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疫情讓中國人的教育變得更焦慮？

為什麼說疫情讓中國人的教育變得更焦慮？

行業分析 No.3

作者 | 鐵林

過去兩週，周軼君和她身邊的家長們被迫體驗了“在線教育”，最後發現先崩潰的不是孩子而是家長，她總結為：“父母都要瘋了。”

班級群裡，家長們頻繁遇到技術問題，有時候登陸不了，有時候賬號不對，又或者找不到作業上傳的入口，遲交作業系統會自動關閉，於家長而言，這是完全陌生的體驗。

周軼君生活在香港，她最知名的身份是媒體人，現在也是導演，去年拍攝了教育類紀錄片《他鄉的童年》，前後走訪了日本、印度、英國等五個國家，從家長的角度去觀察和了解不同的教育模式，最後再聚焦到國內，審視不同文化、歷史背景之下的人類教育。

私下，她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小兒子念幼稚園，大女兒上一年級，也在為孩子的教育問題操心。疫情強行延長了她和孩子們在家裡相處的時間，讓教育變成了更復雜但又更具體的事情。

比如，如何向孩子解釋疫情，如何配合學校完成在線教育的課程。

另一邊，在線教育機構最快嗅到了市場的味道，有公司在春節期間緊急加班，立即推出應急措施。學而思網校、新東方在線、猿輔導等免費為學生提供線上直播課程。快手、抖音、優酷等也成了新的攪局者。

現在全國各地的學生，最不缺的可能就是課。

但“在家上課”並沒有想象中簡單，這不單純只是一個技術性問題。父母們既要在線辦公，又要抽出一定的時間輔助孩子完成上課內容。老師的一部分教育任務，轉移到了父母身上，現實問題是，孩子並不能真正把父母當成老師。

困在家中的學生、老師、家長，無奈只能線上溝通。在線教育這個需要多方參與的工作，也讓那些原本就存在的教育問題，暴露在疫情之下。

一、薛定諤式的自控力

最近一段時間，周軼君使用電腦的時間在以每週百分之八九十的時間增長。孩子和她都需要使用電腦，從早上開始，雙方就開始搶屏幕的使用時間，“有的時候，我明明知道她應該要開始做作業了，但是我停不下來，我在工作，只好放任她在一邊玩。”

並不是再增加一臺電腦就可以解決棘手的家庭問題。周軼君女兒年紀小，各種操作還不熟練，每一次學習都需要家長提前完成輔助工作。一些課程內容的講解，也需要家長幫助完成。

“家裡面的環境是勸孩子（學習），她沒有覺得處於一種要去上課的狀態，可能會玩玩別的東西，一會兒要去吃東西了，等一會兒要幹嘛了。

前幾天，周軼君經歷了一次“精神崩潰”，“叫了很多遍，她不做（作業），後來我就自己離家出走了幾分鐘，我受不了了，我說你真的不願意做，我就放棄了，反正天塌不下來，疫情結束後你還是要回學校，我相信學校不會說因為你沒做作業，就不收你了。”

“無法掌控”並不僅僅出現在低年齡段學生身上。

河南安陽，高中語文老師羅陽（化名）也在忙著給學生布置線上作業。省裡推薦了網課課程，學生可以在家自學，老師只用完成一部分輔助工作。但到了開學，該學的內容會一樣不少的再來一次，各個學校上課進度不一，學生資質也不同，完全一樣的錄播視頻並不適合所有學生、所有學校。

羅陽自己還是學生的時候就體驗過大班直播課。“

“在家上課”的學生們 圖源：微博

中國課堂非常注重紀律管理，老師和學生之間常常處於“對抗”狀態，老師要找到方法讓不聽課的孩子先學會聽話。

“我覺得在中國其實不光是教育的問題，我們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害怕失去控制。

但大部分課堂現在還做不到，羅陽的學生隔三差五就會惹出棘手的問題，課堂以外的事情已經讓她疲於應付，如果真轉到線上上課，她很難相信自己的學生會認真聽講。“課堂管理基本缺失，學生自制力不好的話，隔著屏幕，你不知道他在做啥，他跑神了，甚至沒有來，開著電腦出去耍了你也不知道。”

義務教育的目標非常明確，完成課程內容，提高考試分數。老師對學生的成績負責，學校的整體氛圍，更容易對學生形成一定的約束力。

線上教育很難在脫離老師監控的情況下，保持良好的上課效果。

東方優播CEO朱宇的解決方式是小班課，小班課可以看作雙師大班課的一個延伸，只是小班課嚴格控制學生數量，一般不超過20人，學生和老師同時開啟直播，老師對直播間有控制權，可以隨時點名同學通過直播回答問題。

和大班課相比，小班課既能保持一定的盈利水平，也能相對保證上課的質量。

在他看來，自控力這個事情，連成年人都要打個問號，這也是錄播完課等模式一直火不起來的原因。

也有一些特殊的軟件在幫助老師監督上課效果，比如釘釘。疫情期間，釘釘這款極大地增加了上班族的痛苦指數的軟件，下載量暴增，一度躍居蘋果商店免費榜第一，同樣的打卡機制運用到了在線上課，效果有效，但是導致大批小學生集體湧入蘋果商店留下“一星”評價。

這就是互聯網在面對未成年人時的諸多不確定性。

二、線下中小機構的危機

線上利好，線下慘淡。

四川瀘州，何永清（化名）決定暫停自己的培訓班業務。這已經是他在培訓業務上的第二次受挫。

受疫情影響，何永清培訓班業務取消，他給已經報名的70多個學生辦理了退費業務。加上房租、老師薪資等成本，這次疫情給他造成的損失接近10萬塊。

疫情期間的瀘州

不過，損失不是何永清最在乎的東西，他的創業積極性似乎被各種意外消耗殆盡。

2014年，留學美國的何永清迫不及待回國創業。他在美國學到很多新的東西，“他們的教育體系非常發達，但是很少去用線上教育，除非有些時候你必須尋找一些資料，某個板塊之前可能不懂，會去尋求網站幫助，更多的還是課堂教育。”

由此，何永清堅定看好線下教育，並希望把國外更先進的理念，帶回一座四線城市。

遭遇的問題比想象中多。瀘州這座四線城市的創業條件比不得一些大城市，比如其中的一條，校外培訓機構在主城區需有不少於800平米的辦學場所使用面積（2019年發佈）。

何永清計算，瀘州本地一平米的租金大約在40塊，800平米算下來，一個月就是32000塊，加上裝修費以及其他成本費，手裡沒有100多萬，根本跟不上一個新辦培訓機構的燒錢速度。

2017年左右，何永清也嘗試過把公司規模擴大。找了合夥人，也找了本地一些可以建立合作關係的老師加入，他同時開了三家培訓班，每個班使用面積在250平米，可供八到九間教室使用。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給老師的回報太多。我也是第一次創業，管理體系跟不上，也沒有什麼經驗，幾個合夥人，可能聊得不是很愉快，兩年之前就把它全部關掉了。”何永清說，“反正燒錢燒得很快，剛開始一年，你不可能找那麼多學生去填滿，閒置率非常高，這種情況下，你必須還要養老師，你還有各種物管、水管費、老師的基本工資等等。”

疫情發生後，一部分還有辦法轉到線上授課或者延期上課的培訓班，還能在收入受到影響的情況下，維持運營。

李夢（化名）在廣州本地一家連鎖英語培訓班教授幼兒英語，她所在的機構在廣州地區口碑較好，招生問題不太大。疫情期間，公司緊急購買了線上渠道，讓老師開始錄製線上課程。

線上課程的錄製遠比線下教學複雜，要準備的東西也多，但沒有辦法，這是公司為已經報名的家庭準備的解決方案之一。信任線上教學的家長，可以讓孩子調整為線上上課，不信任的可以選擇延期到疫情結束後。整體來看，退課的家長非常少。

但並不是所有機構都如此幸運。

2月6日，成人IT培訓機構兄弟連創始人李超宣佈，因公司現金流問題，即日起北京校區停止招生，該校區員工全部遣散。上海、廣州校區因已相繼經獨立運營,不再歸屬集團總部，可更換品牌正常開展業務。

兄弟連北京昌平辦公點 圖片來源：商學院

他在信中提到：疫情對線下培訓機構影響最大；這對資金儲備少，包袱重、一直虧損的兄弟連無疑是雪上加霜。

隨後，乂學教育創始人慄浩洋發佈新的過渡政策：下決心全員 3.5 折工資 5 個月，最核心高管零工資，一月統一半折。

新東方早在2003年就經歷過同樣的事情。資金鍊斷裂，短期無法復工，最終借債維持生存。

線下培訓一直就是強現金流行業。全面停課，就意味著現金流的斷裂。活下去，是線下培訓機構的當務之急。

三、線上大機構的催化劑

線上教育又是另外的狀況，小機構面臨的弊病依然無法在短期內解決，但大機構卻迎來利好。

2019年的暑假，線上教育行業的每一個參與者都沒想到，短暫的春天會以這樣的方式出現。互聯網行業有燒錢的基因，從外賣、打車到共享單車，都經歷過類似的過程。當教育和互聯網行業結合到一起時，也開始複製其他互聯網行業的擴張過程。或者說，投資人需要看到在線教育像任意互聯網行業一樣，可以通過高速增長搶佔用戶市場。

在線教育非常依賴外部流量。

去年夏天，抖音信息流頻繁出現在線教育公司的投放廣告。據36氪不完全統計，截至2019年7月，參與暑期招生戰的在線教育公司廣告投放總額達到30-40億元，僅猿輔導截至今年暑期結束的招生投入就累計達到4-5億人民幣。

也有消息稱，學而思、猿輔導、作業幫，每日廣告投放金額均值高峰時超過1000 萬元。

當時燒錢的項目主要集中在K12線上雙師大班模式，可達到擴張迅速、毛利率高的效果。新東方在線前COO潘欣判斷，線上雙師大班一定不是終極形態，線下走過的路，線上會重走一遍。

線下大班課主要靠名師的吸引力，老師一旦離職對課程的影響會非常大，且上課效果沒有辦法保證，最後，小班課教育迴歸線下培訓主流。線上同樣，大班課可能只是一個必經過程，最終從線上大班迴歸到線上小班。

教育一定是需要反饋和口碑的行業，大班課既無法達到較好的“交付”效果，也無法構築行業壁壘。

同時，大班課需要流量來提供數量龐大的生源，而互聯網教育的流量就來自廣告費。按照朱宇的看法，疫情帶來的流量相當於替互聯網教育機構省了近千億元的推廣費。也有投資機構認為，這次疫情已經影響了未來三到五年中國教育行業的發展軌跡。

但是，誰能享受到流量紅利？

這個似乎已經明朗，小機構無論從教學資源、技術儲備、品牌效應上來說，都無法和大機構抗衡。連猿輔導這樣相對成熟的品牌，也在巨大流量湧入時“崩了”。

一個線下的小機構在有穩定生源的情況下，有機會在疫情後重生；一個線上的小機構卻完全不具備機會。

李夢的公司雖然在廣州本地頗有影響力，也有一定的生源，但還是不敢輕易試水線上教育。等到疫情結束，公司會轉回線下，線上會繼續以宣傳招生形式存在。

教育行業很難一家獨大，小機構和個人輔導班往往可以在當地具備較強的影響力，李夢所在的公司，在廣州擁有五家分店，規模不大，但可以相對輕鬆地生存。

何永清兩次創業都找了學校老師合作，生源比較穩定。但公司依然不能盲目擴張，除了成本問題，最難解決的就是從何處尋找足夠多的學生，保持在較小的規模運營，反而是比較穩妥的做法。

線上則不一樣，通常情況下，線上的學費會比線下低，線上的小機構，無法靠一小部分穩定生源生存。維護APP運營，購買直播軟件，這些都要求線上機構具備一定的資金實力，同時還要在“燒錢”大戰中處於優勢，才有可能獲得儘可能多的有效流量。

小機構的生存空間只會越來越小，留下的只有資金和技術能力更強的大機構。

疫情讓在線教育的概念得到普及，這種滲透能力是一竿子捅到底的，可以從一線城市進入五線城市。

中國家長對孩子教育的投資向來不會吝嗇，在有實力和精力選擇線下教育的情況下，線下更受青睞。家長願意選擇的培訓班的原因很簡單，讓成績不夠好的學生可以提分，讓成績足夠優秀的學生變得更優秀，強競爭之下，這部分家長的把希望寄託於培訓班。

李夢說，在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家長反而不太接受線上教育，更傾向讓小孩接受線下教育。

大機構已經把視線放到了一線城市以外。

教育資源的不均衡為在線教育機構向非一線城市滲透創造了條件，51talk、猿輔導等已經把注意力放到了二三四線城市，東方優播則一直在耕耘下沉市場，在線教育是非一線學生接觸一線教育最便捷的渠道。

大機構如果能在這次劇變中把握好機會，確實有可能在低成本的情況下，獲得一部分有效付費用費。

四、“線上義務教育”水土不服

和平日相比，疫情引導進入線上教育的，不是“補差和培優”的競爭感，而是“義務教育”，或者說學校教育。

義務教育要照顧絕大多數家長和學生的需求。一個明顯的差距是，一線城市的大部分家長可以順利幫助孩子完成線上教育的設置流程，給孩子提供足夠的空間獨自學習。

但非一線城市要面對更多的問題。

困在武漢的周進（化名）無法給孝感老家的叔叔提供幫助，學校要求在線上課，但叔叔對智能設備不熟悉，隔著電話實在講不明白應該怎麼操作，最後花了幾天時間，才勉強跟上了在家上課的節奏。

但叔叔要面對的問題還是很多，“家長的負擔陡增，不說學生受不受得了，家長都要被弄瘋。各種各樣的打卡、作業特別煩人。家長要是文化水平高，會一點的還要好點，文化低、不會做的那就跟瞎子一樣，起不到輔導的作用。”

老師也明白其中的麻煩之處，“一些孩子由爺爺奶奶照看，根本就不會操作，等到學會怎麼在線看網課，還是會跟老師說看不懂。”

這才是義務教育的複雜之處，不同學校、不同地域之間的差距非常大。

當所有學生集體轉向在線教育時，這種資源差距會被放大。周軼君說：“一般的公共危機都會有一個演練過程，比如消防演習，但在線教育是沒有的。”

杭州市蕭山區崇文世紀城實驗學校長俞國娣發了一封致學生家長的信，信的主旨就是一個話題“別急著要課本”。她告訴家長，特殊時期，現實生活就是最好的教科書。與其選擇效果不佳的線上授課，不如把時間還給家庭。

俞國娣雖然認為，崇文的設施設備會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但在嘗試過程中還是發現，如果要滿足眾多學生同時開啟網絡不卡頓，還是有很大的難度。

杭州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只會更糟糕。

但“在家上課”的號角已經吹響，不管效果如何，絕大多數學校還是會選擇嘗試。從家長的角度看，一邊質疑在線教育的上課效果，一邊又因為遲遲不能恢復上學而焦慮。在可能的情況下，會盡可能讓孩子跟上“在家上課”的進度。

周軼君身邊有家長質疑學校“佈置的作業是否太多”，到學校一問，老師給出的回答反而是：“其他家長都來說事做得太少，你是第一個來說作業太多的。”

但真正的教育不應該止步於課本內容教授。“我自己發現在，因為跟孩子相處的時間更多，我對她的瞭解也更多了。她從家長這裡也會在日常生活當中學習很多事情，比如說他們會跟我們一起做飯，會看一些片子。”周軼君說：

“我就感覺中國的孩子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跟真實生活之間脫節，我們怎麼去理解身邊發生的事情，（教育上）其實一貫上有缺陷，正好這個時候應該去補起來。”

義務教育和在線教育之間的目的性差異較大，疫情期間“義務教育”轉到線上，確實給線上的教育機構帶來重大利好，受此影響，網易有道的股價還一度出現過連續暴漲。

但義務教育終究要轉移到線下，在線教育的流量紅利並不會持續到開學以後，重金買流量的日子，或許很快就會迴歸。

五、教育無法大 躍進

環境的變化容易讓人變得細膩而敏感，疫情讓教育變得特殊，也刺激所有的教育參與者思考。

最先反應過來的在線教育機構或許要繼續經歷過山車，寒假延長，暑期縮短，流量高峰過後可能是流量低谷。量變引起質變的催化劑已經有了，但能不能用好，完全要看機構能不能長久地做好“教育”這件事。

“我覺得線上課程其實就是一個輔導部署作用，你真正要教育孩子，不是說去面對一個冷冰冰的機器，而是去面對活生生的人，你要學會處理各種應急情況，你要學會在學習當中去交流。”李夢作為老師，並不看好線上上課的模式，“其實線上課程在疫情之前，已經有一個下降的趨勢了。”

新東方在線前COO潘欣，始終對這次“利好”抱持著懷疑態度，他認為：疫情讓在線教育機構獲得了不少免費的流量，但是免費拿到流量質量通常也不會很高。加速洗牌，也只是讓該死的公司早死了，早死早超生。此外，對在線教育利好，不等於對在線教育機構的利好；對面授教育利空，不等於對面授教育機構利空。

按照他的判斷，在線教育的概念至少會得到極大的傳播，未來確實有可能有更多的家長選擇在線教育。但從根本來看，不管是老師還是家長，都更看重線下教育，好的線下教育機構，依然會成為市場首選。

迴歸本質，不管是在線教育還是線下教育，最核心的兩個字依然是教育。學校教育的主體是校園，校外機構的特點是提供培訓服務，前者包含的內容遠大於後者。

學校有了一次機會，真正去推動線上教育和信息化建設，並且有機會去思考，在線教育在未來的學校教育中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媒體的報道里，有人在線直播升旗，也有人在西藏高海拔地區尋找上課的信號。家庭和學校需要密切的配合，才能滿足一個孩子在假期的教育需求。學校教育要面對的問題更為複雜。

周軼君希望可以儘快把小孩送回學校，“我們家長有多少個角色，除了你要做你的工作，你要做爸媽，你要做老師，你要做廚子，你要做太多的事情，所以這種多重角色下面家長的壓力太大了，如果他們能回校，我們就能松一大口氣。”

她在拍攝《他鄉的童年》時，在印度接觸了一個“self-learning environment”的概念，也就是自我學習環境，“這個環境不光是指學生，也可以指家長，他們當時跟我說，應該在社區裡面讓家長自己組織起來，教孩子，你會什麼教什麼知識，不需要我們說的課外輔導。（不是）怎麼做作業或者彈個鋼琴，或者你英語多少級等等，這個才是知識。很多時候，一個家長，比如說你就會釣魚，你也可以講出很多東西來，對吧？”

疫情創造了一個天然的學習環境，會刺激孩子提出很多關於現狀的問題，家長選擇怎樣的方式去解釋，教育就以怎樣的面貌出現在孩子面前。

特殊時期的一切都變得急迫，治療、搶救、隔離，每一個都和時間牢固地綁定在一起，但教育在時間面前只剩下焦慮，這個無法大 躍進的行業，需要足夠的時間進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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