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彥入 實習生曾憲雯
文章摘要：
日本福井縣北部有一處山岩，因常年受海浪侵蝕，岩石陡峭險峻，呈90度一排排佇立在海中，這裡是東尋坊，著名的旅遊勝地。如果你隨導遊來，他會告訴你，高23尺的斷崖，還有另一個名頭——日本自殺聖地，每年，大約有二三十人來到這裡，呆坐斷崖邊，他們不為看日出，只是等候時機，一躍而下，結束生命。
這甚至成了當地旅遊的一個賣點。遊客乘船路過斷崖，導遊會通知大家，“大家看，右後方有個很高的斷崖，那是東尋坊最熱門的景點，出了名的自殺地……現在是拍照的最佳時機，請各位好好把握。”
日本自殺率一直遠超世界平均值。2015年，日本官方登記的自殺案，有24025件，相當於每天將近70人自殺。其中一個熱門的自殺地，就是東尋坊斷崖。
為了勸阻輕生者，前警察茂幸雄退休後成立了自殺防治組織，十多年來巡守在斷崖邊。
導演張僑勇拍下了他的故事，製作成紀錄片《生命守門人》。在日本，人們對自殺有一種病態的迷戀，茂幸雄將他們從迷戀中拽出，向他們展示了活下去的生機。茂幸雄目前已救起640人，數字還在增加。直到所有輕生者都在懸崖邊停下來，他才能對得起十幾年前的那個“交代”。
巡邏中的茂幸雄 受訪者供圖
那對夫婦的模樣還停留在茂幸雄的腦海裡，彷彿才跟他說過再見，他聽著他們最後的呼喊：“請您幫忙……”茂幸雄坐在茶几前，手裡拿著夫婦寄來的信件，緩緩回憶。他七十多了，頭髮白了不少，額頭堆滿褶皺，但精氣神好，嗓音洪亮。
那天是2003年9月3日，傍晚6時，警察茂幸雄在東尋坊附近巡邏，看見一對老夫妻坐在涼亭裡。他們孤獨地坐著，附近沒有一個人，幾乎要被夜色吞噬。多年的經驗使他警覺，茂幸雄意識到，他們在考慮自殺。他走上前，朝他們喊，“我是這裡的警察，我可以幫忙”、“自殺並不是一個好選項”、“很多機構可以幫你們”、“這是法律規定”。
夫婦離開了。
一星期後，他收到那封來信，沒貼郵票，沒有密封，只用膠布粘著，封面寫著“茂先生收”。茂幸雄拆開信封，信紙上，是這對夫婦留給人間最後的文字：“您很熱心，可是政府完全沒幫忙，新瀉縣的我們撐不下去了，在此和您道別……”他們盼望茂幸雄伸出援手，“別讓更多人在東尋坊喪命”。
這成為茂幸雄此後十幾年的使命。他不能辜負這對夫婦的遺言。未能救下兩條鮮活生命的內疚感驅使他在退休後成立了自殺防治組織，堅持至今。
華裔導演張僑勇遇到了這個故事。他長期關注邊緣群體，曾兩次獲金馬最佳紀錄片獎。此前，涼山彝族自治州一個叫會理的小縣城，一群家庭貧困的孩子通過拳擊改變命運的故事，被張僑勇記錄並拍成後來獲獎無數的《千錘百煉》。這回，他將鏡頭對準了茂幸雄。
幾年前，他在《時代》雜誌上看到一篇關於東尋坊的文章，出於好奇，與聯合制片人宮川繪里子來到這裡。他們碰到了茂幸雄，“我立馬被他的熱情與魅力帶入了他的世界”，張僑勇回憶。待在東尋坊的那段時間，很偶然，一位輕生者來到懸崖邊，意欲尋短，茂幸雄發現並救下他，這一幕恰巧被張僑勇碰見，他判斷，“這可以拍成一部影片”，同時，他也想搞明白，“是什麼驅使一個人將自己的黃金歲月放諸於東尋坊？”
張僑勇也有自己的“私心”。他與宮川繪里子，都曾遭遇家人、朋友自殺，他們比普通人更瞭解，自殺留給倖存者的陰影。他想弄清楚，自殺為什麼發生，去揭示失去與死亡的奧秘。當他遇見茂幸雄，他知道自己等到了，“對於我們來說，拍攝這部影片，也是一種宣洩的過程。”
對茂幸雄來說，尤其如此，“他通過這種方式來處理以前警察職業生涯中的PTSD”，張僑勇說。退休前一年，茂幸雄被調來東尋坊，工作任務之一便是打撈那些跳崖自殺的屍體。他一直很內疚，尤其是失去那對老夫婦。他喝很多酒，抽菸很兇，“我見過太多悲傷，我不想再聽到更多人哀悼。”茂幸雄接受採訪時說，他必須去救人，也是救己。
張僑勇與茂幸雄一起度過了一個月。他們一起閒逛、吃飯、喝酒，張僑勇與茂幸雄團隊的每一個人都保持著輕鬆友好的關係。發展至今，這個志願團隊已有20人負責巡邏。“等我老到做不動，就換他們接手。我知道他們可以信賴。”茂幸雄說。
森岡先生是茂幸雄多年好友。他們同一年考入警校，並肩工作42年，又同時退休。他理解茂幸雄，也明白這份工作的意義，在東尋坊的各條小徑上，他們又成為戰友。
他們將根據地——東尋坊非營利支援中心，設在川越太太的麻薯屋，茂幸雄還在做警察時，川越太太已經在經營這家小店。她個頭中等，留齊肩捲髮，說話輕聲細語。店鋪經她打理，處處透著溫馨，她專門空出一面牆，貼滿客人留影。從這裡出發，步行五分鐘便能到達東尋坊斷崖。
川越太太至今記得，茂幸雄向她提起，要印製一本預防自殺的手冊，問她能否幫忙編寫。她不確定是否要披露自己的身世，又認為自己確實該做點什麼，於是，她講述了父母的故事。
她讀八年級時，父親自殺了，幾個月後，母親也做出了同樣的選擇。後來，每當她看到有人站在懸崖上，望著他們的背影，彷彿看見了自己，“我好幾次都想要自殺”。她決定加入茂幸雄，用自己的方式，嘗試撫平這種傷痛。
麻薯屋 受訪者供圖
麻薯屋人來人往，茂幸雄常給客人們做白蘿蔔年糕和麻薯，“它能喚起和親友間的美好回憶，畢竟過年團圓吃的就是這些。”川越太太說。他們儘可能在每一個細節裡留住生命的可能性。麻薯屋外，街道旁的雜貨攤上，也開始售賣印有“大丈夫（日語，沒關係）”的T恤衫。
這也是最打動張僑勇的地方。一些輕生者來到東尋坊，是否站上懸崖已經不那麼重要，他們只想去川越太太的麻薯屋坐一坐，和茂幸雄聊聊天。
一位年輕人，工作失意，陷入焦慮，他無處可去，再次來到麻薯屋。茂幸雄和他面對面坐著，耐心聽他傾訴。“我又開始憂鬱了，我有種不安定感，但我媽不想聽，或許您能理解。”年輕男子緩緩地說。
茂幸雄溫柔地握住他的手，想給他勇氣。等他發洩差不多的時候，茂幸雄撥通了母親的電話，他知道，那是癥結，年輕人想聽母親告訴他，“沒關係，慢慢來”。
“在家自殺更容易——為什麼人們要開車幾小時到這樣一個偏遠的海岸目的地？”張僑勇說，茂幸雄的理解是，“他們來這裡，實際上並不確定真的要結束生命，他們來這裡，是一邊欣賞美麗的風景，一邊思考問題。”
對於這些徘徊在生死關頭的人來說，茂幸雄與團隊的介入，為他們“創造了一個窗口期”，在合適的時間，以恰當的方式干預，他們也許就能救下一條生命，“那就是他作為（生命）守門人的方式。”張僑勇解釋。
拍攝期間，張僑勇留意到一組數據，2015年，日本官方登記的自殺案，有24025件，每天將近70人自殺。
日本社會對於自殺的態度很“寬容”，有人甚至將其視為“負責任”的表現。比如，面對難以忍受的經濟社會壓力，一些老年人認為，自殺是愛家人的體現，就像武士切腹被看作是對失敗的正當回應。失業、抑鬱、社會壓力一直是排名靠前的自殺動機。2015年，一位71歲的日本老人在新幹線自焚，據說，他淋汽油的時候曾把別的乘客趕走，說有危險，還有人稱看到他滿含眼淚。後來，人們走進他的生活才發現，老人獨居，無業，平時撿易拉罐賣錢。
衰老、貧窮、精神壓力，人們繞不過的問題。
茂幸雄的出現，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某種參考答案。但質疑聲也常在。2004年剛起步時，很多人覺得他瘋了，告訴他別多管閒事，“你要怎麼救沒救的人？”還有人說，“你傻了嗎？”
類似的問題，也有人向張僑勇提出，“如果有的人不想活，為什麼要介入，去救他們呢？如果離開人世，他們更快樂呢？”他認真思考了很長時間，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只在極個別的情況下，比如絕症，我認為輔助自殺是可能的。比如在加拿大，為這樣的人提供安樂死服務，是合法的。”但一個人僅僅是因為情緒沮喪、心碎、金錢問題或其他任何情況，想要放棄生命，他認為有必要為他們提供一個被治癒的機會。“生活太脆弱了”，他不停強調。
影片中，張僑勇捕捉到一個鏡頭：一位男士驅車前往麻薯屋。幾年前，他嘗試自殺，服過藥，上過吊，後來看到東尋坊的新聞報道，找機會爬上了斷崖。正在他遊移不定時，“就被某個怪人攀談了”，他回憶。那個怪人是茂幸雄，他照例巡邏，發現了這位男士。他上前寒暄，把他帶回麻薯屋，聽他的故事，也順勢打消掉他尋短的念頭。
“自殺是個爛主意”，他告訴那位男士。
救下他後，茂幸雄還為男士提供庇護、友誼和後續行動。如今，男士還時常回到麻薯屋，和茂幸雄、川越太太聊家常。茂幸雄聽說他女兒也想來吃麻薯，“我女兒？我叫她不要來煩我們。”男士開玩笑說，兩位臉上都掛著輕鬆的笑。
圍繞在茂幸雄周圍的，是這些以另一種方式看待死亡的人，“對於一個失落、抑鬱的人來說，與他們相遇，令人欣慰，因為跟他們可以坦率地討論自殺。”張僑勇說。
問題也隨之而來。攝影機的介入，勢必打破茂幸雄與輕生者之間的這層“坦率”。如何正確拍攝、保持距離，成了攝製組繞不過的嚴肅討論。張僑勇回憶，他們定下規則，假如，茂幸雄沒能救起某個人，他們一定關閉攝像機，停止錄製。幸運的是，茂幸雄與團隊已形成一套詳盡的判斷方法，“他們從未失去過任何一個他們在懸崖邊碰到的人”，張僑勇說，“目前已救起640人，數字還在增加。”
紀錄片劇照 受訪者供圖
作為拍攝者，張僑勇團隊也一直在觀察、學習。他們躲在長焦鏡頭後，通過鏡頭留意到一些動作，比如，一個人獨自走在規定的旅遊道路外，一個人穿著輕便或沒有攜帶揹包，一個人看上去有些鬱悶……他們也會驚呼，“我的天啊，這些可能是潛在的（自殺）嘗試者。”
很快，他便發現，“這幾乎可以描述我們遇到的每個人”，張僑勇意識到，“茂幸雄和他的志願者日復一日地通過這項工作，確實學到了更好的技能，而我們無法正確地做到這一點。”
拍攝之初，他樂觀地以為，能捕捉到茂幸雄救人的場景。一週過去，沒有發生，兩週過去，還是沒有，直到第三週，那位揹著黑色揹包的男孩，出現在茂幸雄的望遠鏡裡。男孩瘦高，留寸頭，戴眼鏡，穿一件深藍色襯衣，他隻身一人，站在懸崖上，不時趴在懸崖邊，沿著斷崖，往下看。茂幸雄轉身對森岡說，“請川越太太找他去麻薯屋好嗎？”
男孩走進麻薯屋，與茂幸雄、森岡進行了一場對話。他坦誠地回憶嘗試自殺的念頭，作為普通人的害怕，茂幸雄與森岡適時地安撫為他舒壓。張僑勇拍下了整個場景，以一種幾乎不被察覺的方式。這很難得，“讓我們有罕見的機會去了解輕生者當時的想法”，張僑勇感激茂幸雄，“他是我們的嚮導”。
四個禮拜後，拍攝結束。素材最後被裝進39分鐘的片子，在2016年參加了多個影展，並獲選當年洛杉磯影展最佳紀錄短片。去年年底，《生命守門人》在國內與觀眾見面，“當看到落難之人，怎會不去想到幫一把呢”，網友觀後評論。
張僑勇離開東尋坊，沒再回去過。他時常與宮川繪里子聯繫，他正忙於預防自殺的全國巡演，還出了書，仍然關注麻薯屋的動態。
茂幸雄一如既往地巡邏。拿著他老舊的望遠鏡，佝僂著背，站在懸崖邊，排查每一個角落。他多年蒐集的數據顯示：人們只會在東尋坊日出與日落間自殺，不會在下班時間自殺。為了配合他摸索出的規律，麻薯屋只在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開門。他還發現，自殺率最高的時間是週末過後的週一和週二。人們不會在週三自殺——這天是麻薯屋的休息日。這多少也印證了，人們來到東尋坊，思考死亡的同時，也在期盼新生。
正如茂幸雄所說，“你環顧四周，石頭的裂縫中生長著樹木，這是人生的起點，而不是終點。”
（應受訪者要求，貼出“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官網地址：http://www.crisis.org.cn ）
閱讀更多 極晝plus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