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上世紀80年代末，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自由民主可能是“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並導致“歷史的終結”。四分之一個世紀後，加拿大研究員、作家珍妮弗·韋爾什（Jennifer Welsh，1965— ）在《歷史的迴歸：21世紀的衝突、遷徙和地緣政治》一書中，立足國際局勢最新變化，回應並反駁了福山的這一著名論點。
韋爾什指出，21世紀的世界並未如福山所預言的一般，成為自由民主的開放世界；戰爭與難民、政治與經濟的國際角力、貧富不均與社會不公等問題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當我們感喟地球村的消逝與右翼勢力在全球範圍內的抬頭時，當我們重新回顧福山關於“歷史的終結”的描述並感到懷疑和迷茫，韋爾什提醒我們注意：“福山的觀點並不完全是勝利主義者的論調。有些時候，還帶著一點點的憂鬱和悲傷。在後歷史時代，他認為史詩般的奮鬥塑造了歷史，並在過去的一代人中培育了勇氣和理想主義，最終也將被笨拙的官僚主義和更為複雜的消費主義形式所取代。”如果歷史真的迴歸了，21世紀的人們又可以通過怎樣的奮鬥、追求怎樣的價值呢？
《歷史迴歸了，卻又與以往有所不同》
文 | [加拿大] 珍妮弗·韋爾什 譯 | 魯力
似乎每代人都有這樣的幻想：自己生活在一個非同凡響的時代。我父母的那一代，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創傷和戰後重建的奇蹟。我哥哥和姐姐的那一代，經歷的則是20世紀60年代末期的抗議運動，以及民權和婦女平權運動的勝利。到了我這一代，則是經歷了冷戰的結束。
在1989年的那個秋天，人們很難不去相信，這個世界上將要發生一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在東歐地區發生的一系列騷動並不是孤立的事件，而似乎是一個宏大歷史進程的一部分—只是歷史軌跡的發展走向仍不明朗。當時，我剛剛從牛津大學畢業。11月9日，我在電視上看到民主德國拆除柏林牆的畫面時，立即和幾個同學跳上了前往柏林的航班，去親眼見證一個帝國的瓦解。當我們第二天到達柏林的時候，柏林牆兩側充斥著派對的氣氛，幾乎要爆炸。漢莎航空的空乘人員向集會者派發沙發。美國電視節目主持人——很多人當時只是第一次出國採訪——吊在臨時搭建的轉播臺上做“現場直播”。那個時代最敏銳的西方觀察家，英國記者兼作家蒂莫西·加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則將11月的那一個時期形容為“歷史上最偉大的街頭派對”。的確如此。據估算，民主德國有將近200萬人在柏林牆倒塌的那個週末前往西柏林——他們中的大多數花光了聯邦德國政府送給他們的歡迎禮物：100德國馬克。當回家的時候，我帶上了一塊柏林牆的殘片，上面繪有塗鴉。我不禁有一種身處歷史中心的喜悅感。
劇變發生得如此之快，1991年12月26日，蘇聯正式解體。
受這些歷史性的重大事件影響，美國的政治評論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題目叫作“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他的中心觀點是，1989年東方和西方對抗的結束並不僅僅是冷戰的結束，同樣也是人類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進化終點的信號。他預測，我們將會看到傳統權力政治和大規模衝突的衰落，這會將我們引向更加和平的世界。
10年之後，冷戰的結束和自由民主國家數量的持續增加，的確顯著降低了國家間戰爭和種族間戰爭的數量，難民和流離失所者的數量也大大減少。在20世紀的整個90年代，曾經的超級大國攜手推動德國重新統一，終止了在非洲的“代理人戰爭”（Proxy War）。美國也減少了在歐洲的軍事存在，推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東擴，接納原先屬於蘇聯陣營的國家加入北約。中歐、東歐和波羅的海國家擁抱民主制度，並被納入逐漸擴張的歐盟（EU）的軌道—歐盟最早只是作為自由貿易區和關稅同盟存在，但是在1993年的馬斯特裡赫特條約（the Maastricht Treaty）簽署之後形成了統一貨幣，在外交政策、司法和移民問題上也加強了政治協調和合作。
多虧有了團結的安全理事會（Security Council），聯合國也從冷戰的陰影中解脫出來，在國際和平和安全領域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這一改變最初的信號，是1990年8月應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當時的聯合國安理會——不再受制於美蘇對峙——一致要求伊拉克無條件撤軍。對美蘇兩個曾經的對手而言，這一合作程度堪稱史無前例，用前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的話說就是，“在半世紀之後……冷戰嚥下了最後一口氣”。1992年1月，安理會舉行了第一次首腦峰會。大使和國家元首們齊聚一堂，共同發佈聲明，重新確認對《聯合國憲章》最初確定的集體安全目標的承諾。他們同時還授權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要求他就如何提升聯合國能力、解決後冷戰時期的衝突並維持和平提出建議。在名為“和平議程”（An Agenda for Peace）的報告中，加利指出，世界超級大國之間結束長達數十年的緊張關係，給了聯合國“新的力量源泉”，可以用來應對國際安全中的新威脅，並發展出新的機制和能力。其結果是，20世紀90年代早期，聯合國成立了人權高級專員公署（UN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用以在全球範圍內促進和保障人權，同時還成立了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用以增強聯合國應對人道主義災難和自然災害的能力。
就我自己而言，我繼續沉醉在1989年神奇而又和平的革命榮光之中。在那些國家裡，出現了民主選舉。中央計劃經濟幾乎在一夜之間轉向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寶貴的消費品——遠離普通民眾很長時間——出現在街頭巷尾的貨架上。在每一個地方，人們都相信未來註定將會和過去不同。
冷戰的結束，同樣也為結束跨越數十年的危機外交、核軍備建設和花費巨大的干涉他國行動提供了可能性，生活在鐵幕後的人也有了開啟新生活的可能。在整個1992年的夏天，我在布拉格，向來自蘇聯和東歐地區國家熱切的學生們傳授西方式的自由主義。新的酒吧和迪斯科舞廳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出現在捷克的首都，在由曾經的異見分子和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領導的新生民主國家裡工作也讓人陶醉。回首往事，這無疑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個夏天。
即便是南斯拉夫的解體，以及由此引發的暴力衝突和殘忍的種族清洗行為，也沒有挑戰“新世界秩序”這一說法。作為國際關係領域的新教授，我繼續分析和傳授新秩序所帶來的新結構和機制，包括聯合國維和角色的不斷擴展，以及歐盟合作深度和廣度的不斷增加。
福山論文的核心，是對歷史中的進步這一觀點大膽而樂觀的情緒。這一觀點某種程度上是基於他對19世紀德國哲學家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著作的理解。黑格爾認為，歷史的進步是通過一系列觀念衝突和技術變遷引發推動的新紀元導致的。福山的觀點是，歷史（至少是歷史學家們記載的鬥爭史）將終結，或者至少達到鬥爭的頂點。自由民主的勝利必須由三個關鍵因素組成：自由選舉的政府、促進個人權利，以及相對寬鬆的國家監管。福山指出，理想的模式是“政治領域的自由民主，和經濟上物資的極大充裕，可以很容易買到錄像機和音響”。一旦達成了這一目標，其他的矛盾和衝突都會在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框架下得以解決。
進步還是反覆？
福山提出這一大膽斷言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我們發展到了什麼階段？在西方社會內部，他的很多觀察還都是正確的。一些人認為，自由民主國家的所有政治活動都處於模糊的中間狀態，這樣能在基於基本社會福利“安全網”的自由經濟政策，以及憲法保證的基本權利及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上達成普遍共識。正如德國裔美國政治理論家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在其著作《單向度的人》中所說，自由主義已經被證明在政治領域極具韌性。在數十年的時間裡，民主制度發展出了這樣一套複雜的能力：向它的批評者們提供條件自由闡述意見，並在細枝末節之處做出改革——以此排除更為極端的反對意見。很多人指出，從內部對自由民主制度做出根本性的批判幾乎是不可能的，無論是極左或是極右等兩極化的立場都會被反對。奧巴馬在就任美國總統之前，於2009年1月在林肯紀念堂前發表著名講話，呼籲“脫離意識形態……的獨立宣言”，而前任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曾經自嘲，自己是“‘什麼都做不了’主義”。黨派間的分歧變得越來越少，政治更關注的是“技術專家治國論的優化”。
在全球層面，乍看上去，“歷史的終結”似乎也頗具說服力。民主依然是最為常見的政府形式，對於那些生活在專制政權統治下的人同樣極具吸引力。推進民主和人權發展對於很多歐洲和北美國家，甚至拉丁美洲以及一些亞洲和非洲國家而言，都是外交政策的基礎議程——至少是在紙面上。
但如果讓我們放寬視野，這一圖景似乎就不太一樣了。事實上，看起來歷史似乎迴歸了。
在中東，無論是內戰還是國家間的戰爭，都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對於平民不加區分的、野蠻的襲擊，對於宗教少數派和少數民族的清洗，以及大規模饑荒都變成了交戰方戰略舉措的一部分。這個地區的自由民主制度非但沒有鞏固——這是喬治·W. 布什和他的顧問們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最初動機，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還面臨著重大的統治失敗。一些人認為，現在中東地區的衝突已經衝擊了1916年的塞克斯–皮克特協議（Sykes-Picot Agreement），而正是基於這份協議，崩潰的奧斯曼帝國才被瓜分成了英國控制區和法國控制區，日後又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獨立的國家。
同時，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的分歧再次阻礙了聯合國安理會發揮作用，雙方更多是相互指責，而不是開展建設性外交以尋求共識。
實際上，90年代初聯合國的重生所帶來的樂觀情緒，也讓那些成員國在無力呼籲對沖突、不穩定和大規模逃亡採取集體的決定性行動時，平添諸多困惑和失望。全球逃亡的人口數量——在2015年為6530萬——甚至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難民數量。在敘利亞問題上，國際社會缺少集體行動所帶來的悲劇顯現無遺。五年以來，有超過25萬敘利亞人死亡，超過600萬人在自己的國家內流離失所，有將近500萬人離開敘利亞成為難民，而武裝衝突卻愈演愈烈。
但我們評估民主的總體健康程度，有一些關鍵的信號同樣讓人感到不適。一些在不久之前，還因成功實現民主轉型而飽受讚譽的國家——比如說泰國或土耳其——現在出現了向專制主義倒退的跡象。即便是歐洲和北美的自由民主國家，也受制於失業率高升、經濟增長放緩、日益明顯的財富兩極分化，因而對移民和難民越來越不寬容。2016年1月，丹麥政府再次碰觸了歐洲國家的底線，通過一項法案，允許丹麥警察在難民抵達丹麥時進行搜查，沒收其有價值的隨身物品作為安置費用。但是，最具象徵性的可能是匈牙利民粹主義政黨領導人歐爾班·維克托（Viktor Orbán）採取的一系列行動，而歐爾班在25年之前，正是匈牙利共產主義和平轉型的關鍵人物。2015年秋天，歐爾班投入1億歐元在匈牙利與塞爾維亞的邊境上設置電網，以阻止難民入境。正如加頓·阿什悲哀地指出，“歐洲原本以拆牆聞名於世，但現在牆又一次被建立起來”。
當然，有些人會指出——即便福山自己也是這麼做的——當我們觀察一個長期的歷史趨勢時，不應該被短期內的現象，或是前進道路中的曲折所固化印象。一個持久的政治體系的特徵就是長期的可持續性，而不是在任意一個特定時間節點的表現。
儘管2008年時全球遭遇金融危機的衝擊，但在過去的40多年裡，經濟產出總體上保持增長——不管是在哪個大洲。這一增長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以及市場的力量進入之前的共產黨國家。在政治領域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2010年，實行民主選舉的國家數量增長了幾乎四倍。這一增長不僅是因為1989年東歐發生的革命，還因為從拉丁美洲掀起的政治浪潮，並一直擴展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亞洲。
從好的一面看，我們在中東看到的並沒有駁斥“歷史的終結”理論，而僅僅是路至中途。在自由民主發展歷程的這個階段，國家內發生的衝突還是“由歷史原因造成的”（這就是說，並不能歸咎於自由民主），或是過渡過程中導致的衝突——比如伊拉克——抑或介於歷史國家之間或者“後歷史”的原因。這一觀點認為，儘管這些衝突很讓人煩惱，但不應該使我們質疑到達終極終點的必然性。
然而，我想指出的是，我們不能寄希望於這一樂觀的論證——或是這一論證反映的線性思維。冷戰結束25年之後，我們正在經歷的政治和經濟領域的負面趨勢，似乎是在通往後歷史世界的道路上發生了偏移，變得更像是歷史的迴歸。
民主在國內外遇到的危機
過去的10年中，如果以選舉的真實性、言論自由以及媒體自由的程度來評估，全球範圍內民主國家的數量以及質量都在經歷持續的下降。更令人擔憂的是，根據政治推動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統計，民主作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政府形式，所面臨的挑戰和威脅到達了近25年以來的高點。專制政權公開嘲笑民主的價值，並認為民主是缺乏信心和能力的體現。美國政治學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將這一趨勢形容為“民主的衰退”。由於公開的政變或者民主價值和制度的不斷凋零腐敗，世界範圍內民主國家的數量自10年前開始下降。
……
隨著這一頑症不斷髮酵，自由民主也受到更多的擠壓。在很多發達的自由民主國家，對於政治制度的信任程度已經降到歷史性的低點，民粹主義政黨無論是在影響力還是選舉投票上，都在佔據史無前例的優勢。這些政黨已經從國家政治的邊緣地位邁向舞臺中央，這也引發了公眾對於正常看待民族主義和排外言論的大討論。民粹主義政黨——不管是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的法國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海爾特·維爾德斯（Geert Wilders）的荷蘭自由黨（Freedom Party），還是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的英國獨立黨（Independence Party）——的反移民和反全球化綱領對西方政府及其創立的國際機構的合法性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民粹主義崛起的最新表現是英國全民公投中“脫歐派”的勝利，他們成功獲得了（主要是）英國工人階級投票者的支持，而這些人相信主流政黨和精英官僚階級忽視了他們的關切。右翼民粹主義同樣影響了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典型表現就是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迅速崛起。
民粹主義政客奪取了民主的兩大核心理念。第一個是人民主權。他們都認為，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中，是由人民“當家作主”。但是他們又指出，在官僚化和全球化的進程中，人民被剝奪了統治和決策的權力，並被轉移到所謂的專家和國際組織中的精英手中。今天，每一個民粹主義政客的公開言論中都包括“奪回控制權”。在英國脫歐公投的第二天，奈傑爾·法拉奇宣稱結果是“真正的人民、普通的人民、正派的人民”的勝利。
民粹主義者挾持的另一個民主思想是公正。正如著名的美國政治科學家西德尼·維巴（Sidney Verba）解釋的，民主需要兩種形式的平等。第一種是政治參與平等，或者是他所說的“平等的政治聲音”。但是平等的聲音只是平等的一部分，民主同樣需要對公民利益的平等考量。簡而言之，所有的聲音都需要被政府聽到。否則，立法者的決定就不會被視為公正或合法的。民粹主義政客堅持認為，今天的自由民主政體，已經忽視了普通勞動人民的利益，僅僅是滿足那些富有的精英階層的需求。
他們有一點說對了。自從冷戰結束以來，財富的擴散——如果說得稍微客氣一點——很不平等。在過去的20年中，儘管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人口眾多的國家實現崛起，全球範圍內的收入不平等下降，但每個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卻從80年代以來迅速增長。事實上，大多數經合組織國家的貧富差距都達到了近30年來的最高點，收入最高者的財產總數佔整個國民收入的比例也大大增加。到2014年年底，經合組織國家中最富有的10%的群體的財產是最貧窮群體的10倍（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80年代這一比例為7：1）。更嚴重的是，金字塔尖的那一部分群體—即所謂的1%——佔有的財富佔國民收入的比例達到30年來從未有過的高點。
如果我們用另外一種替代的評估手段，即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所說的財富不平等（wealth inequality）——即不僅僅是工資差距的不平等，更多的是多年來資本積累引發的不平等——在發達自由民主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甚至更為尖銳。在1945年之後的大部分時間裡，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保持樂觀態度，並認為知識和技能的擴散可以防止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但是在很多發達經濟體中，隨著經濟增長的速度降低，就業率和實際工資下降，這也意味著他們提升技能和資格的努力並沒有轉化為在經濟上更好的收益。其結果是，皮凱蒂預測，我們繼承的財產——而非我們通過工作取得的收入——是決定我們生活狀況的決定性因素，這一點很類似18和19世紀時的情況。機會平等面臨的挑戰，以及社會流動的可能性，都會更為嚴峻。
在國際舞臺上，自由民主的表現——在解決爭端、建立和平和推進人性價值方面——同樣慘淡。我們看到歷史上曾經出現的大量戰爭難民流離失所，針對平民的暴力襲擊又越來越多地重新出現。儘管今天戰爭數量在減少，但是在2008—2014年間，由於暴力升級，以及對於國際人道主義法基本原則的漠視，各類衝突造成的死亡人數增長了三倍。僅2014年這一年，各類衝突造成的死亡人數就達到100000人——這也是20年來的最高水平。國際人道主義法確立於1945年之後，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未來有人發動“全面戰爭”，特別是針對普通平民的戰爭。國際人道主義法包含一系列的限制原則，確保軍事行動時充分考慮到普通人在武裝衝突期間的生活。更具體的是，它要求衝突中的各方鑑別平民（以及學校等平民目標）和軍事目標，確保給予開展人道主義救援的人士保護和通行的便利，並尊重保護醫院設施的地位。
在最近的一系列武裝衝突中，平民遭遇的暴力達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聞所未聞的程度，衝突各方還在相互較勁，看誰更能突破底線。在今天的武裝衝突中，下列事件越來越常見：在人員密集區域使用爆炸性武器，對學校、市場、醫院和醫護人員發動襲擊，針對關鍵民用基礎設施發動襲擊（包括水處理設施），以及拒絕人道主義救援人員攜帶救援補給物資進入平民集中被困地區。平民所遭遇的這些傷害，不是由所謂“戰爭迷霧”導致的不可避免的悲慘後果，而是交戰方刻意選擇的結果——其中一些還得到了西方政府的支持。2016年1月初，敘利亞邁達亞（Madaya）瘦骨伶仃、飢餓的兒童的照片被媒體披露，讓很多西方國家加大了對敘利亞政府和反政府武裝的施壓力度，推動雙方重新回到談判桌上。但是這些平民的境遇僅僅是冰山一角：2014—2016年間，敘利亞每天被武裝衝突圍困的民眾數量在45萬—65萬。
歷史迴歸了，卻又與以往有所不同
過去五年發生的這些現象，不僅僅是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前進道路上所遇到的坎坷，以及在這樣的過渡時期所發生的特定案例。事實上，這些現象對於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可持續性構成了根本性的挑戰，同時也給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提出了困難但很重要的問題。同時，這些現象也給冷戰的結束，以及“歷史的終結”理論所承諾的和平的未來打上了問號。最重要的是，這些現象提醒我們，重新回到過去為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所經歷的艱苦奮鬥，以及做出這些決定和妥協——不管是在國內層面還是國際層面——以保證能夠有效管控不平等、尊重不同意見、限制戰爭、權力服務於集體利益而非某些狹隘的目標。
……
當我們重新回顧福山關於“歷史的終結”的描述，需要記住的是，福山的觀點並不完全是勝利主義者的論調。有些時候，還帶著一點點的憂鬱和悲傷。在後歷史時代，他認為史詩般的奮鬥塑造了歷史，並在過去的一代人中培育了勇氣和理想主義，最終也將被笨拙的官僚主義和更為複雜的消費主義形式所取代。一旦政治上所有的大問題都得以解決，就像美國曆史學家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指出的，人類看上去就開始類似哲學家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描述的虛無主義的“最後的人”：“限於自我陶醉中的消費者除了去商城之外，沒有更大的渴望”（或許在很多情況下，是去網上購物）。
然而，我們今天所擁有的，只是這個故事的一個版本。
本文節選自《歷史的迴歸》一書第一章，較原文有刪節，標題為編者自擬，經出版社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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