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爭議的電影《長恨歌》硬是把上海片拍成了香港片

大家熟悉的《長恨歌》是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一首長篇敘事詩,詩中主要敘述了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詩人可以藉著歷史人物和傳說,創造一個委婉動人的愛情故事,現代作家也創作了一部《長恨歌》,

雖然兩者之間並沒有聯繫,但是描述的故事都是關於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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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是中國當代著名女作家,她長期生活在上海,所以其作品大多數都是圍繞上海展開,1975年至今先後發表了《雨,沙沙沙》、《流逝》、《叔叔的故事》、《啟蒙時代》、《天香》等文學作品,1995年王安憶的《長恨歌》在《鐘山》上連載,以其獨特的語言風格和故事主題很快就引起了熱議,並與2000年獲得了文壇最高獎項——茅盾文學獎的肯定。

2005年,電影《長恨歌》上映,不過電影的口碑不如小說,目前電影在豆瓣評分6.0

氣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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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氣小說改編電影必定會受到質疑,另外《長恨歌》也是眾多導演們不敢觸碰的對象,所以香港導演關錦鵬對於這部小說的改編和翻拍自然就會受到更多的關注,電影《長恨歌》誕生前後,正是內地影壇為懷舊潮流多席捲之時,20世紀前期的上海,則以其特有的“海派文化”為眾多導演提供了創作靈感,因此很多人都會選擇“舊上海”這個背景來創作。

《長恨歌》具有豐厚的文化內涵和較高的藝術造詣,小說獲獎後,電影也相繼獲得威尼斯電影節歐洲藝術交流獎,如果你親眼見過老上海弄堂的航拍圖,就可以理解王安憶筆下對上海弄堂的描繪:“站在一個制高點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壯觀的景象,它是這城市背景一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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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是小說開篇的第一句話,也是整部小說的背景和基調,展現出來的是上海這座城市的變遷。“弄堂”就是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本源,也是上海人靈魂深處的情結。

所以說小說和電影最大的不同就是“味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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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恨歌》導演關錦鵬,以及主演鄭秀文、梁家輝,都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這在一定程度,削弱了小說中蘊含的上海味道。

《長恨歌》小說一開始作者就選取了五個最具有上海特色的意象:弄堂、流言、鴿子、閨閣、王琦瑤,她用描寫性而非敘述性的語言細膩地勾畫場景,全部都是上海日常,不吝嗇筆墨的鋪墊,從而營造出女主人公王琦瑤的出場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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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看了電影,觀眾也能夠理解和體會關錦鵬導演對上海元素的重視,但重視不代表成功,影片中上海情調是最初級的,在電影的前期,關錦鵬試圖用舊上海的舞廳音樂作為背景來渲染氣氛,不過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確實有種美輪美奐的感覺,只可惜導演的這些努力只能讓觀眾體會到嘈雜和跳躍,絲毫無法感受到上海的風情萬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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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夠真正領悟《長安道》小說作品中的精華,要好好的表現上海,弄堂就是最好的選擇,也是最重要的元素,因為上海的精神和煙火氣都在於此,雖然舊上海的電影片場也是一個表現上海的好意象,但是在大熒幕上觀眾看到的佈景,效果遠不如弄堂來的情真意切。

不過導演畢竟不是上海人,他對上海文化的熟悉與理解肯定不如上海本土作家王安憶,所以在電影中,關錦鵬導演也有意刪減了小說中關於上海文化的展示,不同於小說中耐人尋味的上海文化氛圍,電影《長恨歌》總是會透漏給觀眾一股來自香港的文化氛圍。

人物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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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盪悠悠三更夢。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頂!”

這原本是曹雪芹概括王熙鳳一生的曲詞,不過用來形容《長歌行》女主也很適合。

王琦瑤在上海打拼,耗盡一生,從她走出小弄堂,到成為上海小姐的那一刻,這座城市向她展現出妖嬈多姿的絢爛,誘惑她走入繁華深處,然而浮華過眼,王琦瑤這一生做過情婦,當過單親媽媽,還用金錢買過婚姻,愛過幾個男人,又被幾個男人拋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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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她只是收穫了短暫的幸福,因為她始終都握不住幸福,世事難料,歡喜悲辛難定,只能說落得個“意懸懸半世心,盪悠悠三更夢。”王琦瑤悲劇一生,最大的原因還是和她自身有關。

作為上海弄堂人家的女兒,王琦瑤在外表上是美麗的,她也知道自己可以靠臉吃飯,所以將美麗作為籌碼,遊走在自己所需的情感、利益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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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中,程先生對王琦瑤一見鍾情,用情至深。

為了王琦瑤,他拒絕了別人的求愛,終生未娶,只要王琦瑤需要,他總是能第一時間出現在王琦瑤面前,陪伴她,照顧她。眼看著王琦瑤與別人暗生情愫,他也會選擇主動退出,後來王琦瑤懷孕被放棄,程先生也會在她最困難的時候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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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小說中的結局是——自殺

程先生是一個多情、專情、有著紳士之風的上海男人,不過在電影中,卻改變了程先生的命運,不但讓他安然度過了各種政治運動,甚至還安排他與別人結了婚。

從程先生這個重要人物的改變上,我們就能發現編劇改變了很多,特別是電影中程先生介紹一個情敵給王琦瑤,當情敵和王琦瑤歡愛的時候,導演還設計了程先生在隔壁和悶酒的情節,這樣的設計完全以吸引觀眾眼球為目的,算是拉低了這個人物形象應有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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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到了電影中,任何語言文字的魅力都會被消減,電影本身的畫面語言和人物語言也沒有發揮自身的獨特魅力,同原作相比,反而愈發相形見絀。

在小說中,王琦瑤是唯一的主角,而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只是她人生中不斷往來的過客,那些先後出現在她生命中的人物,不過是她人生中的陪襯,他們的出現和與王琦瑤之間的糾纏,都是為了襯托出她人生的跌宕起伏。說到底串聯起這些都只是王琦瑤藝人,所以在王安憶的小說中,體現的並不是過客們,而只是——王琦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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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了香港導演關錦鵬手中,《長恨歌》就變成了程先生關於王琦瑤這樣一個上海風雲人物的回憶錄,也許是電影時長的關係,也許是藝術改編的關係,只能說電影和小說差的挺多,可以說電影幾乎就是以程先生這個旁觀者的口吻來講述他自己的回憶,所以王琦瑤在電影中只是他人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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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瑤影響了程先生的一生,程先生在王琦瑤的生命中卻只是個抹不去的過客,與其認為講述的是王琦瑤的故事,倒不如說是程先生對王琦瑤的眷戀和想象,傳奇是王琦瑤的,悲涼是程先生的。

小說和電影可以讓人們站在不同的敘述視角上看故事,王安憶曾表示:《長恨歌》企圖寫出一個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氣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

其實她以一個女性的視角解析了一個上海女性所代表的上海文化的興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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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則是關錦鵬導演透過程先生這個視角,回憶了一段關於舊上海的一個風華絕代的女性故事,儘管關於電影的評價褒貶不一,但這兩種藝術所進行的互動和對話是值得肯定的,電影《長恨歌》的悲劇點到為止,帶來一抹舊上海的餘暉,隱隱約約的讓人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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