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新聞記者 宋迎迎/文 沈翔/圖
10月19日，位於偃師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開館迎客。當天，整個洛陽城漫起了大霧。
很少有一處文化遺存的意義如二里頭這麼重大。按照學界公認的看法，二里頭的發現，將與商周相連的、有實證的中國文明史前推了至少300年。然而，儘管與文獻中“夏”的年代和位置基本吻合，二里頭與“夏”的聯繫卻始終無法獲得眾口如一的認可。
二里頭這個被稱作“最早的中國”的遺存究竟來自哪裡，身份又如何？時至今日，或許不再只是一場學術之爭。
（一）尋夏之旅
最早的中國在哪裡？中華文明的源頭在哪裡？《史記·封禪書》中記載：“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鹹在山東。”
伊河、洛河形成的沖積平原氣候溫暖，平坦而開闊，無數典籍將夏的存在指向這裡。在考古學者的眼中，這是一方聖地，也是追尋最早中國文明必須要去的地方。1959年4月，當時已是71歲高齡的史學家徐旭生從北京出發，前往河南、山西一帶尋找眾多第一個王朝“夏”的都城——“夏墟”。這是一次帶著目標的考古，也是中國首次明確以探索夏文化為目標的田野考古。
在公眾印象中，考古往往是被動發現，而非主動尋找。是什麼，讓古稀之年的史學大家親力親為？
按照史書的記載，中國早期的歷史是這樣的：盤古開天，若干時間後出現聖人，堯禪讓舜，舜禪讓禹，直到禹的兒子啟直接繼承父位，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就此開始……然而，在史書之外，誰也沒有“見過”任何夏朝存在的證據，三代的歷史，看起來更像雜糅著神話。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告訴記者，直到二十世紀初，人們先後找到了甲骨文和殷墟，肯定了《史記·殷本紀》中的記載，商的存在由此才在史書外得到證實。找到了商，人們隨之自然而然想到夏，它在哪？
這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考古學界最熱衷的事情。
除此之外，在北京大學教授、我國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口中，徐旭生先生尋找“夏墟”，還有一個不為公眾所知的原因。
上世紀20年代，受“五四運動”影響，北大學生中產生了一種“疑古思潮”，其中以顧頡剛、傅斯年為代表。“這些人認為，歷史時代越晚，對先前歷史的記載便越詳細，記載的人物事蹟便越放大，這並不可能。因此，他們質疑古書、古代的人物，進而懷疑古代的歷史。”
“徐先生其實是不同意這種看法的。這次考古，就是拿著古書到最有可能是夏的地方，尋找夏的都城，因此可以說是一場尋夏之旅。”站在陶器與青銅紋飾環繞的博物館展廳，李伯謙將這段軼事娓娓道來，語氣中充滿肯定。
二里頭發現至今60年，李伯謙在其中整整57年，他告訴記者，在二里頭村，徐旭生髮現了殷商時代的陶片，並將其記錄下來，隨後，考古學者開始對二里頭長達60年的發掘，一個註定載入中國考古學史的名字由此漸為公眾熟知。
（二）你能想象得到嗎？這裡是“最早的中國”
“我們從哪裡來？我們走向何方？中國到了今天，我無時無刻不提醒自己，要有這樣一種歷史感。”在第二屆“讀懂中國”國際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
10月20日，舉行過開館以後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第一次對公眾開放。還不到9點開放時間，就已經有大批遊客等候在博物館門口。從最近的洛陽龍門高鐵站到博物館所在的偃師二里頭村，開車也要一個小時車程。專門從鄭州趕來的歷史愛好者韓楊早早就等在博物館門口。
“大家不都說，這是最早的中國，所以就想看看最早的中國到底是什麼樣子。”昨天上午，韓楊手機中的新聞APP就開始推送關於二里頭的消息，有新聞報道，也有學者和網民們的爭議。這也更加刺激了她的好奇心。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副館長趙曉軍告訴記者，經歷了一個甲子的發掘，二里頭遺址出土了眾多考古“中國之最”：中國最早的雙輪車轍；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幹道網；最早的“紫禁城”——二里頭宮城；最早的有中軸線佈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宮室建築群；最早的成組多進院落宮室建築群；最早的國家級祭祀遺蹟和祭祀區域；最早的大型圍牆官營作坊區；最早的青銅器製造作坊和綠松石器製造作坊；最早的青銅禮器群、玉質禮器群……除此之外，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還是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這麼多的“中國之最”意味著什麼？
“你想想看，在世界上很多文明還矇昧未開的時代，中原大地上有這樣一個鱗次櫛比的大都市，它有兩萬到三萬人居住，城中排列著寬闊的井字大道，它足足有20米寬，相當於現代的四車道，青銅製的戰車在其中疾馳；城的中央，大型的宮殿建築環繞著中國最早的‘紫禁城’，昭示著王權的尊嚴；而在城區南面，青銅器作坊中火花飛濺，綠松石作坊中光彩盎然，堪稱中國最早的高科技基地。這樣的文明，本身不就是一顆璀璨的明珠麼。”腳踩著誕生二里頭的土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院、二里頭考古工作隊第三任隊長許宏時常暢想起“最早的中國”的模樣。
在著作《最早的中國》中，許宏第一次將二里頭和“最早的中國”畫上等號。在他看來，二里頭遺址是東亞地區青銅時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遺址；二里頭時代的二里頭都邑，是當時的“中央之邦”；在二里頭，第一次完整出現了代表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發達程度的宮廷禮制，而且與後世的商周無縫銜接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二里頭文化所處的洛陽盆地乃至中原地區，就是最早的“中國”。
在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中，最令人驚豔的展品莫過於一條長近70釐米的綠松石龍。“你想象是個什麼概念嗎？”二里頭考古工作隊副隊長趙海濤介紹說，這條龍由2000餘片綠松石組成，巨頭蜷尾，龍身曲伏有致。其製作之精、體量之大，在早期龍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見，堪稱中華民族“龍圖騰”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
（三）身份之謎：專家多次論戰 到底是不是“夏都”
“最早的中國”找到了，它屬於哪個年代？
燈光打在綠松石上，“龍圖騰”似乎有話要說。如果說，二里頭是商周文明的直接源頭，那麼，故老相傳治水、定九州的大禹，又是否是我們的祖先？遺憾的是，時至今日，圍繞著“二里頭”身份的爭議從未停止。如今，支持者們認為，二里頭就是“夏都”。而謹慎者則認為，沒有出土文字的實證，二里頭便始終不能與文獻中的王朝——“夏”建立直接關聯。
這背後是夏文化研究的所面臨的窘狀：古史文獻的描述與考古實物之間，始終無法完全對應，缺少一項直接、可見的實物證據作為連接——如殷墟甲骨這樣的出土文獻。
2019年10月19日，“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面向專家學者、媒體記者首先開館。當天早上的開館儀式前，許宏早早站在大廳裡，與相熟或者不相熟的人寒暄握手。在微博上，這位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擁有近百萬粉絲，稱得上是一名考古學大V。
作為二里頭發掘工作如今的領導者，許宏在二里頭的身份認定上十分謹慎，即使所在的這座建築已經被冠以“夏都遺址博物館”的名頭。
“我只能說，二里頭很可能是夏，極可能是夏，但如果找不到直接的文字證明，我絕不會說，這就是夏。”
“夏本身就是從文獻上來的，如果找不到文字的東西去證實，怎麼能把傳世的文獻和考古發現的盆盆罐罐一一對應呢？這是一個基本的常識，王國維先生就提出了‘二重證據法’”。”在接受東方今報記者採訪時，他仍認為，不能說二里頭就是“夏都”。
臺灣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黃銘崇則表示，如果沒有字證，沒法說二里頭“100%”是夏王朝，“連大陸許多學者也這樣認為”。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持同樣學術觀點，他同時強調，現在沒有人懷疑殷墟是商，為什麼？因為發掘後，甲骨文與傳世文獻能夠互證，確鑿無疑地證明了商代的存在。
對於許宏來講，直接發掘者的身份、公眾面前的活躍度，讓其代表謹慎者，站在了爭論的風口浪尖。
2018年4月22日三聯新知大會上，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慶偉與許宏就“夏代信史之爭”展開了討論。孫慶偉認為：過於依賴王陵、文字等偶然性的發現，“是把學科建立在偶然性的基礎之上，這實際上偏離了考古學探討問題的軌道。”孫慶偉主張“歷史語境下的考古學”研究方法，既從傳世文獻的角度詳細考察夏代的王世、積年、都邑、族氏和重大史事，又用“文化比較法”重點對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龍山時代諸遺存和二里頭文化進行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礎上論證夏代的信史地位。
在現實中，兩人多次在各類會議上面對面爭論，幾乎每次公開碰面都火花四射，針尖對麥芒，北大著名學者李零、朱鳳瀚、趙輝、徐天進等也都參與其中。
（四）二里頭把公認的、可追溯的中國文明史前推了300多年
如果二里頭不是夏，那它會是什麼？
對此，連許宏也對記者說，“我也說，它最可能是夏，極有可能是夏，但關鍵是沒發現文字，沒法板上釘釘”。
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李伯謙則認為，二里頭身份認定的背後，其實是東西方學術觀點的碰撞。
“西方學者流行的觀點是，只有發現文字，才能證明身份是什麼，我們覺得這樣看不全面。我的看法是，文字只是當時的一種遺存，但是和它同出的玉器、石器、陶器、銅器難道不反映當時社會的面貌嗎？我認為，二里頭遺址’夏都’的名頭坐的很穩，這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重要成果，也是綜合多學科研究的結果，不能僅憑是否出土文字來判斷。”
“在夏商甚至更早的時代，文字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甲骨文也更多用於祭祀，找不到夏的記載並不能影響二里頭和夏的認定。”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副館長趙曉軍覺得，在古書中夏的活動範圍，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座王都，周圍又沒有與之相媲美的遺存，這樣彼此印證，如果坐不實二里頭“夏都”的身份，豈不是很冤。
儘管學術上爭得十分熱鬧，但學者之間相處卻一團和氣。即使較為謹慎的學者也都承認，時至今日，無論“姓不姓夏”，二里頭的學術意義並不會打折，因為“二里頭就在那裡”。
“二里頭是考古學家一鏟一鏟挖出來的，它真實再現了公元前3800年到3500年左右的中亞地區中國最強大王朝的文明，對建立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有很大幫助。”陳星燦說，二里頭最大的價值是把世界公認的、無爭議的早期中國歷史由商向前推了300多年。而在此之前，國外對中國文明只承認到商周。
“《劍橋中國史》當時是從商開始寫起的，但現在西方學界已經開始認可二里頭。”陳星燦告訴記者，二里頭無論是青銅的使用還是禮樂制度，與商周一脈相承。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沒有誰可以取代二里頭。
（五）爭議中定名“夏都”：你總要給老百姓一個交代吧
荏苒六十年，二里頭的身份何時真正能夠“撥開雲霧”？
在坊間，圍繞著二里頭的爭議則從現實中蔓延到網上。有網友發表文章稱《必須把許宏調離二里頭，否則，夏朝得不到實證》，也有人說，作為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許宏缺少“夏的情懷”，“甚至有可能把關於夏朝的證據偷偷毀滅了”。
“這些與我沒有關係的。”儘管對於考古學者來說，這樣的質疑有些過頭，但許宏不以為然。他對記者說：“民族情感我理解，但學者是從材料、證據和邏輯推導過程，至於學術以外的、不用學術思維的質疑跟我無關。”
也有幾個網帖稱，“二里頭稱不上是“最早的中國”，位於錢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才是最早的中國”、“二里頭不是夏都，陝西陽城才是夏都”。對此，許宏、陳星燦等專家均表示，學術上的爭鳴可以有，網友的情感也可以理解，但考古是一門講究科學的學科，還是要以證據和文獻為準繩。
而在官方層面，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命名也曾經幾經周折。2017年3月23日，國家文物局在回覆洛陽市文物局《關於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項目選址的請示》的批覆文件中，曾明確提出“我局建議該遺址博物館名稱中不含’夏都’”。不過，洛陽文物局2018年12月在徵集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館徽設計方案文件中，卻使用了“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館徽徵集方案的名稱。同年12月7日，國家文物局官方網站以行業資訊的形式轉載了這一徵名公告，並沿用了洛陽文物局中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稱呼。
到了今年7月12日，新華網刊發消息稱：記者從洛陽市文物局獲悉，河南省編辦同意將原二里頭遺址博物館正式更名為“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至此，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官方認定”完成。
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在10月18日下午召開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新聞媒體吹風會”上，洛陽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魏險峰在發佈詞中明確表示，二里頭遺址“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王朝——夏代中晚期的都城所在”。坐在一旁的，正是同樣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
他對東方今報記者說，儘管學術爭鳴還在繼續，但博物館冠以“夏都”也“未嘗不可”。“現在只是缺少了學術認定的一環，但從老百姓的立場上講，你挖了這麼多年，總要給一個交代吧：二里頭是什麼，它和仰韶文化有什麼不同？從這個意義講，二里頭是最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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