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人社部副部長遊鈞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佈會上表示，農民工是我國產業工人的主體，總量去年已達2.9億人，其中有1.7億人外出務工，包括7500萬的跨省務工。

接近3億的農民工是一支極其龐大的隊伍，他們對國家城市建設和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讓人遺憾的是，“農民工”這一併不友善的詞語，屢屢見之於官方，能不能更換一個稱呼？

“農民工”由來是一部血淚史

提到“農民工”的稱呼，人們可能習以為常，卻不知它的由來波折重重。

新中國成立後，農民開始擁有了自己的土地，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但由於人均土地不多，大量的農閒時間無所事事，於是部分農民進城找事做。當時在計劃經濟背景下，農民進城找事與城市市民爭搶飯碗，打亂了城市秩序。1952年國家提出：“克服農民盲目流向城市。”

當時的農民工因此被稱作“盲流”，帶著赤裸裸、不加絲毫遮掩的歧視。

1958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籍管理條例》明文規定：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准予遷入的證明。

從此農民向城市的流動被嚴格限制，城鄉二元結構自此形成。

1978年，沿海對外開放，經濟快速發展，大量的農民工湧向廣東等地，給當地城市和就業管理帶來了很大的壓力，“盲流”再次遭到抵制。1991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文件《關於勸阻民工盲目去廣東的通知》，並頒佈《關於收容遣送工作改革問題的意見》，“身份證、暫住證、務工證”三證不全的農民工也被定為收容遣返對象。

與此同時，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不斷髮展，城市建設缺乏勞動力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國家限制農村人口流動的政策開始鬆動，大量的農村閒置勞動力不斷湧入城市。

雖然允許農民進城務工，但他們並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當時的農民大多是春節和農忙過後湧入城市，因為沒有文化和文憑只能幹最苦最累、最髒最差的活，靠賣體力賺錢、而且賺得最少。這一群體因此被輕蔑地稱之為“打工仔”。

逐漸龐大的進城務工人員，讓國家和社會不得不正視他們，官方和媒體也急需一個稍微體面的詞語來稱呼他們，於是1984年中國社科院教授張雨林在文章中首次提到的“農民工”一詞，逐漸成了這一群體的正式稱呼。

2006年1月，《國務院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第一次把“農民工”這一概念和稱呼寫入中央政府具有行政法規作用的文件，並定義為：“農民工是我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湧現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他們戶籍仍在農村，主要從事非農產業，有的在農閒季節外出務工、亦工亦農，流動性強，有的長期在城市就業，已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禁止、限制、阻止、收容、遣返到允許農民進城務工，中國農民為了爭取進城務工的權利近乎抗爭了半個世紀，甚至付出了鮮血和生命的代價。

更換“農民工”稱呼的鬥爭

事實上，這個概括了數億人群體的“農民工”稱呼，根本不在《現代漢語詞典》等辭書收錄的詞語中。“農民工”這一看起來頗為中性的詞語，或多或少帶著一絲的輕視和不自覺的優越感。

農民身份、經濟狀況差、受教育程度低、社會地位弱等諸多因素使農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時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歧視，

2012年1月，著名公益律師李方平等人向國務院寄出《公民建議書》，認為“農民工”稱呼存在歧視成分，不利於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提請國務院在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政府行文中變更“農民工”稱呼，並藉此推動城鄉戶籍平權。

2012年4月，廣東省人社廳在廣東省政協召開的相關工作會上，彙報文件中首次正式用到“異地務工人員”提法，開始探索加快研究並適時出臺取消“農民工”稱呼的政策措施。

數年來，人們一直呼籲給農民工群體尋找一個全面準確、真實客觀、不帶任何歧視和誤解的稱呼。有些地方政府要求不能使用“農民工”“民工”這些稱呼，改換為“外來務工人員”，部分城市將有相對固定工作的外來務工人員稱為“新市民”。這些稱呼上的變化反映了人們對進城務工農民的認可和尊重。

2018年10月，中國工會十七大代表、上海國際港務集團工會主席莊曉晴還在中國工會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呼籲，“農民工”這一稱呼已不符合社會現實與改革發展趨勢，建議調整為“外來務工人員”或“外來從業人員”。她認為，在對這一群體的稱呼上，應該逐步弱化其農村戶口屬性，而突出其從外省市或欠發達地區進入城市從事勞動的屬性。

然而，“農民工”的稱呼至今仍然是主流。2019年12月4日國務院第73次常務會通過、將於2020年5月1日實行的《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仍然稱呼為“農民工”，並解釋說“農民工是指為用人單位提供勞動的農村居民”。

對於農民工來說，也許最可悲的不是這一稱呼，而是直到現在他們辛勤的付出仍然可能得不到任何回報，更不用說和城市居民享受同樣的醫療保障和子女教育等福利。

3億“農民工”究竟何去何從

其實，中國傳統是“安土重遷”，沒有人願意離開家鄉在外流動，農民工之所以撇下年邁的父母和稚嫩的孩童遠赴他鄉務工本身就是一種無奈。農民工的弱勢並不在於“務工”的低下，更多的是“農民”這一屬性的本身。中國的“農民”不僅是一種職業，也是一種制度性的身份，更是社會底層的象徵，是落後和愚昧的代稱。相比之下，美國的“farmer”稱呼從來沒有人覺得有問題。

儘管全社會都在為減少和消滅農民工遭受的各種不公待遇而努力，但仍舊難以脫掉“農民工”所具有的歧視性的外衣。農民工迫切需要的不是稱呼的變化，而是社會給他們一個文明的態度和公正的待遇。

因此，很多人會說，其實農民工本身並不在乎這一稱呼，與其修改稱呼，不如多關心他們的生存狀況，讓他們付出得到回報，讓他們老有所養、病有所醫。

就“農民工”一詞本身的含義來說，是指改革開放初期半農半工的農民群體。但根據最新統計，2019年末全國城鎮常住人口84843萬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0.60%，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4.38%。大量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得到改善、收入更多、就業面更廣，更重要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經在城市買房定居、創業就業，而且基本不會從事農業活動，

隨著經濟高速發展帶來城鄉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隨著“80後”“90後”等新生代“農民工”走上舞臺，各項政策不斷進步，農民融入城市變得相對容易。

另一方面，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很多崗位對技術和學歷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重複性的工作崗位也會被人工智能所替代。未來農民進城務工，如果沒有一技之長很難找到工作。而農村勞動力的大量流失，又導致鄉村發展缺乏基礎動力。

因此，要徹底消除“農民工”稱呼中的絲絲縷縷的貶義色彩，最根本的方向在於提高農民的文化層次和職業素養、在於鄉村的建設和發展，提高“農民工”的社會地位和改善他們的生存環境。

一方面，政府需要更加關注農民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問題，社會大眾也要對農民工有更正確的認識，農民工自身也要跟上時代的步伐；另一方面，我們迫切需要改善的是農民工的原生環境——鄉村，

當有一天，這2.9億農民工中，一部分在城市務工成為真正的市民，另一部分在鄉村也能很好的安身立命，導致城市和農村對立的戶籍制度也不再有任何現實意義，“農民工”一詞必然消失！

閱讀更多 楚地鄉人 的文章

關鍵字: 上海國際 農民 可以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