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北方有個鄰居——蒙古國。它的資源十分豐富：僅現已探明的礦產就有80多種，如煤炭有500~1520億噸、鐵20億噸、黃金3000噸、白銀7000噸、石油15億桶，其中，額爾登特銅鉬礦更是位居亞洲第一大銅鉬礦。
而蒙古國人口僅有323.85萬，還不及北京市的海淀區，面積卻高達156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僅次於哈薩克斯坦的第二大內陸國。所以，蒙古國是典型的地廣人稀的資源型國家。按理說，人民應該會過上富足的生活，比如同樣靠礦產資源發家、地廣人稀的澳大利亞。
然而實際情況是，2019年蒙古國GDP總量為955.64億元人民幣，同期中國內蒙古GDP為17212.5億元人民幣——是同期蒙古國GDP總量的18倍。換言之，蒙古國GDP僅僅是內蒙古的5.5%。不及內蒙古的一個縣多。
近些年，蒙古國的物價通脹率都屬於較高水平，主要原因就是蒙古國的經濟高度依賴貿易，大量產品不能自給，需要進口。同時，蒙古國人口較少，而礦產、肉類資源較多，也需要對外出口。
這就使得蒙古國境內的物價，受國際市場物價波動的影響較大。比如，汽油等燃料價格變動的推動經常推動蒙古國物價的波動，2019年上半年全球煤炭、鐵礦石的價格曾一度大漲，下半年豬肉等肉類價格也明顯上漲——這就是所謂的“輸入型通脹”、“需求型通脹”。
但由於美元強勢，蒙古國貨幣貶值，因此2019年蒙古國的GDP換算成美元后僅增長5.7%，僅比實際增速略高一些，總量達到了138.5億美元——按上年平均匯率折算，超過了950億元人民幣。
蒙古國越過越窮的原因
正所謂，“事出反常必有妖”。國家被搞成這個樣子，再對比下內蒙的成功，所以，外蒙肯定是有問題的。外蒙古“窮”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其一，經濟結構單一且很不合理。
外蒙古的經濟尚處於原始狀態，結構極度不合理。據經濟統計數據顯示，採礦業佔比高達23.4%，農業佔比高達14.8%，而這兩個行業無論是附加值還是產業鏈上，或者是容納就業人口上，都極度有限。
相較之下，中國的房地產業佔比GDP比重也僅有6%左右，但其帶動了一個從上游的鋼鐵、水泥，中游的家電、家居，下游的裝飾等一個龐大鏈條，並且吸納了龐大的就業人口。
其二，政局動盪、政策短視。
上世紀90年代開始，蒙古開始實行多黨政治，但十幾年實驗下來，多黨政治下的蒙古，政局是越來越不穩，政策朝令夕改，各黨派陷入相互攻訐和內鬥之中。蒙古問題專家認為，近年來，蒙古體制、法制弊端日益成為制約國家發展的瓶頸。
其三，不切實際的“第三鄰國”外交政策。
蒙古國是典型的內陸國家，只有中國和俄羅斯兩個鄰國，卻不切實際的提出了一個 “第三鄰國”的外交政策。
所謂的“第三鄰國”的政策，說白了就是依靠美日兩國的力量，用以抗衡中俄兩國對蒙古的影響。
這有點類似當年英國為平衡歐洲大陸德、法兩國，而實施的“光榮孤立政策”。但問題是，蒙古並不具備英國四處面海的優勢，沒有出海口，反而被中俄圍得死死的。
俄羅斯本身就資源大國，不缺資源，而且其也是靠賣資源為生，所以，不可能再幫著蒙古去賣資源。所以，出口的唯一通道和市場，就只有中國。
以2017年上半年為例，蒙古出口貿易總額中，礦產品出口值達25.549億美元，佔出口總額的82.3%，而90%的出口是到中國內蒙。但從國家戰略的角度來說，中國不可能幫著蒙古把資源賣給美、日等西方國家的。所以，就這樣，蒙古國空有大量資源，卻仍然只能過著窮日子。
如果蒙古國要想富裕、蒙古人民要想過上好日子，就只有一條路可走 —— 好好跟中國打交道。
其實，現在蒙古國所在的地方，歷史上又稱為漠北蒙古，在清朝時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內蒙古則是俗稱的“漠南蒙古”。
漠北蒙古，又叫喀爾喀蒙古，其本是成吉思汗臣屬的後裔；在內蒙的，則是科爾沁蒙古，是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直屬後裔，大清的孝莊太后也是屬於科爾沁蒙古人。所以，從宗屬上來說，內蒙才是蒙古的正統。
從人口上講，生活在中國的蒙古族人口是外蒙古人口的7.8倍。因此，從人口總量來說，也是生活在中國的蒙古族更能代表蒙古。
無論是歷史源流、還是經濟實力、生活水平、人口亦或地理格局，與中國緊密聯繫在一起都是外蒙古的上上策。
而一個強大的中國，向來是國人最好歸屬和依靠。如250年前乾隆年間，在伏爾加河流域生活了140多年的蒙古土爾扈特部在渥巴錫的帶領下，上演的那場史詩般東歸，就是最好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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