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電影手冊》集體辭職,他們所做的,是為了電影真正的迴歸

疫情肆虐,多家公司面臨倒閉的危險。


一些從事影視娛樂行業的職員,最擔心的或許就是被迫辭職的消息。


拍攝計劃延期,餐飲業、影院全面停滯的狀態,也讓群演、駐唱歌手、寫手等自由職業者,經受不小的生存壓力。


偏偏在眾人祈求職業平穩的時候,卻有人主動辭去工作。


這便是不久前發生在法國的事:任職法國著名雜誌《電影手冊》編輯部的15名成員,全部辭職。


法國《電影手冊》集體辭職,他們所做的,是為了電影真正的迴歸


2009年,以斯蒂芬·德洛姆為首的編輯團隊接棒《電影手冊》。


11年後,當雜誌社換了新東家,德洛姆帶領編輯部全員離職。


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由商人、製片組成的新股東,與他們這幫老人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友善時髦”的市場需求與“批判性出版物”間的利益衝突


法國《電影手冊》集體辭職,他們所做的,是為了電影真正的迴歸


從發表的聲明來看,爭論在於市場媚俗化藝術純粹性


這裡的“媚俗”,取米蘭·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裡的解釋:


媚俗讓人接連產生兩滴感動的淚滴,第一滴眼淚說:瞧這草坪上奔跑的孩子們,真美啊!第二滴眼淚說:看到孩子們在草地上奔跑,跟著全人類一起被感動,真美啊!只有第二滴眼淚才使媚俗成為媚俗。


在非理性思考後,僅屈從於別人的觀點與感動,是一種不假思索的大眾諂媚。這也正是新股東對《電影手冊》編輯的要求。


與永不妥協、敢於言說的“叛逆性”戰鬥精神背道而馳,甚至丟了針砭時弊、學術性較強的文章風格。8名製片人的加入,對影評的純粹客觀性造成不小的影響。


法國《電影手冊》集體辭職,他們所做的,是為了電影真正的迴歸


或許有人會說:只是一本關於影評的雜誌工作而已,至於鬧成這樣嗎?


理論上沒毛病,可若將這番見解放到《電影手冊》的編輯們身上,的確不合適。


劍走偏鋒,反叛到底,這一“手冊派”作風還得追溯到創刊大拿——


安德烈·巴贊


法國《電影手冊》集體辭職,他們所做的,是為了電影真正的迴歸


熟悉世界影史的人都知道,安德烈·巴贊提出了一整套電影現實主義理論,被稱為“電影的亞里士多德”。


這樣一位大佬創辦《電影手冊》,其原因是對於當時法國電影現狀的不滿。


首先是電影市場大環境。


二戰後,美國借經濟援助協議,向法國輸出大量好萊塢電影,致使法國電影完全喪失了本土號召力。


打個比方,當時一年的院線分配比例是:法國電影總共放映3個月時間,剩餘9個月時間則被美國電影獨霸


同時,經歷二戰創傷的法國電影業無力抗衡,只能效仿好萊塢,依賴大製作和明星獲取利益。


這時,巴贊以《電影手冊》為前沿,號召年輕電影工作者,一方面拍攝直面生活的紀實電影,一方面也從思想上改變觀眾固有的觀影習慣。


自此不僅影響了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創作,還滋生出一批法國電影新浪潮的得力干將。


法國《電影手冊》集體辭職,他們所做的,是為了電影真正的迴歸

△戈達爾與特呂弗


另一件事,則是對思想界權威薩特的反駁。


法國知識分子,的確容易在思想上走極端,比如薩特。


看慣了美國輸入的商業電影后,以薩特為首的知識界開始一味反對舶來品,這其中就包括奧遜·威爾斯的《公民凱恩》。


老實說,薩特對《公民凱恩》的批評有些雞蛋裡挑骨頭,說這是“過於文學性”的電影。可笑的是,對於商業片他又稱其沒有文學思想。


這時,巴贊第一個站出來反對,藉助《電影手冊》,從電影視聽語言的角度,客觀讚揚《公民凱恩》在影史上的意義。


法國《電影手冊》集體辭職,他們所做的,是為了電影真正的迴歸

△《公民凱恩》中備受讚譽的廣角景深鏡頭


讓電影反映現實,讓電影評論不再屬於文學評論的附庸。這兩點針對市場與思想的“反叛”,使《電影手冊》的意義不容分說。


此外,《電影手冊》還產生了一個重要的電影批評方式——


作者論


小說最重要的是源自作家對素材的積累與整理,並加以二度創作。同樣,導演對於影片整體風格的把控,其作用也不容小覷。


獨特的視聽語言,與個人影像風格,的確能為一部作品添磚加瓦。


如果說,當今各大獎項中最佳男女主是明星效應的遺風,那麼大眾對於最佳導演的關注,則需歸功於由作者論形成的電影工業導演中心制。


例如希區柯克,雖說懸疑驚悚片商業性較強,但《電影手冊》對其視聽語言推崇備至,並事無鉅細地談論一些技術性操作,也使希胖為更多影迷所熟知。


法國《電影手冊》集體辭職,他們所做的,是為了電影真正的迴歸

△一個時代的朝聖:希區柯克與特呂弗


另外,《電影手冊》也培養了一批導演人才。之前反覆提到的特呂弗、戈達爾,大部分都曾在雜誌社做過影評工作。


在觀點的輸出以及多樣性審美方面,《電影手冊》是影壇權威。


特別是年度十佳,基本上標榜的還是藝術性、思想性為主的作品,這與市面流傳的一些商業性、人際性獎項大不相同。


在華語電影的世界性傳播上,《電影手冊》的作用也有目共睹。比如王家衛、侯孝賢、吳宇森、賈樟柯等導演,與《電影手冊》關係較為密切。


近些年,雜誌就曾對《路邊野餐》做出“給中國電影注入一劑強心劑”的評價,並將導演畢贛視為未來中國電影的一匹黑馬。


所以,《電影手冊》一直以來推崇的反叛、自由、客觀的創作邏輯,以及為藝術片保留一方淨土的做法,是編輯們的準繩。


法國《電影手冊》集體辭職,他們所做的,是為了電影真正的迴歸

△片場的畢贛


論及“辭職事件”在電影界會有如此大震動的原因,除了《電影手冊》自身的歷史意義,還有一個重要的情感因素——


迷影情結


你可以用精神、信仰,來形容電影之於那15位編輯的意義,但在我看來,電影更像是一個承載著一定消遣意義的幻夢,讓人沉醉流連。


在齊澤克眼中,電影就像是“瘟疫”,讓觀眾在極高的熱度下迸發生命的狂躁與激情;


在奧遜·威爾斯心裡,電影不過是“發明給成年人最好的玩具”,若是動了他們的心頭好,成熟的年歲也會撒嬌哭鬧放大招。


法國《電影手冊》集體辭職,他們所做的,是為了電影真正的迴歸

△斯拉沃熱·齊澤克,斯洛文尼亞思想家,偏愛以拉康理論解讀希區柯克的電影。


就像電影《戲夢巴黎》中描繪的那樣:伊娃·格林的身影,與五月風暴的呼嘯,全部映射在法國電影資料館的磚瓦與銀幕上。


既然說到法國的“電影教堂”法國電影資料館,就不得不提其創建者,亨利·朗格盧瓦


二戰爆發,北線潰敗,巴黎淪陷。這時還在前線作戰的朗格盧瓦面臨一個選擇:


繼續向南參加戰鬥,或者回到巴黎保護老電影拷貝。


顯然,在德軍文化圍剿的逼迫下,朗格盧瓦選擇了後者,並與好友分散性地秘密隱藏拷貝,甚至連彼此都不知道對方埋藏拷貝的具體位置。


“他愛電影勝過生命。”這是對朗格盧瓦痴迷光影的最好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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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夢巴黎》中的伊娃·格林,身後便是法國電影資料館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在資料館與法國政府合作期間,也遇到了一些麻煩。


朗格盧瓦沒有向上層透露經典拷貝的來源,致使上層施壓,試圖使其辭退館長一職。


這一行為觸及了影人的底線。於是,特呂弗、戈達爾、阿倫·雷乃、讓·雷諾阿等40位法國導演以《電影手冊》為陣地,聯名抗議。


同時,300多名記者、影評人、影迷進行集會,主動禁止觀看上映的任何電影。


另外,遠在好萊塢的卓別林、奧遜·威爾斯,也禁止法國的發行商放映自己的作品。


“朗格盧瓦事件”的結局,是成功的;可如今,《電影手冊》的結局卻很難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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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朗格盧瓦(中間)


見證了風雨的《電影手冊》,也終將沉淪在風雨的侵襲中。何以至此?


時間、時代之不可逆


首當其衝的,是評論的方式。


互聯網的興起,以及電影平臺的評分機制,讓大眾上升到影評者的位置。


一時間,觀後感式的短評也能成為左右觀影的決定因素。相反,一些對影片美學的客觀分析,則只對小眾群體產生有限的影響。


電影的藝術性與客觀性,漸漸隨著評論的泛化與庶民化,失去了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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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影評內容的混雜。


電影資本對於評論的滲入,或者說影評作為宣傳的重要一環,失去了原有的韌性與鋒芒。


如今的影評,融入了新聞與八卦快訊,一些影評大號也漸漸從之前的觀點輸出變成了對明星消息的關注、社會現象的闡發,以及故事內容的概括。


大眾化的趨勢,對影評內容的改變,的確起到了“摧枯拉朽”的破壞力。


還有,就是平面媒體的難以為繼。


2017年,擁有13年曆史的《看電影·午夜場》雜誌停刊。


此次停刊不僅是電影雜誌內部運營的問題,也為整個紙媒時代敲響了晚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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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7,《看電影·午夜場》回顧


一切都不在了,曾經的國內影評人,活躍在上世紀80年代的大佬門,只有幾個還在維持著獨立純粹的興趣。


一些影評人則轉行做了導演,比如“雲舅”李雲波,拍完《正常呼吸》後的他,正在籌備一部武俠片《無名狂》。


另一些學院派的教授,雖說坐擁校園寶座,但吸引力只限於過往。“戴爺”戴錦華也從專門研究電影,轉而成了比較文學、女性文學研究領域的教授。


在這必然的商業趨同與大眾性的通俗易懂中,除了勉強的堅持與時代的背影,我們還能看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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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最最痛心的,是關於阿涅斯·瓦爾達的死。


在紀錄片《臉龐,村莊》中,阿涅斯去拜訪老友戈達爾,結果被放鴿子,老太太哭得一塌糊塗。


當時只覺是沒見到老朋友時的失落,然後不著調的戈達爾還傷了別人的心,可細想想門上的留言,遠不是這麼回事。


“在杜阿爾納納鎮”

“走進藍色海岸”


一個是當年,戈達爾與女友安娜,阿涅斯與丈夫雅克·德米,四人經常去的一家餐館。


一個是阿涅斯拍攝的一部電影。


無論如何,都是對過去的追憶,是已經回不來的人,也是那段永不再來的燃情歲月。


法國《電影手冊》集體辭職,他們所做的,是為了電影真正的迴歸


阿涅斯去世後,戈達爾接受記者採訪,沒有落淚,只是說了句:


“現在,真正的新浪潮,只剩下我和雅克·羅齊耶了。”


也是在去年,戈達爾的“光影繆斯”安娜·卡里娜去世。


屬於新浪潮的時代,來得激烈,也去得激烈。


可就像阿涅斯留下的話一樣:“感謝你的回憶,不感謝你緊鎖的大門。”


人不在了,電影還在,戈達爾依舊手持導筒,拍攝了《影像之書》。這是寫給光影的情書,也是寫給故人的詠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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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達爾與安娜·卡里娜


時光留不住過往,卻能見證我們的風骨。


《尋夢環遊記》中的墨西哥小男孩,在地底世界的一番探尋後,意識到真正的死亡不是肉體的消失,而是不再有人記住你。


我們嚮往過去,出於對當下的不滿意,也出於一種徹底的愛。


不願忘記那段日子,甚至因此忘了該如何在當下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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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巴黎》,是對於過去深深的眷戀


這個世界還需要影評嗎?


其實,這句話應該反過來自問:你覺得這個世界應該需要怎樣的影評。


姜文在《邪不壓正》中倒是把影評人諷刺了一番:“每篇影評只有5個字,我耽誤誰了?”


不過影片還是給了華北第一影評人潘公公一個不錯的結局——站著死。


或許這個世界對影評的態度變了,可做這一行的人,該有的風骨還是不能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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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望法蘭西,不得不為這15位編輯發出由衷的欽佩。


他們做出了我們曾希望做的,而當下卻否定了的事。


他們告訴我們,這個世界上還有一種活法叫:


與其跪著生,毋寧站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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