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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知識局——重慶工商重鎮
NO.479-重慶工商重鎮
製圖：孫綠 / 校稿：貓斯圖 / 編輯：棉花
1月下旬，重慶公佈2017年經濟數據顯示，GDP同比增長9.3%。高增速下，GDP總量達到19500.27億元，由此超過天津，排在北上廣深一線城市之後。
過去幾年，重慶經濟增速在全國各大城市中一直居於前列，並因其主要依靠基建和固定資產投資拉動增長，經濟結構偏重而被外界冠以“重慶模式”。
重慶經濟結構偏重，其實由來已久。始於抗戰時期的重工業內遷，使重慶從一個西南商貿中心，變為當時最重要的工商城市，乃至臨時首都。建國後的“三線建設”時期，重慶又是西南工業基地的領軍城市。
老重慶鋼鐵廠
從一個地處四川盆地落後地帶的軍事城堡，崛起為西南地區的商貿中心，之後一度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城市。重慶獨特的區位優勢，如何與時代相互作用，從而使其在全國的地位，從無足輕重到重中之重？
今天的這篇文章，就是講重慶是如何“由輕變重”的。
左挾右帶，控馭便捷
從陸地上的不同尺度來看，重慶的地理區位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以四川盆地的角度來說，重慶位於盆地東部，其主城九區位於盆地東南部的華鎣山南麓，是在嶺谷中相對獨立的板塊。
川東與川中之間的重慶
從西南地區的角度來說，它是西南五省與中東部省份的連接地帶，是群山中的門戶；從全國的角度來說，重慶是西南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與外界產生大量互動。
重慶不止是四川盆地的門戶
也是大西南的門戶
從水路來看，重慶地處長江及其上游最大支流嘉陵江交匯處。加上流經境內的涪江、渠江、綦江、磨攤河、五步河等數十條江河，可使重慶通過水路聯繫四川盆地各城，乃至陝南、甘南、滇北、黔北等周邊地區，可以說是長江黃金水道上游最重要的看門人和使用者。
不過，與沃野千里並有天府之國美譽的川西平原相比，川東地區“盛夏無水，土氣毒熱，如爐碳燔灼。山水皆有瘴而水氣尤毒”（宋《吳船錄》）。隋唐前，川東地區大片土地尚未開發，有的地方還以漁獵經濟為主。
一隻熱到絕望的滾滾
從公元前316年秦國滅掉位於重慶地區的巴國，並置巴郡，築江州城始，到北宋以前的上千年曆史中，重慶主要作為四川盆地向東的戰略樞紐。因此北宋中期以前，重慶儘管在軍事上佔據重要地位，但在經濟上遠落後於川西，乃至川北嘉陵江中游地帶。
漢中和重慶
蜀國哪個都丟不起
因此重慶的作用在此時僅限於屏衛政治、經濟地位遠高於川東的川西平原地區。正如《重慶府志》所載：“府據三巴之腹，壤會二江之洪流，水陸交衝，山川剛險，從來為戰守必爭之地。”
在政治地位上，秦漢至五代時期的江州（重慶），是川東地區軍政中心。但到了隋唐時期，這一地位已喪失，降為普通州郡，遠不如川西的成都。那時候的重慶，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生活條件也不好，朝廷常將官員貶謫至此，甚至還包括流放罪犯。
將益州(成都)和渝州(重慶)
分置於劍南道和山南西道
或許也可以看做防止劍南道封關獨立的安排
（地圖來自中國歷史地圖集-唐代）
商賈雲集，萬里貿遷
但也正是從隋唐開始，重慶觸底反彈，進入了全面開發階段，經濟地位日增。
此一時期，大批漢族移民重慶地區，當地居民也加速漢化。北方漢民引入了新的開墾耕作技術，讓重慶的丘陵地帶也得到了開發，人口大大增加，導致原有的行政系統都無法管理當地。據研究重慶地方史的學者統計，僅唐代，該地區新設縣就達19個。和人口爆炸的明清時期相比，縣的數量也已經相差無幾。
到了宋代，重慶地區已是四川旱地糧食和經濟作物的重要產區。除此之外，包括絲織業、陶瓷業、井鹽業等在內的手工業也發展迅速。
重慶雲陽井鹽遺址
當農業和手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重慶區域內的商業就隨之興旺起來，加之重慶地處長江與嘉陵江交匯處，川東地區的商品流通逐漸以重慶為中心，由此使其奠定了川東交通運輸和商業貿易中心地位。
長江-岷江一線的幾大中心
當然，隨著時代變遷，重慶日後的經濟地位，遠不止此。
四川地理環境相對封閉，北有大巴山和秦嶺，東有巫山，南有云南高原，西有川西高原。因此在古代，四川與全國其他主要經濟區的聯繫，主要是從川北走蜀道入關中，以及從川東乘船沿長江而下華中。
唐中期前，全國經濟重心在關中平原和黃河中下游平原，北方更顯重要。因此，走蜀道從關中甚至隴右進入四川的商貿活動比較多，也就帶動了川西的發展，讓成都和川北地區在盆地內一馬當先。
如何從長安前往成都
與之相反，從經濟地理的角度來看，重慶的作用類似於從富庶的川西平原，通往長江中下游平原的一個站點。但宋以前，長江流域及東南沿海一帶雖已有開發但仍相對落後，重慶空佔水道卻沒有貿易對象，經濟上也就相對落後。
有宋一代，一方面全國經濟重心南移至長江中下游和東南一帶，政治中心也東移；另一方面，川中、川東的經濟發展水平逐步提高，雖仍不如川西平原，但在全國至少已屬中等水平；此外，兩宋商業比隋唐更為發達，區域之間的經濟交流更為密切，經由重慶的大額商品長途販運也日漸頻繁。
如果退守南方的南宋不能穩拿重慶
那四川盆地就當做飛地好了
在此時代背景下，重慶才真正發揮出了獨特的區位和水運優勢。
到南宋，重慶已成為大都會，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區的商貿中心之一。大量的絹帛、米糧、食鹽、茶葉、馬匹、藥材在此彙集轉運，“商賈之往來，貨泉之流行，沿溯而上下者，又不知幾”（《重慶府志》）。
作為四川盆地水路總樞紐的重慶
南宋淳熙年間，重慶由州升府並正式得名重慶，政治地位逐步提高，在元明時期都是西南赫赫有名的大城市。
清中前期川江航運興盛後，穩坐長江上游水運樞紐的重慶，也和長江中游水運樞紐的武漢一樣，出現了一批商貿繁盛的市鎮。比如四川四大名鎮之一的白沙鎮，是川南和川東水路重鎮。重慶與位於長江中下游的漢口、蘇州，自西向東組成長江水道上的三大商品集散中心。
據成書於乾隆朝的《巴縣誌》記載，當時重慶“商賈雲集，百物萃聚”、“水牽運轉，萬里貿遷”、“九門舟集如蟻”。重慶城外的沿江地帶，形成大片商業街區。商人們在此販進賣出，集資新建大量會館，儼然是一座江邊都會。
長江三連
特殊年代，由輕變重
1891年開埠後，重慶開始崛起為西南和長江上游最大的水運樞紐和商業中心。
開埠後重慶作為西南門戶，被動加入世界貿易體系中，扮演著外貿“二傳手”的角色，是長江上游土貨出口和洋貨進口的最大中轉口岸。
以外貿數據為例，開埠前的1875年，重慶進口洋貨為15.6萬海關兩，開埠後的1906年，增長95倍至1482.3萬海關兩。出口方面，從1885年的105.6萬海關兩，增長33倍至1929年的3491.4萬海關兩。
在長江貿易航線上，重慶、武漢和上海分據長江上中下游外貿龍頭地位。但在發展近代工業方面，前兩者遠不如後者。武漢直到1889年張之洞督鄂後，才開始發展近代重工業。重慶開埠後儘管經濟地位吃重，但經濟功能依然以商貿為主，工業非常薄弱，經濟結構偏輕。缺乏自主工業生產的能力讓重慶的城市競爭中多少顯得體虛。
但戰爭給了這座城市轉型的契機。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國民政府不得不遷都重慶，使其一下子成為全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這特殊時期，重慶從一個區域性中心城市，躍升為全國最重要的城市。這是重慶曆史上的巔峰時期。
抗戰前，作為長江上游最大商業都會的重慶，商業資本遠多於工業資本，後者又以輕工業資本為主。抗戰後因戰時需要，重慶的工業結構完全顛倒過來，重工業資本多於輕工業。重慶的經濟結構因此變重了。
因為宜昌以下都淪陷了
據研究近代工業史的學者統計，抗戰前重慶萬元以上工廠為77家，僅佔全國的1.96%。到了1940年，重慶工廠數已佔大後方的三分之一，遠高於其他後方其他大城市，成為名副其實的最大工業中心。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大批工廠返遷，幾十萬人離開重慶，巔峰歲月一去不復返。但此一短暫時期，給重慶帶來了深遠影響。
建國後，重慶雖被撤銷直轄市，但依然是副省級市。在計劃經濟年代，重慶在建國前已有的工業基礎，助其成為“三線建設”時期的重工業城市。昔日工商業發達的外貿型城市，轉身變為計劃經濟的工業堡壘。
重慶老工業，長安機械廠
這個趨勢一直維持到重慶成為直轄市以後都沒有發生改變，甚至因為重慶特殊的發展模式和特殊吸引力，而使產業結構越來越重。以至於直轄20年後的今天，重慶還要設法調整產業結構，改變偏重的產業結構。
具體而言，重慶一方面改造機械、冶金、化工等傳統重工業為高附加值的高端製造業，另一方面發展電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同時，大力發展商貿、金融和交通運輸業，鞏固其自古以來的傳統商業優勢，終於見到了一些減輕的成效。
自古以來，因商而興的重慶，背依大西南地區，控扼長江流域上游，是一座重貿易輕製造的輕型城市。每當西南地區在國家事務中變得重要，重慶的經濟結構才會逐漸變重。
在經濟結構上由重變輕，並強化商貿中心地位，是重慶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的崛起之道，也是迴歸城市本質，順應區位使命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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