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在中國境內經過春節的漫長封閉，取得了重大進展，而國際疫情卻迎來了大爆發。
截止至2020.03.03上午9點，全球累計確診10590例，其中韓國、日本、意大利與伊朗成為國際疫情重災區。
各國人民應對疫情的反應，則相去甚遠。
意大利議員因去過三個疫區，戴口罩參會被嘲，摘下口罩怒言：“如果你們是聰明人，你們也早就戴上口罩了。”而此時意大利北部的沃鎮居民正在廣場舉行大型集會，要求“歸還自由”。意大利人民對病毒的忽視，實在讓人為他們捏一把汗。
再看伊朗，今早伊朗因“將中國診療方案譯成波斯語”登上微博熱搜，也可以看到一系列停課休學、禁止集會、公共場所測溫等防控措施，正在伊朗迅速展開。借鑑經驗，迅速響應，值得點贊。
意大利與伊朗民眾反應的差異大致源於文化背景的不同，但儘管兩國之間存在地理環境、歷史文化、國情等各方面的差異，但此時面對的病毒是一樣的。
病毒的擴散從來不在乎文明與種族，不顧及政治與經濟，不講究地緣或國界，這個微小生物的襲擊毫無差異可言，一不小心，整個人類都將成為它的囊中之物。所以抗擊病毒從來不是病源國的事情，不是疫情重災區的事情，不是病人的事情，而是我們全人類的共同命運。
疫情早期，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表示：不分國籍，治療在原則上給予“同等待遇”，並率先表示不公開患者國籍。因為在病毒面前，疾病與國籍無關。
攜起手來，共同抗擊病毒，互相學習借鑑，這恐怕才是當務之急。
全球化的形勢下，病毒首當其衝威脅的將是人類的生命安全，同時還會有一系列連鎖反應波及到經濟、政治與全球關係。航班停飛、旅客限制入境、企業停擺、消費降低、貿易減少、股市動盪……當全世界被拴在一起，遭遇疫情，就沒有國家可以退回自己的孤島。
拙見近期與拙見核心顧問、著名旅日社評作家蔣豐進行了對談，以「疫情下的真實日本」為切入點，深度探討了疫情影響下「中日經濟」、「中日關係」的變化與困境。
正如蔣豐老師所言：“在當今的世界，一個國家發生了困難，絕對不是這個國家自己的事情，它一定會波及影響到周邊國家或者地區。在這種背景下，如何聯手互動，共同克服困難，已經成為中日兩國所面臨的共同課題。”
我們相信，這不僅是中日兩國的課題，更是一次全人類的共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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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蔣豐
著名旅日社評作家、《日本新華僑報》總主筆、
拙見國際問題首席顧問
拙見：請問目前口罩、酒精等防護物資緊張嗎？您是否有囤積一些防護物資和日常生活用品？
蔣豐：防護物資出現了相對比較緊張的狀況。不久前大家都開始搶購、甚至套購口罩。儘管日本政府表示口罩是作為戰略物資儲存的，在數量上沒有問題，但實際上我們看到了口罩的脫銷。
與此同時，像一些相關的防護品、洗手劑也有脫銷的狀況。最近這幾天，大家看到手紙也開始脫銷，造成這種脫銷的原因是比較複雜的。
比如說口罩的脫銷，當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日本的一些友好團體和個人曾大量購買口罩，支援中國；同時在日華人、華僑也大量購買口罩，捐助國內；再加上現在是日本的花粉季節，對口罩的需用量一下增加了。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口罩出現了脫銷的狀況。
還有一些脫銷是由於謠言造成的。 比如這兩天手紙脫銷，它來源於日本社交媒體上的一個謠言，說日本的手紙都是中國生產的，得從中國進口，現在中國應對疫情，很多工廠都放假了，可能供應不上。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手紙可能會出現緊張。結果這個消息傳出來以後，就導致了社會上的搶購。
我自己到各個藥妝店，24小時店去看，口罩的貨架基本上都是空空如也，上邊貼著斷貨通知。有貨的時候，也常常實行“限量供應”，一個人只許買一包或者一個人只許買兩包。
在這種背景之下，一些中國留學生也加入到購買大軍之中，他們有的是為了捐獻給自己的家鄉，捐獻給祖國，也有的人想從中賺取費用。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有的時候日本人會發出一些非議，這裡對這個就不再做過多的介紹。
日本社會在面對災情的時候，政府通常會發出號召，希望民眾對食品以及防災物資有所準備。按照日本社會的慣例來講，遇到重大災難，通常要準備兩個星期左右的飲料水，還有食品，所以我個人在這些方面也做了一些準備。
拙見：目前交通狀況如何？大眾交通擁擠嗎？網約車是否方便？
蔣豐：目前交通狀況呈現出相對空閒、空檔的狀況。因為日本政府在號召民眾減少外出，要求500人以上的集會不要舉行，小規模的集會也儘量不舉行。相對來說，日本民眾在自律這一方面還是做得比較好。
每到災難發生的時候，日本人所謂的“素質故事”就一個個通過網絡傳播，讓大家可以感慨，可以點贊。在這次的疫情當中也可以看出這一點，現在車上的乘客在不斷地減少。
所謂網約車，因為現在日本政府發現的幾個事例都是出租司機成為傳染源，所以現在大家相對來說對出租司機或者說對出租車有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
拙見：此時恰逢日本櫻花季節，今年櫻花季節的活動會如期舉行嗎？
蔣豐：說起來的確不巧，這次疫情蔓延，正好趕上日本的櫻花季節，這也是日本人每年最期盼的季節。但現在從整體情況來看，這種對集會的禁止，對減少外出的要求，大概會持續到4月底左右。
而日本的櫻花，特別是在東京這個地區，通常在3月24日左右開放，大約一個星期的時間。所以今年賞櫻大概會受到一定影響，我想這恐怕也會在日本人心中留下一個比較深刻的印象。
拙見：花粉症、流感、新冠病毒同時湧來，給日本的防禦措施帶來了哪些問題？日本政府是怎樣解決的？
蔣豐：花粉症，包括流感，包括疫情，現在是三拳出擊，打成了組合拳同時來到日本，的確讓日本政府在應對上產生了急迫感。但是反過來講，花粉症在日本已經成為了一種國民病，每年到這個時候，它都會出現。所以日本在應對花粉症方面，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經驗 。
而另一個問題，流感。在日本大正六年（公元1917年）的時候，日本曾經出現流感，因為疑似性的流感曾經死過9萬人左右。所以日本國家對流感的治理一直比較重視。這樣一來，日本在治療流感，特別是在治療呼吸道系統的疾病方面，積累了比較豐厚的經驗。
前兩者實際上都為現在出現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提供了很好的經驗，所以儘管新冠肺炎的疫情還處在蔓延的狀態，但我們看到，日本從醫院的醫療體制到國家的衛生制度，大到政府的號召，小到民眾的習慣，都在進行著積極的推廣。也可以說，日本是在沉著應對這三者的到來。
日本人民飽受花粉症困擾
拙見：北海道知事的魄力休學在中國網絡走紅，是否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日本更多地區，是沒有采取休學、休班的防控措施？請問目前日本政府採取哪些措施防止疫情的擴散？民眾情緒如何？
蔣豐：北海道知事宣佈，北海道全道的中小學臨時停課，這種做法確實在日本全國引起了震動。有人說，這是日本的地方政府在倒逼中央政府。
日本的地方政府又叫做“自治體”，相對來說它比較獨立。或者是通俗的解釋，這塊地方是我的地盤，我來負責管理。它可以與中央政府協調一些關係，但並不是完全受到中央政府的指導。
當然在國家政策層面，還有外交和軍事方面，他們不具有自治的權利。現在北海道知事採取了這樣的做法，他自己也表示，希望讓北海道成為日本全國防疫的一種模範地區，或者說是成為一種樣本。顯然，它就是對日本政府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的動作緩慢，表示出自己的不滿。
應該說日本政府在對待疫情的防控上，確實有一些動作緩慢的表現，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最近日本政府有了一些明顯的變化。
比如說從2月25日開始，日本內閣推出了防控疫情的基本方針。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親自出面，呼籲要停止在外的大型活動。2月27日，安倍晉三又表示，請求全國的中小學校在從3月2日開始，進行臨時停課。我把這叫做三天連續出擊，三次重拳來應對疫情。當然效果怎麼樣，也值得我們繼續關注。
拙見：日本一直被認為是醫療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但我們也看到了不少日本網友求救：“政府不檢測，我們在等死。”請問日本目前醫院的收治情況如何？“政府不慌百姓慌”的這種矛盾是怎樣產生的？
蔣豐：面對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否定日本的醫療水平。現在日本厚生勞動省就明確宣佈：目前日本疫情的死亡率只佔了2%左右。也就是說他的管控與治療水平，還是在國際上處於一流水平的。
但疫情給日本的醫療資源或者是醫療體制，在“量”的上面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
在中國，一天可以接受幾百人以上這樣的檢查，但是日本全國就是一天只能接受不到900人的體檢。這個問題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他有檢疫機制，但是仍然在容量上存在問題。
與此同時，日本能夠收感染病的醫院在過去也是有限制的，按照日本的《感染病法》，並不是所有的醫院都可以接收的，感染病的治療也是需要在有資質的醫院才能夠進行治療，並非所有醫院都可以治療。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有一些疑似患者或者是輕微患者去做體檢的時候，因為在容量上的問題，沒有辦法及時體檢。
但是我們也看到，最近日本政府又做了一些調整，要求各個衛生所要設立起檢疫機制，同時也要求輕症患者不要住院，把這些重要資源留給重病患者，這也是他的一種方法。所以我覺得在如何充分的調配、搭配資源方面，日本政府也在做著他的努力。
拙見 ：有陰謀論談及“日本醫院不收治病人是避免影響東京奧運會”，您怎麼看待這個說法？日本民眾對於“疫情對奧運會的影響”持有什麼立場？
蔣豐：我個人的觀點是這樣，所謂的陰謀論，在這樣的一個相對來說比較民主的國家裡邊是很難成立的，因為它信息來源比較廣泛，相對來說判斷起來也比較容易。
日本醫院方面是歸“厚生勞動省”來負責管理來負責指導的，厚生勞動省不可能眼看著疫情的發展而不讓醫院去接收，然後認為反而能夠促進東京奧運會的召開。事實上應該是這樣，如果疫情發展了，東京奧運會就沒有辦法舉辦了。相對來說積極把這些患者治好，創造良好的衛生環境，才能給東京奧運會創造更有利的條件，所以這個陰謀論有一點無稽之談。
至於說這個民眾現在對東京奧運會的態度，我說在1964年的時候，日本舉辦了東京第一次奧運會，當時的這次東京奧運會被看做是日本戰後復興的一個標誌，或者也有人把這一年被稱為叫做日本戰後復興的元年。也就是說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意義重大。那麼這一次第二次的東京奧運會，或者講叫2020東京奧運會，同樣具有重大的意義。
1964年東京奧運會
大家都知道在2011年3月11號，日本發生了罕見的東北大地震，這場地震帶來了地震、海嘯和核洩漏這樣的三拳重磅的一個打擊。日本也希望向國際社會來展示，在他們經歷了這樣的自然災害的打擊以後，他們是如何重新復興的？
也就是說日本政府希望通過2020東京奧運會，向國際社會來展示日本在自然災害以後的一種復興。所以也有的人把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稱為是日本災後復興的元年。在賦予了它特別的意義之後，日本政府、日本地方政府以及日本的各界都對東京奧運會有很大的期待。
如果因為疫情東京奧運會不能夠舉辦了，我想日本的民眾也罷，政府也罷，肯定會有一種非常沮喪的感情，如果能夠如期舉行，那麼當然他們的心情也會非常欣慰。到底能不能，我覺得現在不是在東京能不能舉行的問題上討論，而是應該在疫情如何防控的問題上來進行討論。
拙見：日本國民目前還會外出就餐嗎？餐飲業情況如何？
蔣豐：昨天是週末，所以我晚上在外邊就餐。據我觀察，我常去的那個店客人比平時少了1/3左右。而且在池袋這個地方有東京中華街，經常有在日華人帶著日本人，到這些本土化的中國餐館吃飯。但是據老闆們反映，最近的客流量大幅下降。所以我想，這樣一來對日本的餐飲業肯定會有影響。
拙見：不少報道稱，日本旅遊業遭受重創，多家老字號溫泉旅館倒閉，請問日常生活能感受到疫情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嗎？能否具體說明？
蔣豐：我覺得，受到影響最大的就是旅遊業，或者我們講叫觀光業。因為現在基本上來日本的旅遊團都終止了，退票了。一些大旅館。沒有客人，只有工作人員在裡邊轉悠，看起來非常悽慘。
京都遊客銳減
還有，觀光點沒有人去了以後，收入就會減少。我最近看到日本一篇報紙非常諷刺的稱，京都終於恢復到了觀光正常化這樣的一種狀態，因為以前我也去過京都，簡直是人頭攢動，而且真的基本上都是我們中國的遊客。
中國遊客很有特點，說話大聲，而且每個人都舉著自拍杆照相，購物的時候量非常大，但是現在這種情況不見了。日本認為這個現象大概會讓今年日本的GDP降低1%左右。
拙見：日本政府是否有出臺相關政策扶持或者說減輕實體企業的壓力與困難？。
蔣豐：首先比如說，日本政府最近看到口罩生產出現了問題，所以為解決這個問題，日本經產省給120家生產口罩的工廠發出了要求，要求它們在近期之內能夠把口罩的生產量提高1.5倍，也就是說要求每個月能夠生產6億枚口罩。 而日本現在每個月老百姓所使的口罩大概在4億枚左右，也就是說每個星期需要1億枚口罩。
另外就是考慮到對國外的出口，為了支持這些企業，日本政府表示，只要是你需要投資的，政府可以給你1/3的費用，最高額的補助一家不能超過3500萬日元，而這筆總的支援費用在4萬億5000萬日元左右，所以是一個規模非常可觀的數字。
日本政府也考慮對一些中小企業推出支援的措施，稅收上可能會有減免，或者在稅收的交納上允許延納、滯後，而地方政府也在積極採取這樣的措施。
拙見：日本經濟結構經過多年的打造和沉澱，比較穩定，您如何評估面對疫情衝擊的承壓能力？
蔣豐：近年來日本的經濟結構雖然在泡沫經濟以後進行了不斷的改組，或者說進行了一些新的提升，但是它的特點依然是過去製造業背景之下的，以出口為主體的這樣一種經濟結構。
以出口為主體的經濟結構，一旦遇到問題，就會受到一些比較嚴重的影響。去年中美之間的貿易戰給日本產品的出口帶來了比較重大的損失。今年又是屋漏偏逢連夜雨，這樣一場疫情會給日本的產品出口帶來更多困難。
疫情期間的工廠車間
當然日本人也說因為疫情的發生，他們在中國的一些設備，零件的工廠都休息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中斷的狀況，這對日本也是一種影響。所以在日本社會現在提出來要改變“中國依賴症”，也就是說對中國的一種依賴。
這個就是過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所提出來的china plus one，希望這個日本的企業在中國有了這個企業以後，能夠再加上“一”。這個“一”就指著東南亞國家，在這些國家也尋找建立企業的方法。
過去我們一提到這樣的事情，就認為是日本要脫中或者是對中國不友好的一種表現。經過這場疫情以後，我覺得我們會有一種更寬容、更包容的心。
幾個雞蛋可以分著多放幾個筐，如果都放在一個筐裡邊，出現問題的時候，也就會受到的影響跟打擊都比較大，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不但會是日本的看法發生了變化，我們中國的看法相應也會發生變化。
拙見： 資生堂這些大型企業已經開始啟程遠程辦公，日本遠程辦公的現象普遍嗎？民眾接受度如何？
蔣豐：其實除了資生堂，一些大型的IT企業也在採取這個方法，相對來說比資生堂採取得還要早。而且我們看到日本這些年來一直把在家上班，還有錯開時差上班作為一種提倡的事情。
過去人們覺得只有到了公司上班，才有上班的感覺，才有所屬感。而現在經過網絡的、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這種疫情突然出現，人們感覺到所謂的勞動方式改革，其實上班方式的改革也是其中之一。
我也相信，在家上班與到公司上班，肯定會有不同的問題。比如說人們面對面的交流上，人們感情的交流上，都會減少。這樣一來會給公司的人際關係、公司的氣氛、公司團隊的戰鬥力，是不是都會有削弱，這都是值得去觀察的事情。
但是當新的疫情、新的災害出現的時候，它至少在積累著一種新的工作方法與工作方式，我覺得這一點其實可以說是一種新的積累，我們也期盼能夠出現一種新的經驗。
拙見：據瞭解，日本電商一直以來發展比較溫吞，疫情衝擊實體經濟的情況下，遠程辦公、物資採購等是否會協助日本線上經濟的發展？
日本某電商平臺首頁
蔣豐：這個問題從目前這樣來看，應該說這個事情是促進了日本電商的發展。
有些電商在這次過程當中發了很多財，一些網站把急需的口罩、消毒液價格抬高了不少。在這種情況發生以後，日本政府消費廳及時給予行政指導，要求他們必須把價格降下來。
另外還有一些奸商，當他不得不把價格降下來的時候，又把送費提高到天價。但是不管怎麼講，這種事情的發生其實都可以加強人們對這個行業的認識，或者說加速這個行業的改變。而這些行業的持有者也會到這樣的大潮當中來，一方面是提升自己的銷路，一方面是改變自己的運營機制。
因為我經常在家裡邊在網上訂一些東西，我個人認為它的派送機制、到貨時間、商品品類，應該說還是可以點讚的。
拙見：中國疫情發生之後，不少企業第一時間承擔起社會責任，比如汽車企業，五菱開始生產口罩和口罩機；順豐、京東快速公司一直奮戰一線，輸送救援物資；日本企業有沒有一些類似的故事或者舉措？
蔣豐：這樣類似的故事也是有的。比如我們看到日本最著名的電器公司夏普，宣佈它要開始生產口罩；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在捐助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而且我們看到日本地方政府，特別是我在長崎縣採訪他的知事的時候，他給我提了6個字，“崎嶇路，長情在”，它是反過來唸的，藏頭詩裡邊就是“長崎”這樣的意思，所以我就覺得這是一種文化的表現，其實也是一種實際的支持。
現在日本47個都道府縣裡邊，長崎縣政府支援的物資是最多的，也看得出來，每到這樣的一個關鍵的時刻，日本的大型企業，如果你不有所表現的話，實際上你會在國民當中或者說是在民眾當中喪失一些公信力，也就是說會減少很多粉絲的。所以每到這個時候，日本的大型企業還都是各有各的表現。
拙見：近期關於東京奧運會能否如期舉辦的討論愈演愈烈，如果東京奧運會因疫情取消，是否成為日本經濟的潛在危機？而日本又是否已採取了相關措施，降低疫情對奧運會的影響？
蔣豐：日本把東京奧運會叫做奧運會經濟，日本政府的前期投入，實際上都是為了提升經濟的增長點，他們期望著能夠有基礎建設投資的擴大、能夠有各種用品的增加、能夠有外國遊客的大量進入，特別是日本把2020年的外國遊客定為4000萬人次，真的是一個很宏偉的目標。
現在看來，這個疫情應該說對日本有很大打擊。剛才我也講過，日本政府現在預測這次打擊以後，今年的GDP會減少1%左右 ，當然如果東京奧運會取消了，或者說現在像英國所提出那樣，倫敦接過來辦，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表示了一種激烈的批評態度，這有點趁火打劫的意思。
1988年動畫電影《阿基拉》預言，在距離東京奧運會舉辦還有147天時，停辦
其實我們看到中國政府仍然在表態，積極地支持2020奧運會在東京舉辦，因為這件事情不僅關係到日本，在日本舉辦了2020年東京奧運會以後，要在中國舉辦這次的冬奧會，所以這個時候中日兩國不是互相看笑話，而是互相給予支持，在困難的時候給予扶助，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拙見：疫情對日本經濟的衝擊和日本的調整轉變，可以給中國帶來哪些啟發和借鑑？
蔣豐：疫情影響下，可以看出來日本的經濟結構或者說企業結構需要進行轉變。如果僅僅是以製造業為主，以出口為主的這樣一個經濟結構，在遇到外來因素的時候，它就會受到比較大的影響。
當然“開拓內需市場”這句話在日本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日本想做到中國這樣的內需市場幾乎沒有可能。
在這種情況之下，如何及時地調整，才能像中國還有其他國家這樣具有廣大的市場，當條件發生變化的時候，日本也才能夠及時的跟進，我覺得這個是日本需要研究的，或者說也是他未來經濟轉變的內容之一。
拙見：日本援助中國物資上的古詩詞掀起熱議，中國民眾紛紛被日本人的真誠與溫柔打動，您覺得“被誤解的日本人”開始“被理解”了嗎？
蔣豐：這一次在日本對中國的救援方面，表現出來特殊的文化風景，這個文化風景的表現是用詩句、用漢字來表現。它顯示出中日兩國的文化淵源。
過去日本把中國叫做日本的文化母國。因為無論是在漢字上，還有詩文上，中國都對日本有很大影響。通過這次的救援活動，把這種文化的力量再次顯示出來。由此顯示出中日兩國非同尋常的關係，我覺得這一點是大家共同的感受。
日本援中物資上的古詩詞
至於說被誤解的日本人，是不是就受到了理解？我認為這個說法不是特別準確，我常常講中日兩國儘管一衣帶水，但是卻缺乏相互理解，造成這種背景的原因非常複雜。有過去戰爭的因素、文化的衝突、地理的原因、也有民眾的情緒。但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通過這次救援，相對來說促進了中日兩國民眾的相互理解。
與此同時，日方對中國領導人提出來的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有一個深刻的理解。在當今的世界，一個國家發生了困難，絕對不是這個國家自己的事情，他一定會波及影響到周邊國家，或者地區。在這種背景下，如何聯手互動，共同克服困難，已經成為中日兩國所面臨的共同課題，或者說是共同選擇。
拙見：為答謝日本的慷慨捐贈，很多在日華人走上街頭免費發放口罩。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此種互助，以前有過嗎？會對中日關係產生什麼影響？
蔣豐：自從2008年中國發生汶川大地震，中日兩國之間就形成一種“救援外交”。當然這種救援外交有的是政府主導，有的是民間參與。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以後，日本曾派出救援隊來到當地，幫助搜尋當時被地震物壓住的人員，他們的救援隊員在去世人員面前集體脫帽鞠躬的照片在網上也曾經傳播過很長。
到了2011年3月11號，日本發生了東北大地震以後，中國也向日本派出了救援隊。
這一次我們看到中日兩國也是相互支援的，日本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包括像東京都，包括像長崎縣這樣的政府，都做出了積極的捐助的這樣的努力。
在民間我們也看到，穿旗袍的日本小女孩在街頭募捐；也看到有中國的華人女性在街頭表示武漢要感恩日本，所以向日本人派發口罩，這些事情都是非常溫暖的、溫情的、溫馨的。
中日兩國之間無論是政府之間的關係，還是民間的關係，都大大得到了提升。而中日兩國之間也的確需要多一些這樣閃爍著溫度的事情。所以我感覺到在這種情況之下，不是被誤解的日本人得到了理解，而是通過這些活動，中日兩國的國民在相互理解方面都有了大幅的提升。
拙見：儘管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這種友好的互動，但近期國際上抵制中國人入境的國家還是很多，不知道日本境內對在日華人的態度普遍如何，對中國入境又是持什麼態度？
機場的入境申報
蔣豐：因為我長期生活在海外，我也想有我個人的觀點。比如說一些國家採取了限制中國人入境的方法，我覺得把限制的這樣的一個詞彙說成是抵制，並不是恰當或者說是不公允的。
因為每個國家都有它的主權，每一個國家都有它的利益，既然它有主權、有利益，而且他要把它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在面對疫情的時候，對疫情發國的人員進行限制入境，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對這樣的決定也應該尊重。
如果把它用抵制這個詞彙表現的話，那顯然就是在給自己樹敵，或者說把對方也當作了這樣的敵人，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應該多一些寬容，多一些包容。
另外在中國人入境方面，日本政府已經明確規定，持有武漢發行的護照跟持有浙江發行的護照，現在採取了限制入境的方法。
從去年12月份到今年1月份，有89000名來自武漢的中國遊客進入到日本，而目前因為採取了種種限制措施，現在每天進入日本境內的中國人只有800人左右 ，這個數字一方面反映了日本政府限制的結果，另一方面也體現我們中國方面也做出的積極努力，我們也在限制一些發往日本的旅遊團，這是國際社會的一種相互協調、相互配合的表現。
往日遊客如織的日本街頭
拙見：網傳近期不少日韓人民返回中國，其中包括工作人員和不少擔心國內疫情嚴重轉戰中國的人，您如何看待這種像中國的返流，這又會對日中兩國的疫情控制帶來什麼影響？
蔣豐：我覺得像日韓在中國的工作人員，現在回到中國，並不是完全壞的事情。這些人在現在的背景下有勇氣回中國，我覺得說明他們對這種疫情有正確的認識，也說明了他們對自己公司有一種忠誠心，與此同時他們對中國的醫療制度或者說是社會治理能力有一種信任。
當然現在對日韓返中的人，會進行14天的隔離觀察，這也是非常好的一個舉措。因為過去這個疫情看起來像是我們出口的，現在會不會帶來一種反彈，要把這種疫病重新從國外又反進口或者叫逆進口回來。所以為了堵防住這樣的一個路徑，採取這樣的一個措施，值得點贊。
拙見：從日本政府援助中國的速度與力度，不難看出，日本對此次疫情高度關注。但當疫情發生在本國涉及自身管控時，又有各種迷惑操作（諸如鑽石公主號解禁後採用大眾交通接送等），請問其中的反差來自哪裡？
蔣豐：有很多網友在網上拼命敲鍵盤，指責日本政府不會“向中國抄作業”，也就是不會學習中國的一些做法。應該講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的體制，有每個國家的國情，在這個問題上是不可能有一刀切的。
說到日本政府動作緩慢，或者有人直接提出來，它是官僚主義弊病的一種表現。但有的時候是遇到了法律的牆壁。
比如說在處理鑽石公主號的問題上。鑽石公主號是一艘英國籍的遊船，經營者是美國人，而它的這個公司所屬的本部是設在東京。而《國際海洋法》有“旗國主義”這樣的規定。
什麼叫旗國主義？就是說一艘外國輪船，它掛的是哪個國家的國旗，它就歸哪一個國家來管，它就屬於那個國家的國土。而外國的政府機構，你只可以管理這個這艘船隻以外的事情，沒有經過允許，不能夠干預交涉這艘船隻內部的事情。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道法律嚴格限制了日本政府的種種行動，我管它叫做
法律之牆。那麼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它還遇到了行政之牆，比如說大家注意到的這兩天，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出了一個請求，“請求全國的中小學在3月2號暫時停課”。一個國家的首相，不能夠命令他們這個放假嗎？
不行。因為首相不具有讓學校停課的權利，就連他要讓這些學校停課的請求，在日本的文部科學省也遭到了激烈的反對。他要面對著這種行政之牆也是很難去突破的。
安倍晉三請求暫時停課
那麼還有我剛才講過，日本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不是一種直接領導的關係，而是“地方自治體制”的這樣的一種結構。所以中央政府說話地方政府可以聽也可以不聽。這個事情在我們中國很難想象，那日本政府的動作慢，也有它的理由。
同時，它也面對著在野黨的批評。日本在野黨就是監督限制執政黨的，他們往往只會提出一些反對意見，卻拿不出來建設性的積極意見。但是，執政黨必須要面對他們，執政黨所主管的政府也必須要應對他們，所以這就是又存在一個日本的在野黨之牆的問題。
所以日本的行政很難像中國這樣施開拳腳有作為，因為它的體制跟國情上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拙見：新冠肺炎對自身免疫力要求很高，而日本的老年化現象嚴重，加上人口密度又是中國的三倍。是否意味著日本需要承擔比中國更高的風險，交叉感染的可能性會更高？
蔣豐：這個問題用日本政府的話來講，“在未來的一個星期到兩個星期是見勝負的時間”。也就是說在未來的一兩個星期內，如果防控得當，那麼這種疫情在日本的蔓延就可以處在一種掌控比較好的情況之下。當然一旦大面積蔓延起來，那麼對日本這樣一個高齡化社會確實會造成很大的威脅。
因為從目前來看，在日本因此而死亡的人裡邊大多數是本身就有病的人，像糖尿病或其他一些疾病，那麼實際上感染疫情以後，引起了併發症。所以如何進行防控，日本政府正做著積極的努力。但是我個人有樂觀也有不樂觀，因為疫情發生以後，總是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狀況，怎麼及時的、科學的去面對，真的是一個重大的課題。
拙見：日本一直給人留下國民素質很高，公共衛生意識很好的印象，您認為這與日本境內本身自然災害頻發相關嗎？中國是否有機會在此次疫情之後轉變公共衛生意識？進一步提高文明程度？
蔣豐：這個問題的改變是在日本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與日本社會的近代化改革有關係。其實所謂的日本近代化改革，一個重要事情就是日本公共衛生條件的改革。
日本近代以後從過去的江戶時代所謂的“藍血”，或者說“漢醫”，也就是中國的中醫，開始逐漸走向西方醫學的一條道路，開始在醫學方面向法國、向德國學習，並且引進德國的醫療制度，在公共的衛生的這個建設方面，應該說也是花了很大的功夫的。
日本出於島國的一種地理特點，再加上日本相對來說是自然災害比較頻繁的國家，被稱為“災害王國”，所以人們在應對災害的衛生意識上是比較強的。
與此同時日本的衛生的習慣相對來說也比較好，剛才我講到這與他的自然條件有關，與他災害的頻繁發生有關，與他自身的素質也是有關的。
拙見：有不少網友說，日本現在疫情爆發的脈絡與中國疫情爆發前期的發展路徑如出一轍，您怎麼看？目前日本政府採取的防控措施，能否避開中國在疫情前所踩過的坑？
蔣豐 ：我看到日本媒體最近一些報道說，希望不要讓日本成為第二個武漢。這種說法是否準確，我覺得真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在他們心目當中，武漢在疫情上真的是個淪陷的地方，所以希望日本不要重走老路，我覺得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我個人認為日本是不會重走這個老路的，因為日本在對待災害的方面，他的應急機制，或者說一些體制是基本具備的。相對來說他們缺少的是危機意識，或者說是一些比較過剩的自信感。
但現在情況發展到這樣，而且這個疫情已經不僅僅在中日兩國之間發生，而是遍佈世界五大洲。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日本有一種希望給世界各國做出防範模板的意識。因此我覺得他在防控的意識與作為上會更下工夫的。
拙見：目前日本政府的防禦措施是否引薦了中國的一些成功防禦措施？有沒有什麼是值得中國借鑑的？
蔣豐：應該說日本政府採取的一些防禦措施，是參照了中國，中國是他的一個很好的一個座標系。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學生放假，看到了希望大家減少外出，看到了禁止集會等等，應該都是對中國的一些參照。那麼他自己上有沒有什麼很大的創新？
其實很坦率的講，像這種疫情日本在戰後基本上就沒有大規模出現過。日本在應對自然災害，像地震、火山爆發、洪水、乾旱這方面，相對來說體制比較健全。而對這種疫情的流行，我覺得日本還是有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包括我們看到醫療資源配置上的不足，在容量上的不足，表現出來了，所以我覺得這是值得日本政府去考慮的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在前邊談到的一些法律問題，每次其實日本在自然災害發生以後，都相應的會修改一批法律，要讓法律能夠與時俱變，能夠相對來說完善起來。所以我覺得日本在疫情之後修改法律的這件事情，完善法律的這個事情，同樣也值得我們中國來借鑑。
拙見：疫情危機解除之後，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蔣豐：因為我這個人是從事媒體的，我希望能夠把最近積累的這些對疫情的觀察，對疫情思考，能夠更多的用筆來寫出來，能夠在媒體傳播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拙見：不妨在最後給予兩國人民一些祝福。
蔣豐：我希望中日兩國的民眾能夠攜起手來，不單是共同戰勝這次疫情，而是能夠攜手並肩，共同戰勝未來可能出現的一次又一次的災害與疫情。
撰文丨大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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