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居明
我們經常在電視屏幕上看到，解放軍戰士手握鋼槍，守衛著祖國的邊防哨所。一個個威風凜凜，令人心生敬意，但其中的甘苦只有當過兵的人才知道。
部隊有句話叫:“當兵不站崗，對不起共產黨！”站崗對每一位軍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必修課。部隊裡還有一句話叫做:“站崗不站二班崗，當官不當事務長。”這是因為二班崗正是子夜時分，戰士們經過一天的施工、訓練或戰鬥，這時非常疲勞，正是睡美覺的時候，實在不願離開溫暖的被窩。但軍令如山，輪到誰這個班誰必須執行命令去接崗。
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後，因為我是全連唯一一名計算兵，本來連裡想叫我南京炮校深造，只因連長調往邊防團，營裡有兩名去團駕訓隊學開車名額，連長就叫我去了。連長當時對我說:“現在部隊中再也不從戰士中提幹了。我調走後能不能上炮校也沒準，去學開車吧！這是一項技術，到地方用得著。”當天下午就去駕訓隊報到，臨走時，我們班長（是黨支部委員）很是戀戀不捨。後來在駕訓隊學習我也很優秀，幾千字的一級保養、二級保養都背得滾瓜爛熟，離合器、變速器、方向盤構造、功能、用途熟爛於心。每次上理論課，有不會背的學員都讓他們站著，聽我給他們背一遍。那時是計劃經濟時代，社會上市場運輸能力還達不到需要，我們駕訓隊就利用教練車給地方拉貨掙運費。在一次去峨山運輸有收音機、布批等物資時，夜晚住在一個廢棄的倉庫裡，夜裡竟然一宿沒站崗。
事情是這樣的，我們一個車為一個班，班長是教練員，全是老駕駛員組成，一個班又分成兩個學習小組，一個小組有三到五名學員一名組長。為了怕出錯，班長讓兩名小組長最先接崗和最後交崗。我是第二學習小組長，最後一個站崗與外班交接。那晚外班站完崗後先叫我站崗，我說你交給誰誰吧！我負責全班最後一班崗，但我班的第一小組人員看到我沒接崗，他們也沒接崗。外班站崗的哨兵就把槍放在我們蚊帳外睡覺去了。就這樣幾車物資在外邊一宿也沒人站崗。天剛麻麻亮，隊長羅木林(四川人)查崗發現沒人站崗就吹響緊急集合哨，全隊人員睡眼惺忪地跑到一開闊地帶站好隊。隊長大聲宣佈了這次違反部隊規定的嚴重事件，決定給予不站崗者處分，第一個誰沒接槍就處分誰。會後我知道第一個沒接槍要給我處分，找班長說你是怎麼制定的分班制度？如果給我處分我就回連隊，一隻蒼蠅咱不能壞了一鍋粥，班長又找指導員彙報溝通，指導員是一個苗族人叫羅國周，他也認為給我處分冤枉我。最後與隊長羅木林商量後決定給予一個河南兵王學才警告處分(後撤銷，也沒放入檔案。)全班做檢查。晚上在全隊大會上，我們班深刻反思人人做了檢查，大部分人三言二語結束，而我寫了整整幾千言。
從馬克思年輕時崇拜黑格爾，列寧年輕時信基督教，毛主席青年時候信佛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幫”殘害青年一代人，洋洋灑灑寫了十六開稿紙頁。後來因禍得福，隊領導看我文筆好，叫我在學車時就擔任了隊裡文書，這樣就和隊領導吃小灶了。領導不在時，哈尼族衛生員曾悄悄地對我說:“你哪裡是做檢查啊！純粹是辯論。”學習結業後隊裡又讓我留隊擔任理論教員，因為軍隊已不再從戰士當中提幹，報請上級下了一個教練班長兼教員的命令。通過那件事我與羅木林友情日漸深厚，也許是戰友情深，也許是性格相投，後來他竟非要把他同父異母如花似玉，還在思茅(今普洱市)醫校學習的妹妹介紹給我。我說什麼也不同意，最後我說老家已經有對象了，並讓他看了裝在我口袋裡的小鏡子(那個年代有對象的戰士都喜歡把對象照片放在小鏡子後面)，他這才做罷。後來駕訓隊解散，我們還經常聯繫，關係非常密切。現在想來，部隊那段經歷，無處不透著濃濃的戰友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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