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經濟是以一種寺院為中心的獨特的封建地主經濟形式，它的產生與發展都與佛教密切相關。

自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之後，最開始的僧人主要來自西域，漢人出家者極少。《高僧傳》記載"（佛教）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當時政府規定漢人不許出家，所以寺院的僧人規模並不大，他們的生活主要靠信眾的佈施為主，所得僅夠維持寺院日常開支，也沒有形成所謂的寺院經濟。

到了魏晉時期，由於社會上戰爭不斷，人們對生活失去信心，紛紛轉投到宗教門下，尋求心理上的平衡，祈盼神靈的保佑。而統治者也積極推崇佛教，佛教在這一時期得到飛速發展。到了六世紀初，寺院遍及我國南北各地，出家僧尼的數量超過200萬人。

在這種新形勢下，寺院僅靠佈施顯然已無法滿足生存的需求，寺院經濟必然面臨轉型的問題。這一時期寺院經濟來源主要是靠國家授予的寺院“蔭田”，也就是國家規定，出家人也可以分到土地，從事耕種。這種蔭田“人各三十畝”，這是統治者承認寺院經濟的開端。

在“蔭田”之外，寺院經濟還有幾個渠道：一是皇家的賞賜。由於皇帝信奉佛教，經常會將國家的大量土地和附著在土地上的農民一道賞賜給寺院，比如梁武帝曾經一次性賜田200頃給無遮寺，後來又一次性賜田220頃給哲明寺，這都是慷國家之慨，以國家收入賞賜給佛寺的大手筆；其二是達官貴人的捐贈。皇帝信佛，那些達官貴人為了拍皇帝馬屁，爭先恐後的對寺院進行佈施，一次舍田十數頃的只能算是小施主。其三是許多寺院仗著皇帝和貴族的撐腰，紛紛侵佔百姓良田，或者逼迫百姓佈施、捐獻，要麼以極低的價格強買強賣，侵佔了大量的土地和財富。

一、寺院土地的經營方式

寺院經濟的經營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集約式的，另外一種是自給自足的。

所謂集約式經營，就是由寺院出面，將寺中下層僧人和依附在寺院土地上的僧戶、浮圖戶和僧祗戶以及租種寺院土地的佃戶們組織起來，承擔土地耕種勞作。除此之外，很多寺院還有自己的莊園、店鋪，甚至從事客棧、倉儲業務，個別的寺院還放高利貸，想盡一切辦法抓收入。

寺院種植的農作物，除了糧食之外，也有很多經濟作物。比如南朝許多寺院都種植茶葉，一些大寺院的茶山無邊無際，每到採茶季節，農民們在寺院的茶山上“終日搞茶，只聞聲，不見形”。

由於當時北方經濟作物種類較少，北朝的許多寺院便把目光對準了養殖業。北朝許多寺院是耕牛和肉牛的養殖大本營。雖然僧人們並不食用牛肉，但貴族階層對牛肉的需求是比較大的，而寺院本身種植的良田也需要耕牛去耕作，所以養殖也是寺院經濟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當然，地租還是寺院最重要的收入來源。對於掌握大量土地的大寺院來說，靠廟裡的僧戶根本種不過來，於是他們會將土地出租給寺廟附近的農民耕種。相比於那些地主豪強，寺院的地租相對要稍便宜一些，比如在上饒府，地主的田租是每畝七鬥二升，而寺院的地租是每畝六鬥三升；在荊州地主的田租是每畝五斗五升，而寺院的地租是每畝五斗二升。另外收租時，寺院也較少出現大小斗的情況，用來收租的量具也比較正規，因此租種寺院田地是農民一個比較不錯的選擇。

寺院與佃農之間的關係，從本質上說還是一種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但相比那些地主豪強的佃農，這種關係是也比較自由和松馳的。佃戶可以每年租種，也可以簽訂幾年的契約。在取得寺院土地的租種權之後，如何生產，種植什麼作物，也有相對的自由度。對於農業生產上的事，寺院裡的僧人們也比較少干涉，只要佃戶每年如期交納地租，僧人們也不去介入農民的生產。所以寺院並不具備社會特徵，只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組織。

自給自足的寺院主要是一些偏遠地區的小寺院，他們佔有的土地不多，附近的農民數量也較少，所以這些寺院自己耕種土地，自給自足，依靠自身勞動，滿足日常生活的需要。這種小型寺院數量不少，但佔整體寺院經濟比不高，只是寺院經濟的一種補充。

二、寺院經濟的其他組成

中國古代寺院經濟的種類很多，並不僅僅限於農業生產或者牧業養殖等農業領域。比如在手工業和商業方面，寺院經濟都有涉獵，它們是整個寺院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某些特定時期甚至是主要收入來源。

自南北朝至北宋，許多大寺院都有自己的建築隊。這是因為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速度很快，寺廟數量增長驚人。而寺院建築基本上都比較宏大壯觀，需要極為高超的建築技術，這是民間普通工匠難以勝任的。另外，寺廟的大佛雕刻、鍍金、繪製壁畫都需要專業人員，而這些專業人員往往都屬於大寺廟所有。

古代修建寺院是一個龐大的工程，需要的工匠數量龐大，民間手工業者很難聚集成這麼大的規模。同時修建寺院，必須要取得政府許可，在政府指定的地塊上進行建設，而這種建設許可的發放中，大寺院的意見是舉足輕重的。他們是最先掌握商機的一批人，而且對寺院的設計、佈局有著最終解釋權，所以當時政府建造寺院，通常會委託給名剎大寺，由他們負責監造。有了這種基礎，寺院的僧人們也就隨之開闢了生財之道，他們將天下的能工巧匠集合起來，成立由寺院主管的建築隊，無論是建造上，還是木工雕刻，還是漆工噴彩，都可以形成一條龍的服務，既方便快捷，又能保證質量，同時還能獲得一筆不小的收入。

根據《唐會要-僧籍》的記載，魏晉至唐代的許多大寺廟如長慶寺、普光寺、江山寺、大覺寺等等都是由其他寺院的施工隊建造的，這些施工隊極盡工巧妙之事，建造出來的寺廟“巍峨不讓龍宮，懸閣重軒，曉萬層於日際”，得到了政府及佛教信眾的肯定。而負責建造這些寺院的寺廟，從中也得到了不菲的報酬。

寺院商業是寺院經濟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社會的發展，佛教日發世俗化，為寺院僧侶與俗世眾人做生意開啟了方便之門。同時寺院產出的農產品也需要一個銷售的渠道，將多餘的農產品變現，這是寺院商業的發展基礎。

大相國寺是北宋首都開封的一間大寺，寺產眾多，光是房間都有近五千間。而開封做為北宋時世界大都會，來往的客商和旅客非常多，這些人也需要住宿之處。於是大相國寺將這些閒置的房間利用起來，開設客棧或者進行租賃，臨街的房間則被改成店鋪，租給外地商人使用。據記載，當時租賃大相國寺的廟產開設的商店涵蓋了水果店、肉鋪、洗衣店、賭場，生意十分紅火。甚至寺中的一些僧人也參加商人們的入股，不少僧人因此致富。該寺有一位名叫廣靜的僧人，相當有經濟頭腦，他在短短兩年之內，收益達到二萬緡銅錢，可謂古代的馬雲了。

三、寺院經濟與國民經濟的關係

從魏晉至唐代，僧侶們都在統治者的關照之下，獲得了許多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特權。自南朝梁武帝規定寺院的收入可以

“寸絹不輪官府，升米不進公倉”以來，寺院和僧人們都享受免交稅賦的特權。

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寺院獲得的特權也越來越多。到了隋唐時期，不但僧人們可以不交稅賦，連附著在寺院的那些佃戶和僧祗戶們，也不再擔負稅賦，甚至連國家的徭役也被免除了。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失地農民為了逃避稅賦和徭役，紛紛投奔到寺院名下，他們或者將田產捐給寺院，成為寺院的僧祗戶；或者租種寺院的田地，充當寺院的佃農。這樣做的結果是國家的稅收逐年減少，政府和寺院在經濟上的矛盾越來越大。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幾次較大規模的“滅佛事件”，也都與此有關。唐代名相狄仁傑說過：“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績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瑰材竭於輪奐。”而根據《舊唐書》的記載，唐代寺院在建造上“務取宏博，竟崇瑰麗。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百姓何食之矣!”

徭役是國家安定的根本，免除徭役更讓統治者感覺到“窮吾天下，佛也。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 ，所以“三武一宗滅佛事件”也正是佛教寺院經濟與國民經濟的矛盾使然。

但是，從根本上說，佛教是以維護統治者的統治為根本目的的，這也是統治者不可能取締佛教的根本原因。但是，中唐之後，統治者也注意到了寺院經濟發展過於龐大對統治的危害，也注意從一些方面對寺院經濟進行打壓。特別是在宋代，政府實施了一系列針對寺院經濟的政策，有效的抑制了寺院經濟的膨脹。

四、統治者壓制寺院經濟的舉措

為了抑制寺院經濟過快發展和過度膨脹，唐末和宋代統治者採取了幾項有針對性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制定僧人度牒制度。這是一種類似平民戶籍制度的措施，政府以度牒確定僧人資格，控制僧侶數量，防止一些人不經政府允許私自加入佛門，逃避賦稅和徭役。

二是制定政策，取消僧人不交稅的特權，規定寺院也要交納一定的稅收。宋代寺院需要承擔的稅賦種類主要是“和糴稅”和“和買稅”。“和糴稅”就是“官出錢，寺出谷，兩和商量，然後交易”，說起來就是官府用錢向寺院買米，但是事實上官府常有強行抑配之舉，低價甚至不給價。特別是北宋中期之後，國家財政惡化，針對一些經濟實力雄厚的寺院，甚至有"博糴"、"結糴"、"兌糴"、"寄糴"等多種名目的巧妙奪之法，強制攤派，對寺院經濟的打擊是巨大的。

三是僧人可以不出徭役，但要以錢相抵。王安石在變法中就規定之前免除徭役的官戶、寺觀戶也要出錢助徭，每年要上交給政府一定數量的“助役錢”。即使王安石下臺後，他的這個政策也被保留了下來，司馬光廢除新政，這條有利於朝廷的政策並不在廢除之列。

到了元代，對寺院經濟的抑制更加嚴厲。元代規定“僧人不得買田”，這就從根本上斷絕了寺院經濟的源頭。對於已經佔有的寺院田產，元代規定“在京不得過五十頃，在外不得過三十頃”，以政府的鐵腕，宣判了寺院經濟輝煌歷史的死刑。

南宋之後，政府對僧人又加徵了許多苛捐雜稅，比如免丁錢，助役錢，預買稅，加耗錢等等，名目眾多，非但小寺院承受不起，大寺院也漸漸入不敷出。特別是元代蒙古人對漢人僧侶的剝削更加嚴重，朱元璋出家的皇覺寺本來也算是一箇中等寺廟，僧人們連飯也吃不飽，朱元璋這才走上造反的道路。這時的寺院已談不上有什麼經濟可言了。

中國封建社會的寺院經濟，起於魏晉，繁榮於隋唐，衰落於宋元。從統治者的角度上來說，佛教有利於統治，是不可以剷除的；但寺院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是一種衝擊，政府是不能放任不管，任其膨脹，危害統治的。所以明清兩代，對寺院經濟的管理相對元朝的苛刻來說，有所放鬆，但永遠不可能恢復到隋唐時期的水平。

明清兩代的寺院，可以通過皇帝的賞賜、信眾的佈施解決日常開支，也可以擁有少量解決自身吃飯和開支的不動產，但其規模受到限制，這即是為了防止大量人口流入佛門的政治需要，也是防止佛教與政府爭利，危害政府統治的需要。

在此基礎上，明清兩代佛教與政權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依附關係，宗教的發展是受到政府管控的。這是封建社會上層建築之間的鬥爭，也是歷史的必然規律。

參考資料：《唐會要》、《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唐代寺院經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