上所起的作用極其有限,更多的是表現在政治層面,但是在中國抗戰最為艱苦的時期, 顧問團的工作給中國提供了有限卻寶貴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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