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各級各地都在謀劃貫徹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禁止食用野生動物”決定。我突然想起一個常見的句式——
“某某養殖業已成為我國養殖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與農民精準脫貧的重要抓手，無數農民依靠特色養殖某某擺脫貧困走上富裕之路。”
這個某某，可以是龜鱉，可以是田雞，可以是蝸牛，可以是蝗蟲，甚至是蠍子。文法十分順暢。但細思恐極：事是好事，聽著也順耳，但這意思不咋對頭吧？——要是野生動物藉此偷偷溜上餐桌，這不是個漏洞麼？
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精神，人工飼養的陸生野生動物也在禁止之列，並畫出了界限，列入畜禽遺傳資源目錄的不在禁食範圍之內。對於一些不在目錄裡、過去餐桌上常見的人工飼養的野生動物，有關部門會制定怎樣的細則，劃定怎樣的範圍，備受公眾的期待和關注。
2月25日，《深圳經濟特區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發佈，在網上向社會各界徵求意見。其中提到，經人工繁育、飼養的龜、甲魚、蛇、鳥、昆蟲等野生動物也具有不小疫病傳播風險，將被排除在可食用動物範圍之外。這塊石頭激起了不小的浪。據媒體報道，多地龜鱉養殖行業協會在網上呼籲，勿將龜鱉列入禁食行列。更有水產專家從“形成規模化養殖”“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與農民精準脫貧的重要抓手”的角度，予以論證。最新的消息是，農業農村部發布通知，明確中華鱉、烏龜按照水生動物管理。這也意味著，它們不會被列入野生動物禁食範圍。
其實令人擔心的，不是龜鱉是否被列入禁食範圍，而是某些專家的論證方式。規模化養殖、就業大戶、扶貧產業，這樣的論證理由是很難駁倒的。但最值得警惕的問題也在這兒——會不會有利益集團打著已成規模化養殖，或者成為地方扶貧支柱產業的名義，去遊說決策者，來為更多的尚未明確納入畜禽遺傳資源目錄的人工飼養野生動物，爭取上餐桌的權利；地方保護主義會不會標舉這些理由，理直氣壯地打自己的小算盤，造成全國人大《決定》在某些地方虛置。
如果承認上述問題可能會出現，那麼新問題就來了。當落實《決定》在具體執行中遇到困惑時，當需要對具體到某某動物是否在禁食範圍內作出明確界定時，誰可以來做出這樣的決定？依據什麼程序來做？要不要報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同意？如何確保決策者不被產業利益綁架？建立怎樣的監督機制、糾錯機制來對可能出現的“問題界定”“問題應對”進行約束？這些問題也需要提前謀劃。
明確規則，細化相關配套措施，需要堅持底線思維，如此才能儘量避免被利益集團鑽了空子、扭曲了規則，才能更好地實現制定《決定》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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