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中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亞洲主戰場、作為國共兩黨執政權爭奪之地，面臨的局勢堪稱“內憂外患”。儘管場面嚴峻，中國最終在夾縫中求得了生存。歷史上多少次亡國滅種的危機，中國都能安然度過，這與國家幅員遼闊，可以一退再退脫不開關係。
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歐洲領土面積為1061萬平方公里，由四十八個國家共享；而中國一國面積便有960萬平方公里。同樣的災害對其他國家是滅頂之災，對中國來說，就算淪落到棄卒保帥、割地賠款，也能求得一線生機。
正因為這樣，才有了梁漱溟先生所說的：“中國之不易亡者在此，中國之不易興或亦在此。”
“不易興”的原因：一是在於很難找到能鎮得住“大局勢、大場面”的好領袖、好政府；二是在於這一“大家庭”人多口雜、眾口難調。成員之間慣常推諉，所以易於荒廢。哪怕偶爾有人站出來為全體的幸福振臂高呼，也很快因為他人反映冷淡而迅速消沉。
一、舊中國文化特質之總述。什麼是“文化”？舊中國的文化都有哪些基本特徵？
如果說狹義文化僅包括文藝與思想、教育與學術、印刷與出版等領域的產品；那麼廣義文化就泛指一切人類文明的成果，即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中、人類所享受的全部食糧。
舊中國文化個性很強，具體都有哪些特徵呢？
第一個特徵，是自成體系、一脈相承。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存在至今的原生文化，中國也是四大文明古國中，碩果僅存的國度。
如古印度始終處於割據狀態，方言一千多種，流傳下來的歷史多屬於神話傳說；其巴利語和去盧文今已失傳，公元前十八世紀時便消失在高加索的印歐遊牧民族、雅利安人的征戰之下。
至於古埃及，其長達三千年的歷史始終被異族統治。先是被羅馬統治和阿拉伯人征服，後被土耳其人、英國人佔領。今天的埃及人基本是埃及和阿拉伯人的混血後代，其文化是典型的伊斯蘭文化、其語言是阿拉伯語。
還有發源於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流域的人類最早文明——古巴比倫文明，覆滅在赫梯王國手中。巴比倫巍峨的高牆銅門和奇蹟般的“空中花園”都化為廢墟黃土。
而古中國文明，雖然在政治上經歷了一千兩百餘年的分裂、在經濟上受到近代西方列強的入侵、在文化上被佛教、西方啟蒙思想等屢屢影響，但任何政權分裂時期都致力於恢復統一，任何經濟入侵至多形成半殖民局勢，任何外來文化都無法撼動儒學對中國人價值觀的基本塑造。
因此，無論是蒙古人、滿人，還是西方列強，只能征服中原、征服不了中國文化。隨時間推移，外來文化反而會受到中國文化的“同化”，成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在任何同化過程中，中國文化始終作為較強勢的一方，讓弱勢文化主動放棄主體地位、向其吸收學習。
舊中國文化的第二個特徵，是根植於農耕文明。
我們以民族精神舉例說明農耕文明的影響。比如，農耕文明靠天吃飯，安身立命的法則，造就了舊時中國人貧而無怨、盡人事聽天命的豁達，和好古薄今、不思進取的庸碌；自然經濟勉強溫飽的狀態，造就了人民勤儉節約的美德，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農民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的眷戀，造就了安土重遷、同時中庸保守的性格。為贏取口糧與自然災害鬥智鬥勇，造就了勤勞勇敢與原始的自然神崇拜。生生不息的大地給了農民“春風吹又生”的堅韌與“牛皮糖”、“溫燉湯”的嘲笑。
所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中國的政治文明、思想文明都深受農業文明的影響。
舊中國文化的第三個特徵，是兼收幷蓄、博採眾長。
《周易·繫辭下》中有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意思是：事物發展到極點就要學習變化，才能使持續的發展不受阻塞。儘管中國不像古希臘文明呈現全開放狀態，但如清朝徹底的閉關鎖國也絕非常態。
從整體而言，舊中國的社會格局呈半開放狀態。如兩漢時期，憑藉橫跨亞、歐、非的絲綢之路，形成了以陸路為主的半開放。唐朝時期，穿過印度洋、抵達東非和歐洲的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了海陸兩通的半開放。兩宋時期，寧波港成為重要的海外貿易港，形成以海路為主的半開放。明朝時期，海禁法令難以嚴格執行，唐樞在《復胡梅林論處王直》中提到：“蓋因浩蕩之區，勢難力抑”，也就是說人民從事海外貿易的願望強烈，因此通易貨物有增無減，最終延續了兩宋時期以海路為主的半開放狀態。
半開放局面既能吸收消化外來文明，又有助於維繫中國文化的根基。使中國文化這一生命機有源頭活水注入，持續不斷地保持生機。
舊中國文化的第四個特徵，是放射狀影響世界。
北至西伯利亞的青銅器和動物紋飾、南至南沙群島的犁耙水牛與宗教雕像、東至日本的和服與茶道、西至絲綢之路沿途諸國對儒學的耳濡目染；近代西方文藝復興得益於中國印刷術和造紙術的傳入，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亦深受儒家經典的啟迪——以上種種展現了中國文化的強制性，以及對世界文明的影響。
文化的強勢地位並不源於其內在魅力的強大，而是源於背後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的雄厚。清末中國國力衰微，中國文化面對西方文化也就相形見絀。“全盤西化”表面上是對民族文化的自我否定，其背後還深藏著是對國家歷史的質疑、對未來前途的困惑。
二、舊中國的經濟基礎，以及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上層建築。
說到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們就不得不說說生產方式的發展階段。中國當代哲學家馮友蘭在其著作《新世論》中提出：如果把產業革命作為劃分生產方式的依據，我們可以將生產方式分為兩類。第一類存在於產業革命之前，是以家為本位的家庭化生產方式。即個人直接依靠家庭完成全部的生產和生活活動，只間接與社會保持聯繫。第二類存在於產業革命之後，是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化生產方式。即個人直接融入社會，以獨立個體的身份生產和生活，打破社會中原本存在的小家庭界限，實現人與人在社會上的整體融合。
這兩種生產方式的具體表現形式是，在舊中國，是以家為本位的家庭化生產方式的典型代表。這種家庭化生產方式由男耕女織的基本生產單位決定，促成了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社會的形成，造就了以家庭倫理為重心的道德觀念。
這種道德觀念體現為“五倫”，即父子、兄弟、夫妻、君臣、朋友五種人際關係。這五種社會關係從本質上都是以家庭關係為基礎發展的。
經歷了產業革命的西方社會，是以社會為本位的生產方式的典型代表。它採用機械化大生產，形成了以社會契約為紐帶的法理社會，造就了以自由、民主、平等精神為基礎的道德觀念。
相較於家庭化生產方式，社會化生產的優勝之處有兩點：一是社會化生產喚醒了人類的個體獨立性與自由之精神。如西方社會要求子女在成年後脫離家庭，不僅幫助子女儘早自立、而且分別維護了父母和孩子作為獨立個體的基本權利。對西方人來說，子女獨立是權利問題；對中國人來說，廕庇子孫則是民俗和人情問題。中國社會缺乏個體意識與自由精神、慣常於以血緣論親疏的根源，便在於此。
社會化生產的第二個優勝之處，是社會化生產有助於人民形成集體意識與國家觀念。舊中國的家庭化生產方式，讓每個個體都把小家庭作為安身立命之所，其社會觀念相對家庭觀念來說較為淡漠；而社會化生產方式，讓個體獨自脫離家庭圈影響，使其更容易產生社會身份的認同，主動為維護社會這一“大家庭”積極獻策。很明顯：當一個人身處小團體、難免會脫離大團體，將與個人更切身的小團體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先。因此，有雄心壯志者往往難以棲身於家庭、任何朝代的皇帝無不厭惡結黨營私之輩，這都是因為小團體利益對集體利益、私人利益對公共利益的阻礙性。
在中國歷史上，曾有過試圖打破家庭化生產方式、向社會化生產轉變的變革時期。比如經過商鞅變法的秦朝。《史記·商君列傳》記載：“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意思是：一個家庭有兩個以上男丁而不分家，要加倍繳納賦稅。這是以分家的方式限制大家族勢力形成，是由下至上促成生產方式轉變的政策。其目的是避免強勢家庭觀念阻礙社會觀念的建立，因為類似《紅樓夢》中賈府這樣的地主豪紳之家，便如一個自給自足的小國，其內在獨立性在一定程度上會削弱一個家族的成員對國家的忠實度。
《商君書·境內篇》記載：“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意思是：男女姓名都要登記在冊、有身份證明，以便於人口管理。這種戶籍政策有利於國家掌控人民信息，促成軍國主義政策的實現，是由上至下促成生產方式轉變的政策。
家庭觀念的打破與社會化觀念的建立，在本質上是削弱樂從私有制走向共產主義的過程。
共產社會的最高理想，是建立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而強烈的家庭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這一社會理想的實現。然而，共產社會理想的實現前提，除了物質財富極大豐富、還有人類意識形態達到高級階段。這意味著：在人類意識形態當下的發展水平、冒然採取共和主義社會的分配方式，是一種激進措施。
比如我國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運動，因為，如果讓還沒有實現全面發展的人，享有全面發展之後的人的分配方式，最終會讓資源分配者與昔日的剝削者沒什麼差別。
又比如蘇聯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喊出“國家是最好的兒童保護人”的口號，廣泛建立託兒所和公共食堂，以減輕女性和家庭的負擔。其結果正如蘇聯中央委員奧羅加米希在《紐約先鋒論壇報》所發表的評論：“如果人類理想單是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兩個極端的發展，那麼蘇聯社會制度的實現就是人類生活的極端集體化與機械化。”奧羅加米希的質疑、根植於人類意識形態水平尚不足以走向共產主義的認識。十年後，蘇聯將“國家是最好的兒童保護人”的口號改為了“兒童的教導者是家長而非學校”，這種變化是放緩步調、適應現實的過程。
三、舊中國的治世之道與倫理道德。
舊中國文化有兩大古怪處，分別表現在治世之道和倫理道德方面。第一個古怪是，歷史悠久卻停滯不前。這裡的“停滯不前”當然不是徹底地固化，而是指沒能進入歷史新階段，頗有原地打轉之勢。
根據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的見解，我們可以把中國先秦到清末的封建歷史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孔子到淮南王的“子學時代”，第二階段是自董仲舒到康有為的“經學時代”。這兩個時代分別代表了中國的上古哲學和中古哲學時期，至於近古哲學時期在中國是欠缺的。
經學時代長達兩千年的歷史始終沒有實現質變，終於在持續的量變過程中趨於僵化，而僵化使本就早熟的中國文化日趨刻板。辯證精神越深邃，科學精神越難以萌芽；農耕技術越趨於精湛，工商業越被視作末流；封建歷史越悠久，人民越被政府的文化手段馴化為羔羊。
舊中國文化的革新，需要醞釀一場聲勢浩大的變革運動。
舊中國文化的第二個古怪，是中國文化沒有宗教信仰。舊中國雖然存在多神崇拜，但這種多神崇拜本著功利主義原則，主要是希望自然神明保佑農業生產風調雨順、伺察人間的神明保佑家庭和諧美滿，算不上宗教信仰。任何宗教信仰都具有排他性，我們只消看歐洲歷史上對宗教異端的壓迫就能明白。正是因為宗教觀念的淡薄，才讓中國擁擠的神明不必爭大王，才有了“儒、道、釋”三教合一的可能。
作為宗教這種內在精神約束力量的代替，中國憑藉儒學建立了一套外在道德約束力量。這種外在道德形成了“家、國、天下”三位一體的社會格局，三者既密切聯繫、又有所側重。接下來我們從“家、國、天下”三個角度分別講解倫理道德與治世之道的關係。首先，從“家”的層面看，它是最重要的生產和生活場所。中國人“輕個人而重家庭，先家庭而後國家”，前者對個人的忽視使自由精神無處落腳，後者對國家的忽視使法制觀念常被私情擾亂。強烈的家庭忠誠讓彼此難於合作、徇私枉法比比皆是，整個社會形如散沙。
其次，從“國”的層面看，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以倫理學為政治學的國家。也就是說中國的倫理道德是帝王治世的重頭戲。就拿三綱五常來說：表面上看，三綱五常是對人倫關係的維護，但從本質來講，三綱五常是統治者維護社會秩序的文化手段。任何秩序的打破多少都會影響社會的穩定，因此任何封建國家的統治者都不會對變革和異端喜聞樂見，寧願守著一個固若金湯的社會結構。
以倫理學為政治學的中國、與以法律學為政治學的西方截然不同——前者形成禮俗社會、人情社會，後者形成法理社會、契約社會。舊中國鄉村以禮俗教化人民、讓公堂形同虛設、視訟師為挑撥是非之徒，是典型的以倫理學為政治學的社會。隨著現代社會人際往來日漸複雜，我們喪失了單純依靠禮俗治理社會的可能。以禮俗治內、以法律治外，成為新時代的治世之道。
最後，我們看看“天下”層面。梁漱溟認為：“一民族自治其族者為民族國，一民族統治其他民族者為帝國，一民族領導其他民族以求共治者為天下國。” 照梁漱溟的劃分，中國應算作民族國、帝國還是天下國呢？
中國人常有“天下太平”、“一統天下”的豪言，這與心心念念“國家富強”、“振興國家”的歐洲諸國截然不同，表面看中國更接近“天下國”。然而，這種“一統天下”的豪情主要是國土遼闊造成的錯覺，似乎統一全國便是統一天下了，從本質來說舊中國仍屬於民族國。儘管如此，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中國確實有“領導其他民族以求共治”的歷史背景，也有“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大同社會理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四、總結
首先我們說了，舊中國文化個性極強，雖源遠流長但兼收幷蓄，雖博採眾長但根基穩健，因而成為世界上唯一存在至今的原生文化。但也正因為文化的早熟和充分發展，阻礙了其走向現代化的可能。
接著我們說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同的生產方式造就了不同的社會組織形式與道德觀念。從家庭本位到社會本位是人類脫離家庭的庇護、實現獨立自信的過程，而對家庭私有觀念的打破，同樣是共產主義理想實現的必經之路。
最後我們說了，以倫理道德約束人民的舊中國，造就了注重外在評價的恥感文化，這與用宗教教義約束人民內在良知的罪感文化有所區別。中國文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造就了“家、國、天下”三位一體的社會體系。這種社會體系雖讓兩千餘年的封建統治固若金湯，卻讓社會的變革難以實現。經歷了暴風雨洗禮般的變革，中國終於由封建社會走向了社會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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