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柔歸來，
一如少年。
豐子愷
1963年4月4日，在寫給友人的信中，周作人對豐子愷大加指責：“豐君的畫 ，我向來不甚贊成，形似學竹久夢二者，但是浮滑膚淺 ，不懂 ‘滑稽 ’。”
其實，早在抗戰時期，敵佔區的報紙上，對豐子愷的批評就並不少見。
《護生畫集》第二集發表之後，就有人說，如今大敵當前，豐子愷不為窮人喊救命，卻為禽獸講護生。
也有人對他的人物進行冷嘲熱諷：說豐子愷畫人連五官都沒有，兩條橫線也算時髦嗎？
但這些飽受爭議的畫作，卻被掛進了大街小巷。
弄堂裡的理髮館、澡堂子、餛飩攤，甚至是火柴盒上的圖案，到處都有這些“沒有臉”的“禽獸”之作。而作者豐子愷也成為了中國漫畫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因為，在他之前沒有人這麼畫過，在他之後，也沒有人這麼畫過。
1898年11月9日，豐子愷出生在浙江省的石門小鎮上，是豐家的第七個孩子。
在此之前，家裡已經連得六女，父親給他取名為慈玉。
作為家裡的第一個男孩，他從小就浸潤在脈脈溫情中。即使是幼年喪父，他也始終是家中深得疼愛的一個。
從六歲起，他開始在私塾讀書，直到十二歲他進入新式小學，他接受的一直是傳統教育，溫文爾雅的傳統文化勾勒了他的童年。
小時候的豐子愷，就對顏色和線條極為敏感。
《千字文》裡的黑白人物，都被他挨個塗上了顏色。私塾先生見他很有想法，就讓他試著給大家畫孔子像，當時的豐子愷就有了“小畫家”的綽號。
1914年，16歲的豐子愷離開石門小鎮，到浙江省立第一師範求學，就是在這裡，他結識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兩位老師，夏丏尊和李叔同。
根據豐子愷回憶，前者給了他近乎慈母的關懷，而後者則給予嚴父般的教育。
豐子愷筆下的夏丏尊
夏丏尊負責教授國文課，他所提倡的白話文被豐子愷奉為圭臬，其中通俗平易的特點，貫穿了豐子愷往後一生的創作。
夏先生也同時擔任舍監，他事無鉅細地關心著豐子愷的生活，這種照料在很大程度上，讓初到陌生環境中的豐子愷，內心有了安全與歸屬感。
弘一法師李叔同
另一位恩師李叔同，可以說是對豐子愷影響最大的人。
他不怒自威的氣質深深吸引著豐子愷，豐子愷曾表示：凡是李先生喜歡的我都喜歡。
這位在中國藝術文化領域的大師，永遠是沉默寧靜的。他的課從一鞠躬開始，再到一鞠躬結束，從始至終娓娓道來。
李叔同教音樂美術課，在豐子愷眼中，李先生凡事認真。在他“溫而厲”的教導下，豐子愷養成了做事一絲不苟的習慣。
李叔同的繪畫課是從石膏模型寫生開始的，這讓許多初次接觸寫生的學生無從下手。李叔同便示範給大家看，並把示範的畫作貼在黑板上，向來習慣臨摹畫作的學生，大都直接照搬黑板上的範畫。
而豐子愷卻不願如此草率地“畫葫蘆”，他依照李叔同的方法從實物出發，因此他的繪畫水平進步很快。
有一天晚上，一向極少論人的李叔同，把豐子愷叫到身邊對他說：在我所教的學生裡，從沒有見過像你這樣快速進步的。
回去後，豐子愷在日記本里寫道：當晚這幾話，便確定了我的一生。此後兩年，豐子愷在繪畫上下足了苦功，有空就向李叔同請教，他們的關係也越發親近起來。
事實上，統治豐子愷感情的，不止有李叔同的學識，還有他為人的境界。
李叔同注重人格修養，豐子愷踐行老師的教誨，一生都是溫文爾雅的君子。在西湖邊上求學的這五年，奠定了豐子愷人生道路的方向。
他找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三樣東西，音樂、散文和繪畫。
1919年，畢業後的豐子愷，跟隨學長吳夢非、劉質平，到上海開美術學，教西洋畫。
一 次，豐子愷佈置學生畫靜物，一隻青皮的橘子引發了他的傷感 ，他覺得自己就猶如那個半生不熟的橘子，帶著青皮在這裡現學現賣，就如同“賣野人頭” 。
他下定決心要出國留學，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再次告別了家鄉，遠渡萬里，來到了老師李叔同曾留學的日本。
留日歸來的豐子愷
到了日本 ，豐子愷見到了真正的西洋畫，也發現了自己的差距是那麼大。
然而他的經費卻十分有限，正在迷茫之際，一次偶然的機會，豐子愷在舊書店，意外地發現了竹久夢二的畫集。
竹久夢二作品
竹久夢二是日本主流之外的一位業餘畫家，他擅長用洗練的技法和淺白易懂的筆觸，來表達朦朧的傷感 ，別有一番滋味，因此深受日本民眾的喜愛 。豐子愷看後，感覺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從此，他放棄了油彩和畫布，專注於東方人更容易接受的紙墨創作。
但是，豐子愷並不熟悉國畫，這時又有一個人給了他靈感。他就是清朝畫家曾衍東。這個在中國籍籍無名的畫家，在日本頗有名氣。
曾衍東作品
曾衍東擅畫人物，他的作品飽含幽默，下筆隨性，自成一家。
在曾衍東的畫中，豐子愷發現 ，筆墨不必恪守前人定則 。因此，他的創作開始嘗試突破國畫的傳統模式。
從豐子愷早年的畫作來看，稚拙乾淨，畫面雖然簡單，卻時常被朋友們稱讚。
朱自清說：“我們都愛你的漫畫有詩意，一幅幅漫畫，就如一首首小詩，帶核兒的小詩，我們就像吃橄欖似的，老覺著那味兒。”
豐子愷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清新自然，純淨溫婉。
回國後，夏丏尊親自寫信，邀豐子愷執教春暉中學。
春暉中學在當時是全國中等學校對學生施行美育的典範之一，豐子愷一人就擔任音樂、美術、英語三門課的教學。
風光旖旎的白馬湖畔，極大激發了他的創作熱情。
春暉中學
1924年，他公開發表的第一幅漫畫《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刊登在朱自清、俞平伯編輯的雜誌《我們的七月》上。
茶樓一角，客人已散，新月一彎，茶具幾盞。著名學者鄭振鐸看後曾說，“雖然是疏朗的幾道筆痕，我的情思卻被他帶到一個詩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美感。”
也有人對這幅圖提出異議的，說畫中的月亮方向反了。新月的月牙應該是朝左，而殘月才朝向右，但畫上卻是個朝右的新月。這種常識性的錯誤，很快就成為了笑談。
可天文臺的專家看後，卻解釋道：畫中所繪是後半夜新月，朋友小聚，盡興聊到深夜正好對應此景。豐子愷作畫，基於日常的留心觀察。平淡之下，深藏情致。
從此，一股獨具“溫柔敦厚”氣息的中國式漫畫在他筆下誕生了，豐子愷正式走上畫家的道路。
在鄭振鐸的邀請下，他開始為《文學週刊》作系列插畫，冠以“子愷漫畫”的名字發表，也為之出了他的第一本漫畫集《子愷漫畫》，往往以寥寥數筆，就勾畫出一個意境。
漫畫集問世後，大受歡迎，子愷漫畫，開始聲名鵲起。
“兒童”在豐子愷漫畫裡出現頻率最高，可以說，他畫盡了孩子的喜、怒、哀、樂、懵懂、稚拙等多面的神采。
郎騎竹馬來，兩小無嫌猜。
走路不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
最是好光景，努力惜春華。
豐子愷曾說：“我的心為四事所佔據，天上的神明與星辰，人間的藝術與兒童。”
他認為世間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們能最明確、最完全地見到。因此，他藉助兒童的視角，細緻描摹世間的溫柔與感動。
他極盡全力地拋開大人的思維，反對以成人之心，度孩子之意。
他常常站在孩子的立場上，以飽含同情的筆墨，繪出成人對孩子無形的傷害，在這個過程中，他戳到了中國教育的痛點。
一個模子刻一群，如此造人太可怕。
不同孩子，統一標準。
吹拉彈唱辦學校，風風光光好招生。
無論毛病大小，全部一針起效。
古有拔苗助長，今有吹兒成功。
授課提前錄製，無限循環播放。
在豐子愷的漫畫裡，既有成人改造孩子的無錯之過，又有孩子必然成人的無可奈何。他沒有站在教育家的角度上，石破天驚地針砭時弊。
而是以一個父親的身份出發，對世間美好單純的消逝，流露出無比的惋惜之情。
同樣讓豐子愷於心不忍的，還有天地間生靈的掙扎。
1928年，他準備畫50幅護生畫，為此時已是弘一法師的李叔同慶生。老師叮囑他：畫集應是通俗的藝術品，應以優美柔和的情調，讓閱者生髮淒涼悲憫的感想。《護生畫集》是豐子愷為報師恩發願而作，然而又超越私人之間的感情，蘊藉著一份博大的慈悲情懷。
1932年，日本人發動一二八事變，江灣地區成為戰場，豐子愷不得不辭別恩師和朋友，連同家人離開上海，回到老家，建起那座著名的緣緣堂。
他在裡面作畫、寫詩，緣緣堂隔開了兩個世界，裡面的溫馨，外面的痛心。他將心中無限的憐憫，化作筆下無盡的悲哀。
當日本人在杭州灣登陸時，豐子愷正在書房裡畫《漫畫日本侵華史》，他準備把自明朝以來的日寇侵華史，完完整整地呈現出來，他要讓每一箇中國人都看懂。
但他的筆終究沒有日本人的鐵蹄快，日本的轟炸機還是飛臨石門鎮的上空。
平時朝昔相處的鄰里鄉親，橫屍在緣緣堂的門口。年僅九歲的小女兒豐一吟從被炸燬的學校勉強逃回。短短几天之內，石門鎮遍地狼藉，在痛苦與哀嚎中，豐子愷帶著十幾口人匆匆從家鄉逃離，撇下了他萬分留戀的緣緣堂。
從此，開始了輾轉多地的流離生活。
在駛離石門鎮的船上，經過再三考慮的豐子愷，將畫好大半的《漫畫日本侵華史》，忍痛沉入了河水中。
從作此畫集之初，他早就將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但卻擔心因此畫集，連累一船人的性命。
畫集被河水沖走了，豐子愷卻沒有放棄對侵略者罪惡的揭露，一路上流離失所災民和哀鴻遍地的慘象，深深震撼了畫家的內心。
在漂泊的過程中，豐子愷創作了一系列抗戰漫畫，描繪華夏大地上的觸目驚心。
空襲也，炸彈向誰投？懷中嬌兒猶索乳，眼前慈母已無頭，血乳相和流。
他記錄了萬里流亡路上的生靈塗炭，和攜家帶口的恐懼不安。自家的悲歡與別家的離散，一起向豐子愷湧來，在輾轉流離中，他如約完成了《護生畫集》的第二集。
在這六十幅手稿中，與第一集不同的是，在經歷了家仇國難的豐子愷，畫面更靜謐了，全篇找不到刀光劍影的殺戮，處處就是真善祥和的人間，一種包含沉靜的巨大力量正在凝結。
他用自己的畫作告訴人們，在戰爭年代，更需要歌頌希望。
這種深沉的溫柔，需要配套博大的胸懷。如果沒有高遠的境界，他就難以承受對其畫作的諸多非議。禽獸之作也好，不懂滑稽也罷，豐子愷的世界裡始終不變的是，包含世間溫情的一筆一劃。
正如國學馬一浮所言：勿忘盡力發揮非戰文字，為世界人道留一線生機。
豐子愷具有一種長遠的眼光，他的畫作不是用來對抗異族侵略的武器，而是表現全人類基本文明的美。
1949年，當勝利的號角響徹中華大地時，嚐盡人間漂泊之苦的豐子愷，終於有了安全與歸宿感。
他時常因為新中國的一切熱淚盈眶，似乎把前半生積攢起來的委屈，化成了幸福與感動，盡情釋放出來。他不僅以更飽滿的熱情進行創作，更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建言獻策。
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會上，他發表了《大剪刀講話》，他反對千篇一律的冬青，提倡尊重不知名的花，任其自由發展。
在同行的掌聲中，豐子愷怎也不會想到，禍根也就此埋下。
在普世的明爭暗鬥下，堅持慈悲是困難的。
在十年動盪中，豐子愷被打倒。他不僅要忍受無休止的謾罵與攻擊，還得承擔莫須有的罪名。
縱使如此，他仍然樂觀。為了不讓家人替他擔心，他向來報喜不報憂。他留了多年的鬍子被剪斷了，他安慰女兒道：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但豐子愷的寒冬卻那樣長，他被下放到上海郊區進行勞動改造，女兒去給他送棉衣，老遠就看到父親胸前掛個破袋子，哆嗦著站在田間摘棉花。
豐子愷看見女兒來了，他反倒開脫說是別人見他年紀大了，才安排這種不太重活兒給他。
而事實上，在日復一日的辛苦勞作下，他的身體出現了很大的問題，1970年，豐子愷因為肺病住進了醫院，出院後，他在病痛折磨和精神的重壓下，依然完成了《護生畫集》的最後一集。
儘管李叔同早已去世多年，但豐子愷仍以整整百幅畫卷，還報老師的恩情，更踐行了“護生即護心”的人世諾言。
1975年9月15日，豐子愷因為肺癌去世。
大師走了，他的畫作卻一次次將他帶回到我們身邊，讓世人感受畫中從未冷卻的溫情。
他於悲欣交集的人世間，顛沛流離，半生苦寒，仍能活出人的善良與真情，溫柔歸來，一如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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