紛亂之世，宗教易於流行。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宗教史學家、教育家陳垣說：“五季亂而五宗盛”，正說明了五代十國當時佛教盛行的實況。
但為什麼，佛教可以在在五代十國的這樣的亂世中盛行呢？
主要有三點原因。
佛教盛行於五代，有其廣泛的社會基礎。
廣大勞動人民苦於苛政暴役，困於兵災殺掠，痛苦無告，除了一部分人挺身而起，捨生反抗外，大部分人選擇了剃度為僧，逃免賦役，以全性命。一些遊手好閒的無賴或者亡命天涯的軍閥，比如像五代知名軍閥“李摩雲”李罕之這樣的人，也往往以佛寺為避難所，以求能暫時安身；還有大批沒落的衣冠縉紳，消極頹廢，接受不了一朝從權貴階層變成貧苦百姓的打擊，於是尋求精神解脫，往往交識僧侶，談玄說性，酬答詩詞。而且佛寺僧侶在戰亂之際，收痤屍骸，生動形象地展示了佛教慈悲為懷的一面，於是佛教崇拜者的數量空前增多。
五代十國時期朝戰火頻繁，剽悍武夫幸全於鋒刃下的，往往齋僧禮佛；而殺人如麻者，又往往以佛事以求解冤贖罪。荒淫奢靡的亂世帝王們乃至依附於他們的藩鎮節帥們，大多精神空虛，幻想來世享樂，每乞靈於佛以自保，故禮僧拜佛，廣建寺院，其中還有狡黠者利用佛教來麻醉人民，以維護統治秩序。
比如割據湖南的楚王馬希範斥國力旁壘紫微山，北開碧浪湖，建造開福寺。雖歷經千年風霜，開福寺直到今天仍然是湖南一帶著名的風景勝地，有內外16景之多，可想其當年之奢華豪景。明代文人李冕曾題詩《開福寺》贊曰：“最愛招提景，天然入畫屏。水光含鏡碧，山色擁螺青。抱子猿歸洞，衝雲鶴下汀。從容坐來久，花落滿閒庭”。
長沙開福古寺
後來馬希範臨終讓他的七弟馬希廣繼任楚王，導致他的五弟馬希萼強烈不滿，於是造成楚國內訌。當馬希廣被他的五哥馬希萼兵困潭州時，他還下令建造佛像，妄想以佛退敵，到被馬希萼抓住前，他還不斷地誦讀佛經。（《新五代史•世家第六•楚世家》）
利用佛教最明顯的當屬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周行逢割據湖南期間，“常設大會，緇徒畢集。行逢偏拜之，捧揓執帨，親侍湔洗。聲言：‘吾殺人多矣，不假佛力，何以解其冤報乎！’”（《十國春秋•周行逢傳》）
佛教盛行於五代，又由於當時盛行的禪宗一脈功法簡易，易為人們所接受。
禪宗始於初唐，至晚唐而極盛。禪宗不尚經義的研求，而倡“明心見性”，憑己意解釋佛法，乃至有“呵佛詈祖”之譏，是對佛教繁瑣教義的否定。唐武宗會昌年間滅佛，廢寺院4萬餘處，勒令還俗的僧尼達26萬人，籍良田數十萬頃，放免奴婢15萬人，於是，寺院經濟幾被摧毀，佛學章疏著述也散佚殆盡。唯有禪宗散居各處山林，與平民接近，不講經義，無求於佛典，所受影響較小，雖經“會昌滅佛”之難，仍能流行。
五代十國時期，佛教各派皆衰，獨曹溪以下五宗於此時漸漸發揚光大。何謂“五宗”？原來自唐初六祖慧能後，禪宗分為兩派，即青原行思和南嶽懷讓。爾後，南嶽分為臨濟、溈仰兩派，青原分為曹洞、法眼、雲門三派，合稱五宗。臨濟宗盛行於北方，而其餘四宗皆盛行於南方。
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雲門宗盛行於南漢。位於廣東乳源縣的雲門匡真大師塔銘，乃南漢大寶元年（公元958年）立，碑銘則建立於大寶七年（公元964年），載於《南漢金石志》”。
由於禪宗“不看古教”，只憑借自己的理解講佛論道，置經籍於不顧，或者“亂有引證”，以己意解釋教義，於是造成五宗雖盛卻爭論紛紜。在五代後期吳越國高僧延壽，開始著手統一禪宗。延壽將禪宗教義與淨土宗教義相結合，肯定“萬善同歸”，消弭五宗之爭，使得禪宗傳播力度空前增強，獲得了越來越多人的接受。
延壽本姓王，原籍浙江餘杭，本為縣庫吏。出家後，初習天台禪宗，後赴明州從雪竇法師受教。延壽受吳越王錢弘俶禮聘，重建杭州靈隱寺以居之，後又建永明寺（淨慈寺），請延壽居此傳播禪法。延壽於是綜諸家之說，編撰成《宗鏡錄》100卷，調和五宗，而又以禪宗與淨土宗作為共同實踐。（北宋佛教史學家贊寧大師著《大宋高僧傳•五代杭州永明寺延壽傳》）
杭州靈隱寺雪景
佛教盛行於五代，與文人名士的讚賞與推崇也有重大關係。
比如後唐棣州開元寺高僧恆超，俗姓馮，范陽人，居於開元寺20餘年，聲望甚高。棣州刺史李大人敬重之，欲上表請賜紫衣，恆超作詩曰：“虛者褐衣老，浮懷道不成。暫傳經論死，不染利名生。”聲言：“而其復爾，則吾在盧龍塞外矣。”
後唐宰相馮道聞其名，又以同姓，致信問候，恆超本不打算回信，弟子力勸，於是回信言：“具陳出家之人豈得虛名薄利而留心乎？”結果馮道更加敬重他，上表奏請皇帝就賜紫衣。結果得到御賜紫衣的恆超“自此忽忽不樂，以乾祐二年（公元949年）微疾，數辰而終於本院。”（北宋佛教史學家贊寧著《宋高僧傳•五代棣州開元寺恆超傳》）
恆超去世後聲望再上一層樓，以馮道為首的後唐文官更是推崇備至，不僅棣州開元寺從此香客絡繹不絕，諸多寺院也因恆超之福得到當地文人雅士的推崇而得以發展。要論五代中聲名最為顯赫的僧侶還是要數《大宋高僧傳》的作者北宋佛教史學家贊寧大師，他受到的可是皇室之推崇。
贊寧大師本是吳越國僧錄（吳越國佛教協會會長），吳越國“納土歸宋”後，贊寧大師他以花甲之年奉阿育王寺真身舍利來到汴京（今河南開封），宋太宗趙光義見之於滋福殿，對贊寧大師極為推崇，至此長居大相國寺。此後宋太宗多次宣召，賜予贊寧大師紫衣及“通慧大師”號。後贊寧大師奉詔編纂《大宋高僧傳》，歷時七年成書30卷，受到宋太宗的褒獎，歷任充右銜副僧錄、左銜講經首座、右銜僧錄、左銜僧錄，為北宋僧侶之首。
開封大相國寺
禪宗之說是主觀唯心主義思想，但其思維邏輯卻有可取之處。同時，對佛學繁瑣教義的否定，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禪宗的論心、理、性等，對宋代的理學形成有重要的影響。佛家詩歌頗具文采，往往把禪宗的引比喻引申到詩文裡去，影響了一代文人。宋代文學家歐陽修、蘇軾都講究境界，就是受這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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