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週，中國體育的新聞似乎只有一個，萬眾矚目的焦點也似乎只有一個：孫楊，被WADA禁賽八年的孫楊。
北京時間上週五晚，世界反興奮劑組織WADA一紙判書，將奧運冠軍、中國當今也是歷史泳壇第一人孫楊的職業生涯，幾乎是徹底掐滅。
WADA的重拳不但讓孫楊去不了東京，而且餘下的生命裡也可能再也威脅不了泳池中的各路歐美大魚。
同時，這次的風波也完全不是一件簡單的體育事件，前情的發展脈絡和後續的輿論影響都會在中國社會產生諸多異化。
孫楊是一個典型，所以他也成了一面巨大的照妖鏡，照出了張麻子，也照出了黃四郎。
1.
CAS早已經表示，孫楊此前沒有充分的理由說明他為何破壞檢測樣本，但是“之前所取得的成績依然有效”。
這個局面非常吊軌，只能說明：
① 孫揚在興奮劑檢測方面是清白的；
② 禁賽與興奮劑無關，“罪名”不過是不配合檢測；
③ WADA對國際泳聯去年一月份的無罪裁決極為不滿，乾脆決定親自下場、親自操刀、親自手刃孫楊的職業生涯。
特別是第三條，這是極多攻擊、奚落孫楊的群體一直在刻意迴避的。
這一次的鬧劇，其本質是受制於西方國家資本的WADA對興奮劑處罰解釋權的爭奪，攻擊對象是整個運動員群體和向來與自己不對付的國際泳聯。
至於被“抓典型”的，為什麼會是2014年的牙買加田徑隊、2019年的俄羅斯（國家性禁賽）和2020年的孫楊？這恐怕就要看WADA這個所謂反興奮劑組織的“股東”了。
WADA運轉的錢從哪裡來？美國提供30%，歐洲提供47.5%，亞洲提供20.5%左右——你覺得他聽誰的？
同樣是陽性反應，美英澳等國的運動員就可以憑著“治療哮喘病”等理由申請豁免違禁類藥物反應，非“皿煮”國家的運動員就很難通過申請。
於是美國游泳隊、田徑隊、滑雪隊每次大賽都有一群“哮喘病人”——人家是合法磕藥，有免死金牌。更有甚者，美國在殘奧會還曾弄出過“灰指甲被判為殘疾”、結果讓健全人參賽的滑稽劇。
西方媒體對此有過報道嗎？有過控訴嗎？中國國內的親西方人士又有過一絲一毫的鬼哭狼嚎嗎？
以上是現實，我們再看歷史：
1904年，美國聖路易斯第三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馬拉松比賽，美籍英國人托馬斯·希克斯依靠“士的寧”（中樞神經興奮劑）與威士忌支撐，拿到冠軍。
對此，美國官方報道予以充分肯定：“馬拉松比賽充分從醫學角度證明了藥物對於長跑選手是多麼重要！”
1904年聖路易斯奧運會，大張旗鼓舉辦所謂“人類學日”，讓一些毫無準備的黃種人、黑種人和土耳其敘利亞等地的中東人參賽，特別以黃皮膚的美國印第安人為多。由於臨時拼湊，所參賽者表現極為不堪，很多甚至事先根本沒有被告知比賽規則。
隨後，兩位策劃者、兩位美國白人——蘇利文和麥克吉，侃侃表示：“這些人在奧運會上的表現，充分證明了美國白人的種族優越性和非白人的劣根性，特別是證明了美國對於黃種人進行種族滅絕的合理性。”
1912年瑞典斯德哥爾摩奧運會，印第安族人索普獲五項全能和十項全能兩枚金牌，後因美國種族主義分子的“控訴”，誣陷索普為職業選手，違反“業餘”的規定。1913年國際奧委會接受美國奧委會的指控，剝奪了索普的榮譽。
1936年柏林奧運會，黑人選手傑西·歐文斯拿到金牌，連希特勒都沒什麼反應，而美國田徑隊助理教練竟然表示：“像他這樣兒的黑鬼這麼擅長比賽，是因為這傢伙比白人更像靈長類動物。”
回國以後，美國總統羅斯福拒絕同歐文斯握手。隨後，歐文斯很快被剝奪運動員身份，而後又不得不從大學中退學，最後只得靠表演一些和汽車、摩托車甚至奔馬賽跑的節目維持生計，成為了白人種族主義者眼中喜聞樂見的小丑。
2003年4月，一份報告揭露了美國奧委會包庇和縱容本國運動員服用禁藥的行為，卡爾·劉易斯赫然在列。報告稱劉易斯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前的三次檢測均呈陽性，美國奧委會在對其禁賽後又允許他代表美國前往漢城。
此事爆光後，劉易斯終於承認自己確實曾被檢測出服用過三種違禁藥品，但都被美國奧委會“網開一面”。
2012年倫敦奧運會，澳大利亞游泳隊4名運動員被查出陽性，然而西方媒體整屆賽事一直在追著中國的葉詩文和孫楊不放。同時在多個集體項目上對中國代表隊施加不公正判罰。
2014年俄羅斯索契冬奧會，由於莫須有的“俄官方侮辱同性戀”指控與克里米亞風波，西方集團集體抵制開幕式。
2016年裡約奧運會，美國4×100米女隊上演史詩級名場面：被判犯規後竟然被允許“重賽”，在空蕩蕩的跑道上滑天下之大稽地單獨跑完了比賽……
2019年，俄羅斯被禁止參加世界體育大賽。
一百年來，這個世界從來就沒有變過，盎格魯撒克遜人的鐵幕從來就沒有降落過。體育，只不過是個工具而已。
2.
回到2018年9月4日，那個神秘的一天。
WADA的說辭：本身那是一次合法的檢查，但檢查過程中存在違規行為。
所謂的聽證會上，WADA要做的就是將程序上的違規行為納入合法檢查之中，只要仲裁法庭接受這種說法，孫楊的行為性質就變成了“暴力抗檢”，“罪名”之成立也就有了合法性。
2018年9月4日，國際泳聯委託WADA的外包機構——國際興奮劑檢查管理公司（ IDTM）在晚上11點左右採集孫楊的血樣和尿樣，三名工作人員雄赳赳氣昂昂地來到孫楊住宅。
孫楊得到通知，在規定時間趕回家中，接受“賽外檢查”。
但那位尿檢官（DCA）竟然穿著拖鞋、短褲，還拿著手機對著孫楊一通拍攝照片和視頻，既不專業也不嚴肅。
孫楊認為此人只出示了身份證，不足以證明其得到合法授權。
面對質疑，這些人卻根本拿不出證明文件。對他們依然抱以尊重的孫楊表示可以等到天亮，只要合格證書送到就願意服從檢查。
然而可疑的是，尿檢官堅持要“立即”採集尿樣。
晚上11點35分，孫楊接受了血檢官（BCA）抽血，給隊醫打電話，隊醫又向浙江省反興奮劑中心副主任打電話，孫楊媽媽又向中國游泳隊打電話——目的只有一個，告訴領導，在自稱是IDTM的血檢官和尿檢官的授權文件不足的情況下，絕不能讓他們帶走血樣。
如此一來，保安才用小錘子砸碎了血樣的安全容器。
那三人悻悻地回去後，雄赳赳氣昂昂地報告了 IDTM，IDTM又雄赳赳氣昂昂地報告了國際泳聯。
事後才知道，三人中的檢測官楊X柔，是通過私人關係找到血檢官和尿檢官，而血檢官是上海某醫院的護士，至於那個尿檢官則是個建築工人。
真是個讓人無語的檢測隊伍。
如果當時孫楊沒有警惕性，大大方方地讓他們把樣本帶給IDTM，這途中萬一有人別有用心怎麼辦？以某國的做派，這種可能非常大。
斯諾登幾年前對這個世界的警告（忠告）才過去多久？
負責檢查的這家IDTM公司，向來不願意從瑞典總部派人去全球檢查（節約差距食宿），都是從當地招聘臨時工。比如在中國是300元/小時的報酬，通常找護士，如果護士不夠，連對檢測一竅不通的建築工人都能用。
另外，臨時工就算可靠，為什麼沒有授權文件？給不了紙質還給不了電子版證件？這依然成本問題，因為背後涉及到招聘、培訓、考核、授權、制證等環節。
IDTM之所以長期搞這種“偷工減料”的檢查，是因為各國運動員對WADA權威性的相信，以及對不配合藥檢的恐懼。這已然成了潛規則。
WADA提供的只是一份集體授權文件，不寫明具體從事採集人員姓名，那麼被採集的運動員實際上是可以拒絕無法提供個人資質證明的採集行為。
只不過，從來沒有人敢這樣幹。孫楊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於是惹怒了目中無人的西方社會。
魯迅說過：向來如此，便對嗎？
可是WADA認為，向來如此，便是對的。你不聽話，我就弄你！
3.
在中國，一些居心叵測的營銷號，有的直接跟著歐美的風攻擊孫楊，還有一些則扮起一副中立客觀、敢說真話的悶騷模樣，暗示“孫楊被人圍攻，應當從自身找問題”、“中國人就是民族主義禍害，動不動愛國賊上身”。
它們的邏輯是：澳大利亞人、美國人、英國人都不會無緣無故對你孫楊群起而攻之，如果圍攻了，那你孫楊就是不清白——人家西方人那麼好、那麼純潔，怎麼會無端端攻擊你？所以都是你的錯！
這個邏輯在許多領域都能用上，只要西方對中國進行輿論圍剿時，必然會收買不計其數的輿論打手。
這其中，有一個聲音逐漸泛起：“同樣是優秀的中國運動員，姚明怎麼就那麼受到西方歡迎？你孫楊就處處被針對？所以還是孫楊你自己的問題！”
這種偷換概念、將因果遮蔽的移花接木式的論述，在魚龍混雜的中國輿論戰地，頗有市場，欺騙了不少吃瓜群眾。
姚明為什麼會在西方社會廣受追捧與讚譽？除了其自身開朗的性格（孫楊在公共場合過於內向）、謙遜低調的脾性（孫楊顯然有些自大），更重要的是兩點：① 姚明的崛起並沒有威脅美國籃球的霸主地位；② 姚明不但沒有威脅美國，反而成為NBA打入中國市場、產業邊際直接擴充逾30%的重要窗口。
某種程度，姚明客觀上成為了美國體育文化“侵入”中國的“帶路黨”。當然了，這都是打上引號的，文化交流並無妨——只不過，也別太過、別忘了原則性的底線就好，比如去年上海NBA賽的那些“中國籃球跪族”們。
同時，從球員變身管理者的姚明，在事實上也確實在傳播西式的職業籃球市場化的經營思維。但是姚明西方式的市場化邏輯，帶中國籃球走出泥潭了嗎？
從紅藍雙隊在2018年雅加達亞運會的滿載而歸，到男籃世界盃“絕世好籤”的窩囊，姚主席的一系列表情包恐怕已經給出了答案。
姚明主政籃協的這兩年，幾乎一言九鼎、聽不到任何明面上反對的聲音。過去信蘭成擔任體育總局籃管中心主任的時候，每次男籃打不出好成績，信主任都會受到不小的抨擊。
男籃去年征戰世界盃失敗，雖然有種種客觀因素，但也說明目前的中國籃協最起碼在男籃國家隊的搭建、備戰方面，確確實實存在著問題，這一點沒人可以反對。
90年代，我們有胡衛東、劉玉棟、孫軍、鞏曉彬、範彬、宋濤等等，他們都是各自省隊體委的靈魂和代表；00年代，我們依然有姚明、巴特爾、王治郅、劉煒、郭士強、易建聯、唐振東，這些依然是各自省隊的核心。
但是最近十餘年，由於CBA外援政策的存在，可以花錢買來高水平外援迅速收回商業利益，俱樂部老闆不再願意參與週期長、投入巨大、收效甚微的基層籃球人才培養，舉國體制瞬間瓦解，青訓培養萎靡，本土再難出符號級別的球員。
相比較而言，孫楊的拔地而起則完完全全是和歐美國家正面對撞的。在與市場化背道而馳的水上領域，不論是孫楊個體還是他背後的中國，和以美國、澳大利亞為首的西方泳壇幾乎是不可能存在任何合作的空間。
所以從一開始，不斷在各項賽事上搶奪歐美泳將金牌的孫楊，在西方社會里的形象就是「敵人」，一個必須殺死、連一點點活路都不能給的中國敵人。
4.
視線從國際轉移到孫楊本身，他作為一個旗幟性、標杆性的行業領軍人物，在很多做法、很多表達上，或許也給了“反動勢力”太多大做文章的機會。
可以毫不客氣地說，孫楊的宣傳團隊現在貌似已經走進死衚衕了，不論是個人微博文案的語氣，還是不惜拖家帶口、把自己媽媽也拉上陣參與輿論戰的這些舉動，無不透露著一股濃濃的飯圈氣味和媽寶男作態。
這是孫楊一直以來存在的問題。
咬定立場、繼而希望用立場來鼓動綁架自己的粉絲，最後用粉絲體量的聲浪去帶動國人，產生洗腦效應，定下一個“我是被冤枉的，你們必須支持我”的新聞形象……
不得不說，這很幼稚病。別忘了，不久之前他還因為贊助商的糾紛在，“個人與集體利益權衡”的問題上鬧出過風波。
從事實來看，孫楊公關團隊一直以來的這種宣傳作風，與我國宣傳部門的調性可謂一脈相承、甚至筆者覺得是有樣學樣而形成的。
筆者真的希望孫楊的團隊能記住一點：以後遇到涉外爭端，不要輕易地綁架國家、抱緊“愛國主義”死不放手，千萬不要。
因為你要知道，僅從這次事件輿論場的反應來看，這個國家並不是所有人都以“我是中國人”為榮、以中國的國家利益之捍衛和守護為己任。
在恨國黨橫行的網絡世界，某些勢力對集體主義和赤色胞情，充滿了深深的恨意。孫楊這樣用愛國主義來做宣傳武器，反而給他們留下口實。
一言以蔽之：孫楊作為中國人，以己之善而推論國人之善。但事實就是，一部分中國人確實太“善良”了，善良到可以去站在西方人的角度去思考和評判、去用冒充客中理的作態完成趨附西方的工作任務。
這是孫楊作為一面照妖鏡的客觀成果，卻也是主觀上將自己與國家捆綁之為，最大的誤處。
試想去年在光州的世錦賽，如果不是霍頓而是孫楊輸給外敵、繼而一臉殭屍肉表情地拒絕登臺領獎，那麼中國國內的親西方人士們對這種行徑，恐怕得用鍵盤把他噴得比劉翔還國足。
輿論戰怎麼打？絕不是八股文一般的“轉發！中國一點都不能少”、“轉發！我們都是護旗手！”，要麼就走到另一個極端，比如神經一時錯亂的共青團那樣來一個諂媚油膩的“阿中哥哥”、“江山嬌”…
仔細想想，孫楊從28日晚間開始的一系列社媒宣發，是不是正是如此路線？這樣的宣傳思維，不但激不起民眾的情緒共鳴，反而會引發吃瓜群眾的困惑、反感，覺得自己成了被利用的流量韭菜。
一切用事實說話，抓住敵方的弱點揚其短、避其長，掐住對手檢測資質不明和認可成績又反予禁賽的法理矛盾的點大做文章，同時從戰略層面揭露以禁賽牙買加短跑隊、禁賽俄羅斯為開端的一系列陰謀，以及WADA打壓運動員群體和爭權國際泳聯的實質、包括WADA組織資金來源疑問所引申出的判決公正性——而不是隻會一個勁兒巨嬰哭嚎的復讀機：“我沒錯！我就是被冤枉的！”……
技術事件不是不可以政治化，畢竟這事對手就是政治化在先。問題在於你反擊的方式。
跋.
照妖鏡孫楊，脫身泳池依然龐碩，牛鬼蛇神、魑魅魍魎無不被其映射現形。
國際敵對勢力的圍剿、國內反動集團的配合、輿論利益組織的跟風，以及孫楊團隊和粉絲自身的作戰失誤，都值得在這面鏡子之前，審閱再審閱。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裡《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有這樣一段話：
“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毛主席在《反對美國——吳豔庭集團侵略和屠殺越南南方人民的聲明》裡有一段話說得更好：
“除了存心欺騙的人們或者十分天真的人們以外，誰也不會相信，一紙條約會使美帝國主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變得稍微規矩些。”
還是毛主席的話，以下的兩段則更為精彩和尖銳，不知某些人看了是否會摸一摸自己泛紅的耳根，以及軟到不行的膝蓋骨：
“我國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國主義，歷來受人欺負。工農業不發達，科學技術水平低………但是，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 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裡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這方面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
—— 毛主席 1956年《論十大關係》
“帝國主義者長期以來散佈他們是文明的、高尚的、衛生的。這一點在世界上還有影響，比如存在一種奴隸思想。我們也當過帝國主義的奴隸，當長久了，精神就受影響。現在我國有些人中還有這種精神影響，所以我們在全國人民中廣泛宣傳破除迷信。過去中國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響………我們要在人民中慢慢改掉這種思想。”
—— 毛主席 1958年 選自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團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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