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柳霜是在美國出生的第三代華人，英文名叫Anna May Wong，她祖父由廣東臺山來美謀生，黃柳霜1905年出生於洛杉磯，1919年開始從影，不到二十歲就拍攝了十幾部電影，1924年，黃柳霜在D.範朋克主演的神話片《巴格達竊賊》（又譯《月宮寶盒》）中扮演蒙古女奴，一舉成名。
她是好萊塢首位華人女明星，1960年，黃柳霜作為首位華人明星，在好萊塢星光大道的落成典禮上留下屬於自己的一顆星，並與瑪麗蓮·夢露等三位女明星一起成為好萊塢銀鑄四淑女眺望臺的雕塑人物。
成長於排華時代的美國，黃柳霜為打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好萊塢飽嘗辛酸，但更令她痛苦的是，由於早期在默片銀幕上演出了一些華人底層形象，她回到中國之後也被抵制，更被宋美齡公開封殺，最終只能黯然退圈，而其家人對此很不諒解，常對她口出惡言。
後來，黃柳霜終身未婚，在美國隱居，因過度飲酒，56歲死於肝硬化。
她試圖在時代的夾縫、中西文化的衝突中走出屬於自己的一條路，而最終，這卻是一條不歸路。
一、九歲從影，從街頭成長為好萊塢明星：
黃柳霜在洛杉磯上小學時，常因自己的華人身份受同學歧視甚至霸凌。
美國在1882年通過了《排華法案》，華人較多的加州更是重災區，加州報紙長期指責華人造成了白人失業等問題，黃柳霜的父親黃善興在唐人街開了一家洗衣店，全家九口人依靠洗衣店為生，和諸多在美華人家庭一樣，黃善興重視八個子女的教育，將二女兒黃柳霜也送到了美國小學。
但黃柳霜在學校天天受到同學捉弄，不是被扯辮子就是被針扎刺，白人同學甚至還認為她是華人、沒有痛覺。
聽到黃柳霜哭訴後，黃父將她轉到一家唐人街的中國學校，上學之餘，黃柳霜還在洗衣店裡幫工，九歲那年，在拿到客人小費後，她買票看了部影片，從此痴迷上了電影。
洛杉磯是美國電影之都，街頭常有劇組進行電影外景拍攝，黃柳霜常在拍片現場旁圍觀，向拍攝者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甚至還懇求導演讓自己參加演出。
在她的堅持下，14歲那年，黃柳霜通過牧師的推薦見到了《紅燈籠》的導演，並通過了面試，當了一次龍套演員，這也給她帶來了更多的演出機會，不到20歲，她已經參加了十幾部電影的拍攝，她的名字開始出現在影評雜誌上，排華潮中的美國電影界對此驚訝不滿，甚至有人寫下了《黃禍！中國入侵》的影評。
1922年，17歲的黃柳霜幸運地參演了美國第一部彩色電影《海逝》，在片內扮演中國少女蓮花，獲得大量好評，並因此與美國電影之父大衛·格里菲斯簽約，成了進軍好萊塢的首位華人影星。
二、文化框架衝突，好萊塢電影將黃柳霜定義成軟弱的“中國娃娃”：
1924年，黃柳霜接受道格拉斯·範朋克邀請，在《巴格達竊賊》中扮演蒙古女奴，一舉成名。1927年，她在《老舊金山》飾演華人妓女。
此時，黃柳霜感到，她在好萊塢電影裡演出的角色不是女僕就是妓女，全都是按西方人觀念塑造的“中國娃娃”形象：豔麗、暴露、軟弱、屈從於男人的淫威，她因此離開好萊塢，前往歐洲。
旅歐三年，華人面孔的黃柳霜在歐洲颳起了一陣旋風，她的寫真集登在法國著名雜誌《名利場》上，英國、荷蘭、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等國報紙都刊登了關於她的大量報道，英國導演三年中為她拍攝了《唐人街繁華夢》等五部電影，照片和海報掛滿了英國的各大電影院，還獲邀參加英國王室宴會，在歐洲，黃柳霜造成了轟動的“東方效應”。
1930年，她受派拉蒙影業邀請重回好萊塢，主演了電影《龍女》，但這一次她的銀幕形象也沒能突破多少，在片中飾演的是辱華角色傅滿洲的女兒“Princess Ling Moy”，1932年，她與瑪琳·黛德麗共同主演了熱播影片《上海快車》，她與黛德麗的角色都是“茶花女”一樣的交際花。
1936年，賽珍珠描寫中國故事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大地》籌拍，身為華裔的黃柳霜積極參與女主角阿蘭的選角，可由於好萊塢固有的文化偏見，竟選擇了奧地利女演員路易絲·賴納演出正直善良、勤勞勇敢的中國農村婦女阿蘭。
1937《大地》劇照
1937年，路易絲·賴納因這一角色獲得第十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
這一事件令黃柳霜深受打擊，她開啟了回國尋根之旅。《赫斯特時報》特地派出專職攝影師黃海升隨行，為黃柳霜留下了大量尋訪中國文化的照片和紀錄片。
三、轉型無望，被宋美齡公開封殺：
1936年2月9日，從未踏足過中國的黃柳霜抵達上海，並在遊輪舞廳舉行了記者會。船尚未靠岸，記者們便坐著舢板開始搶先訪問，前來歡迎這位國際華人明星的，除了當時的上海電影界聞人，還有林語堂與顧維鈞大使等社會名流。
黃柳霜對父母之邦充滿了好奇，當眾背誦了林語堂博士的英文作品《吾土吾民》，並接受梅蘭芳邀請、參加晚宴，當時上海暢銷雜誌《良友畫報》對她作了一系列的報道。
針對黃柳霜在美國電影中的銀幕形象，上海記者提出了尖銳的問題，責問她為何大量出演女僕、妓女等底層角色，黃柳霜鎮定地回答說，美國的排華潮中，白人視華人為劣等民族，好萊塢影片中的華人角色均為負面形象，而且大部分由白人飾演，她若不接片，則更沒有機會維護和展示華人起碼的形象。
她理性的解釋和從容的態度，以及對中國文化的嚮往和渴望，漸漸改變了國人對她的態度。
黃柳霜回國九個月，前往北京、南京、天津、山東多地遊歷，還認真學習了京劇，並獲北京大學榮譽博士學位。重回美國後，1937年，黃柳霜與克拉克·蓋博主演了《好萊塢派對》，並在片中展示了幾件中國旗袍，還在臺詞中加了不少提升中國文化正面形象的內容。
這次尋根之旅，讓黃柳霜更加心懷故國，抗日爆發後，她多次為中國募款，1942年，她出演的反日宣傳電影《緬甸炸彈》和《重慶夫人》播出後，黃柳霜將兩部電影的片酬全部捐贈給了中國聯合救濟會。
1942年到1943年，為尋求美國對抗日戰爭的支持，宋美齡在美國巡迴訪問並發表演講，引起轟動，在好萊塢，宋美齡面對三萬聽眾用英文演講，眾多明星簇擁在她身邊，而唯一的華人明星黃柳霜卻未被邀請，據宋美齡所說，黃柳霜演繹的華人形象代表了洗衣店、鴉片館、黑幫、苦力那一類的舊中國人，顯得很不高大上。
這次“封殺”，對黃柳霜打擊更大，在她看來，這是對她電影事業的全面否定，黃柳霜因此息影隱居，直到晚年才演出了兩部電視劇。
四、家人引以為恥，惡言相加，黃柳霜孤獨而終：
黃柳霜成名後，收入豐裕，支持自己的七位兄弟姐妹全都完成了學業。
但父母對她的從影並不支持，在當時的中國人眼中，電影明星與戲子沒有多少區別，特別是黃柳霜在電影中演出的角色有的還屬於“傷風敗俗”的失足婦女。所以家人常對黃柳霜口出惡言、引以為恥，時間一久，黃柳霜漸漸與家人不再來往，開始孤獨地生活。
黃母勸說黃柳霜早點嫁人生子，而黃柳霜的戀愛經歷也十分坎坷，她與白人相愛，卻由於種族歧視無法結合，與華人相識，又因為電影中演的角色不佳而被排斥。
這是時代的悲劇，黃柳霜從影時正值美國社會排華最嚴重的時期，從新聞報道到文學影視都充滿了種族偏見和醜化，認為華人是愚昧、麻木、尚未開化的劣等民族，黃柳霜施遍渾身解數，也找不到幾部正面劇本，她很少演出女主角，只能演出一些身份卑微的角色，而這些角色，又難以讓家人接受。
隨著年華老去，黃柳霜自知無力在這樣的時代夾縫和中西文化衝突中走出一條人生的坦途，她索性認命，保持獨身，與賽珍珠一起投入了公益事業，她具有華人特有的財商，理財有道，擁有數棟房產，靠房租為生，息影后並未像電影之父大衛·格里菲斯那樣陷入財務危機。
1960年，隨著好萊塢種族偏見的消除，黃柳霜終於接到了電影《花鼓歌》及《蘇絲黃的世界》的女主角片約，並作為首位華人明星，在星光大道的落成典禮上留星紀念， 就在此時，長期借酒澆愁的黃柳霜突然在寓所猝死，死後，家人將她葬於洛杉磯母親墓旁，墓碑上沒有刻上任何表明她身份和人生軌跡的文字。
她支持過的家人，從來不曾對她的人生引以為豪。
在好萊塢星光大道上，後來建起了一座銀鑄四淑女眺望臺，以此向好萊塢電影中的經典女性演員致敬，四角的雕像分別為黃柳霜和墨西哥籍著名演員多洛雷斯·德爾里奧（Dolores Del Rio）、第一位黑人奧斯卡影后提名者多蘿西·丹德里奇(Dorothy Dandridge)和瑪麗蓮·夢露，代表著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好萊塢女星。
黃柳霜的一生，刻滿了時代的痕跡，也烙印於美國電影史中，見證了好萊塢電影在文化偏見中曾有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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