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去年那輪首播已半年有餘，《長安十二時辰》在這個春季依然高居各大視頻網站熱播前列。長安城的光彩與富麗在影像中重生，緊張激烈的劇情使觀眾目不暇接，演員火了，臺詞紅了，連“水盆羊肉”“火晶柿子”也成了全網搜索的美食。
這個盛唐版本的“反恐二十四小時”原著小說出自作家馬伯庸之手，他原名馬力，目前共出版長篇小說九部，歷史紀實一部，短篇集四部，十餘部著作授權改編成影視遊戲作品，長篇系列小說《古董局中局》的電影版也已開機。
馬伯庸素有“文學鬼才”之名，他的作品既有天馬行空的腦洞大開，也不乏嚴謹厚重的史料佐證。
他將自己的寫作風格形容為“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在歷史邊緣的空隙間，馬伯庸細緻鑲嵌了超逸的想象，筆如游龍，旁徵博引，溝通雅俗。
大事不虛，小事不拘
去年底，在望京的一家咖啡館裡見到馬伯庸的時候，他正眼盯筆記本電腦的屏幕，在鍵盤上奮力打字，指速飛快。挑個人來人往的公共場所寫作，是他多年的習慣。
《長安十二時辰》的靈感發源於知乎的一個問題“如果你來給《刺客信條》寫劇情，你會把背景設定在哪裡?”馬伯庸的回答收穫應者雲集的點贊數，他用洋洋灑灑的幾千字勾畫出大唐長安的光華、望樓林立的威嚴、突厥狼衛的潛行……
“盛唐長安是中國人遙想的永恆之城，歷代文人墨客接力描摹，上千年來，我們為什麼不斷傳頌它?因為這座都城的開放與包容突破了時代的侷限。”馬伯庸說。他將故事時間定在了天寶三年，這一年看似無大事發生，但帝國的權力中樞，裂紋蔓延:當了29年太平天子的唐玄宗李隆基納了前壽王妃楊太真，沉迷後宮。宰相李林甫操控朝政，羅織罪名構陷太子李亨。同年，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任范陽節度使，恩寵日隆。
風平浪靜又危機四伏，適合排演驚心動魄的大戲。馬伯庸想請李白擔綱，但一翻史料，詩仙此時正在山東地區遊歷。
“我寫小說的原則是‘大事不虛，小事不拘’，讓李白回到長安，與事實相悖。況且李白一生行跡，相當完整，穿插進虛構的情節，生硬勉強。我希望找一個人物，此人在歷史上需有根基，但留下的記錄不必太多，階層不必太高，這樣發揮的空間大。”馬伯庸說。
獨眼死囚張小敬扛起粉碎陰謀的重任。關於張小敬其人，僅在唐朝小吏姚汝能所著筆記《開元天寶遺事安祿山事蹟》中，有草草一行記述:“騎士張小敬先射國忠落馬”，至於出身、相貌、生卒一概不詳。《長安十二時辰》中，天寶三年元月十四，長安百姓正在渴盼著上元節的璀璨燈火，毀滅與破壞的計劃在坊間吐著毒信，前“不良帥”張小敬與天才少年李泌通力合作，開啟了大唐版“反恐二十四小時”。
最關鍵的部分在於設計人物動機，張小敬即將性命不保，為何還要為調查奔波?馬伯庸說，他不是為了炫耀能力，更不是為了官爵恩賞，而是為了守護這些營營役役的平民，守護這座繁榮安詳的城市。書中的張小敬告訴姚汝能，“對達官貴人來說，這些人根本微不足道，這些事更是習以為常，但對我來說，這才是鮮活的、沒有被怪物所吞噬的長安城。在他們身邊，我才會感覺自己活著。”
馬伯庸認為，這種眾生平等的理念和對個體生命的珍惜，能引發現代人的共情。大家愛看過去的人與事，歸根結底就是希望投過遼遠的一瞥，在同高度的芸芸眾生裡，搜索到自己的影子。
故事的內核發人深省，器物的還原細緻入微，為了重現唐朝的日常生活和市井百態，馬伯庸廣泛涉獵了大量專題論文與考古報告，將典章禮儀、食貨物價爛熟於心。《長安十二時辰》有一處描寫，可見功力:野心勃勃的元載看到被綁架的王家姑娘頭上戴著金絲楠木簪，憑藉對材質的熟稔，判斷她定是個官宦千金，曲意奉迎，收穫好感，攀上高門。這個細節，透露出馬伯庸對於唐代女性飾品的紮實考證。
《長安十二時辰》的電視劇效果遠超預期，提供了文字不能企及的視覺效應。除了關心劇情外，觀眾裡有研究盔甲造型的，有醉心建築樣式的，有愛上胡舞的，還有考據音樂的。
他說，作品能充當索引，激發多維度的討論，是寫作者最期待的反響。
在喧鬧中勻速行進
2015年對於馬伯庸而言是個特殊的年份，他從工作十年的施耐德電氣公司離開，轉型成專職作家。
做出這一決定，馬伯庸很理性，“稿費收入超過了主業，當時當上了小主管，感覺發展到天花板了，從性價比來說，還是專心創作更划算。”
自由職業最常見的危險就是失序，擺脫打卡的約束，很容易放縱拖沓。為了保證效率，馬伯庸清晰切割了日程:每天七點起床，把兒子送到學校後，找地方寫上一天，下午五點半準時收工，回家關上房門，放空大腦，陪伴家人。
挑揀具體的寫作環境，他有個異於同行的怪癖:必要嘈雜。
馬伯庸說，這是個後遺症。小時候，因為父母頻繁調動，他轉學13次，在哪裡都待不長，自然難交朋友，缺少小夥伴，只能用讀書排遣寂寞，看得多了，便也技癢，上初中的時候，常開小差，在本子上劃拉著武俠、科幻，耳朵還要豎起來，聆聽周圍的動靜，如果四下喧譁，放心極了，老師在講題，同學在討論，沒人注意。就怕空氣突然安靜——老師正站在身後或者對面，臉色陰沉。整治馬伯庸，老師不罰不罵不請家長，“你寫的什麼，站起來給大家讀讀。”多次示眾，落下陰影，當馬伯庸成為知名通俗作家後，周邊無聲，便會莫名緊張，心絃緊繃。
羞澀敏感的男生馬力會時不時地造訪39歲的馬伯庸。採訪前，筆者在心中描繪了一個開朗健談的形象，卻沒有想到，見到陌生人——那個微博機靈、文字飄逸的“馬親王”，既拘謹，又溫文，直到聊至酣處，急智詼諧的特質才漸漸釋放。
辭職後，馬伯庸的創作進入井噴期:《古董局中局3》《古董局中局4》《馬伯庸笑翻中國簡史》《文化不苦旅》《長安十二時辰》《草原動物園》《顯微鏡下的大明》，在這五年相繼出版。不久後，又會有本40萬字的新書問世。
談及出書的迅捷與讀者的讚譽，馬伯庸自謙:“沒天賦，只是堅持。”每天，他會寫出大約4000字，如果狀態好，能到8000字。思路枯竭的時候，關上電腦，開始跑步。運動將馬伯庸的體重削掉了13公斤，較之網絡流傳的舊照片，他的臉龐添了分清俊，天藍襯衫，白皙膚色，配上趣味盎然的語言，恍惚間，這個6歲孩子的父親，依稀還有少年模樣。現在回望1999年左右的作品，他恨不能“踢自己”，覺得“特幼稚”“沒文采”，比照同在網絡論壇上開啟文學嘗試的同輩人，他常有驚豔之感，自愧不如。
那些名噪一時的ID頭像灰暗，筆墨飛揚過的年輕人碌碌生計，隱沒人海。
“畢業工作，結婚生子，他們先後放棄了寫作，而我一直不間斷產出，如果說我有什麼長項，那就是勤勞，任何行業，只要持續練習，水平就能穩步上漲。”馬伯庸說。相比早期作品的隨性，以雜糅、惡搞的形式顛覆正典，他2005年的第一部長篇《風起隴西》被視為風格轉換的界碑，“歷史可能性小說”成為主攻方向。
現在再看，《風起隴西》文字磕絆，翻譯腔濃重，把冷戰間諜類型小說寫法融進三國框架中，屬於拉郎配式的嫁接。但馬伯庸說，這本書是探索的起點，集合了他成熟期主要的創作特徵:一是注重古代生活細節的精確;二是植根現有史實，注入現代思維，渲染塗色，尋隙補白，做出全新的解讀。
馬伯庸算是網絡的嚐鮮人，如今，資本強勢介入，網絡文學大IP增值成了錢袋叮噹的生意，他卻退回到書籍和雜誌的傳統載體。對於這個名利高懸的江湖，馬伯庸的評價兼具了兩面性——一方面，他感到慶幸，“縱覽整個中國史，這是文人的黃金年代，不必行卷干謁，不用阿附權貴，也無需得到主流文學界的認可，只要能寫，在網站上聚攏起幾十萬上百萬的讀者，便能賣文為生，豐衣足食。”但他同時憂慮，“網文需要以‘爽點’來留住老讀者，吸引新讀者，俯就與討好會讓質量下滑，‘瑪麗蘇’‘傑克蘇’不夠，又一窩蜂寫起‘甜寵’，未來還將降級到什麼地步?”
馬伯庸說，自己寫不了時下流行的網絡文學，因為創作模式與平臺不合拍，沒法保持每天更新的高強度輸出，還是更喜歡寫完一本再出版的方式。
他選擇自控節奏，沉浸在感興趣的內容中。
《古董局中局》系列問世後，每次籤售會上，馬伯庸都會迎來一類特殊訪客，來人將紅布裹著的瓶瓶罐罐放在桌子上，鄭重打開:“您是行家，給估個價?”見得多了，馬伯庸應對得很程序化:“請您找馬未都老師，我是寫小說的，真不懂鑑定。”作品的感染力，可見一斑。
間隙時，馬伯庸還是會以閱讀自娛，自2014年起，每至歲末，他都會發布一份書單，不是簡單的羅列書名，也不照抄推介營銷的詞句，而是真誠地分享所讀所思所悟，千言起步，近兩年長達萬字。12月21日，2019年度書單發佈，導語中有句感慨:“與其問道於浮雲，不如躬耕于山根。”
躬耕山根，勻速行進，應是成就“文學鬼才”的秘訣。
乘夢境之舟漂流草原
在馬伯庸的作品裡，《草原動物園》的調子最輕盈，它一唱三嘆，優美詩意，簡淡神秘。
小說脫胎於馬伯庸2013年的一個夢，草原上月光縹緲，他開著一輛解放牌卡車，邊上坐著位傳教士，後者喋喋不休著異域的語言，車後一群動物排列跟隨。
馬伯庸的故鄉是內蒙古赤峰，對於草原的記載，他一度痴迷，偶然讀到《綏遠志略》，書中提到一位叫華國祥的傳教士，去歸化城傳教時，帶了部電影機。馬伯庸覺得有意思，但一直想不到落在哪裡。
另一個毫不相關的事件給了他啟迪:晚清時北京有個萬牲園，因為入不敷出，被迫拍賣了所有動物。傳教、動物、草原交纏出了《草原動物園》: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柯羅威帶著萬牲園的動物們，歷經磨難，到達赤峰，建起動物園。這座城裡，薩滿、喇嘛、和尚平和相處，通獸語的男孩與化馬形的守園人命運交匯。
即使在這個魔幻的空間中，作者也不敢信馬由韁，傳教士的教堂在哪裡、組織架構如何、怎樣辦理去草原的手續……馬伯庸特地回了趟老家，實地考察，專門蒐羅了這些瑣碎，比對記錄。
初稿中，柯羅威搭乘膠輪馬車，經馬伯庸核實，第一輛膠輪馬車在宣統年間才進入中國，定稿裡，這輛車被改成了榆木的花軲轆馬車。馬伯庸一如既往，將邏輯自洽的想象鑲嵌在凝固的歷史邊緣，不干擾走向，不混雜年代，帶鐐起舞。他曾在一封寫給教廷的書信裡看到這樣的抱怨:“我們在中國的傳教事業進行得艱難，因為這片土地的人民有種錯誤的觀念，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天堂與救贖。”
馬伯庸說，他想在這本小書中探索信仰的問題，中國是個多元社會，海納百川，信仰共存。《紅樓夢》中，一僧一道結伴的和諧圖景便是這種態度的體現，不給出結論，讓讀者思考，目的就達到了。
柯羅威的諾亞動物園毀於大火，但大象歡騰、長蟒盤結、狒狒嬉鬧的景觀印刻在赤峰人的夢中，吟唱流傳。夢是人類想象抵達的終極自由。意義大於結局。
馬伯庸的兒子到了上學的年紀，當被問起如果孩子索要父親的著作來看，他會挑出哪一本時，答案脫口而出:《草原動物園》。
書中對柯羅威做出瞭如下評價:“一個人可以固執，也可以異想天開，當這兩種特質合併在一起時，他就會變成一團跳躍的火，一臺上足了氣的蒸汽機。”
這是對於孩子性情的默默期許，也是對《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張小敬、《古董局中局》中的許願等角色的集中概括，更是馬伯庸自身的鏡像。
拆除學術與大眾間的藩籬
2019年，暢銷書作家馬伯庸出版了一本體裁冷門的非虛構作品——《顯微鏡下的大明》，目前雖已賣出25萬冊，在同類圖書裡遙遙領先，但與印數上百萬的前作們比，銷量微薄。從花費的精力與時間來看，這是個賠本買賣，僅開篇《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一文，馬伯庸便準備了兩年多。
馬伯庸卻說，用七百天完成沉寂事件的“起死”，他大賺了一筆經驗值，對於自我的提升，影響深遠。
《顯微鏡下的大明》將一根探針插進了明朝政治的肌理，望聞問切:《學霸必須死》中，基層和中層在政策管理方面多回合博弈;《誰動了我的祖廟》通過平民視角，揭示了司法體系的微妙;《筆與灰的抉擇》裡，縣級官員權衡利害，在重大議題上驚險走過蹺蹺板;《天下透明》裡，黃冊庫的建立和倒掉被逐步解析，燭照著王朝的興盛與崩潰。
2014年，一位喜歡明史的朋友給馬伯庸講了萬曆年間的稅案騷亂，引起了他的關注。這就是“徽州絲絹案”，過程跌宕，牽連眾多，在《明實錄》裡卻只有十餘個字的記載。
史書的重心在於廟堂精英，小民的喜怒哀樂往往會被忽略。馬伯庸抽絲剝繭，參考論著，硬啃繁體豎排的原始檔案，謙遜地向學術圈求助。順藤摸瓜，獲知了其他幾樁案件。
資料的收集一波三折。寫《誰動了我的祖廟》時，馬伯庸在知網看到一篇論文，裡面有個註釋，說某份文檔收藏在社科院的圖書館中，他直奔過去，吃了閉門羹，原來這個圖書館需要證件和介紹信才能進。峰迴路轉，接待處的小姑娘正好是馬伯庸的書迷，指點他找一位老師求助，馬伯庸獲得此人引薦，結識另一位該領域的專家。他買回刊載有這位專家學術觀點的雜誌，整個春節都在研讀中度過。
這些案件長期釘在研究者的封閉世界裡，學術的枯燥深奧在大眾前豎起了道道藩籬。在浩瀚如煙的故紙堆裡一潛到底，馬伯庸卻以精煉幽默的表達，提取出接地氣、有內涵的故事，深入淺出，撥雲見日。
《顯微鏡下的大明》出版前，浙江師範大學的李義瓊老師幫忙推敲了書中的粗疏漏洞，她寄語馬伯庸:“希望你用妙筆，讓史學研究走向大眾，這也是我的心願。”
馬伯庸看來，非虛構這座大廈，是由“事實”的混凝土預製板搭建而成，但在堅硬的混凝土深處，還有一根根文學的鋼筋在支撐。“我只是一個轉述的翻譯，這本書的誕生，應歸功於這些默默無聞的可敬學者。”在寫作過程中，徽州絲絹案裡的帥嘉謨帶給馬伯庸強烈的心靈震撼，此人一介草根，在法制不健全的威權社會中，抗爭八年，為民請命，願望達成，慘遭發配，雖為螻蟻之軀，卻堅如磐石，他說，這位悲劇英雄凝結了永不黯淡的人格魅力。
寫完《顯微鏡下的大明》，馬伯庸自認“將歷史看得更清楚”，他的視角開始下沉，傾向從底層發力向上發揚的研究方法。他透露，新小說主角是一位南京小捕快，將藉由他的際遇，折射出永樂年間疏浚京杭大運河、遷都北京的宏大背景。他希望搭乘《長安十二時辰》熱播的東風，攥緊談判權，用徽州絲絹案試水，做成一部八至十集的短劇，完成受眾規模更大的傳播。
等待素材攢足，馬伯庸還想續寫《顯微鏡下的大明》，在他看來，明朝作為古典中國的尾聲，萌生出現代中國的雛形，這個理想樣本的曲折幽微，一部紀實遠沒有拆解完畢。“不進到最深處去弄清楚原初的驅動力，永遠只能欣賞到表面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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