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知識改變命運，我學了這麼多知識，也不見命運有何改變？”
——2009年，上海海事大學法學系研究生楊元元自殺前如是說。
“耶魯改變了我一生。”
——2010年，耶魯畢業的中國人張磊公開告白如是說。他要給耶魯捐款888.8888萬美元，據說是給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捐款最多的人。
兩個人都是在講大學對自己命運的影響，但結果卻截然不同。
楊元元的話讓公眾質問教育，張磊被公眾質問為什麼不給中國的母校捐款——好在，仍有天涯網友為他解圍：“捐到耶魯不一定能體現價值，但是捐到國內一定體現不出價值。”
知識真的“改變”了命運？
每個中國學生在成長過程中不斷被灌輸的就是那句：你好好讀書就能考上好大學，考上好大學就能找到好工作。可問題是，事實真是如此嗎？
山西臨縣因即將高考強制關閉網吧，全縣網吧都在劫難逃；杭州有媽媽為讓孩子好好學習開出千元工資，同時有小學生為學生週刊寫出《搞好學習是我的生財之道》的“評論”。
“考上大學是脫貧致富的唯一出路”的大幅標語貼在小城的中學教學樓上，這條“出路”，彷彿全社會為你而設的一個賭局，你用快樂、自由、幻想與純真投注，哪怕收穫的是北大學生貶值到賣豬肉的殘酷結局。
這是中國大學的黑色幽默——這個人生必經的圈套越是“毀人不倦”，越顯成就珍貴；這個圈套越是明顯，擁戴者越多；這個圈套越是被你認清危害，你越是不得不進入。皆因這個圈套的佈局者、參加者與受害者，老實說是人人有份。
中國的大學已經功利化，因為你我的慾望都走向了最大化。當讀大學成了一個消滅童年、浪費青春、消磨鬥志、回報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識就無力改變個人命運；當大學成為了官場、商場、歡場與名利場，大學的謊言就摧毀了中國精英的生長土壤——可敬的大學，就成了可怕的大學。
“他們以為社會對出類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課程多、老師多、學生多、校舍多。他們把經濟上的成功當成教育的成功，並竟然引以為驕傲，這是人類文明史最大的笑話。”
——前耶魯大學校長的施密德特曾在耶魯大學學報上公開批判中國大學
“大學物理的圍牆可以拆掉，‘精神圍牆’絕對不能拆。因為沒有了‘精神圍牆’，大學就無法滿足人們對她高尚性和純潔性的期盼，就喪失了大學存在的價值。”
——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
問題是，中國大學的“精神圍牆”也正在倒塌。大學在電視宣傳片中吹噓的是它的建築物，而不是它的人文精神。
34％的人後悔讀大學
古時，我們和大學是家庭關係，“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
1919年以後，蔡元培要把京師大學堂變成現代大學時，學校自治，學生自由，彼此是朋友關係。
1952年以後，中國大學學習斯大林模式，大學其實是高等技術專科學校，都是為社會服務的螺絲釘，彼此是同事關係。
1977年，關閉11年的高考閘門再次開啟，大學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義的追求者，彼此是戀愛關係。
到了2010年，大學招生推動GDP、大學城建立拉動房地產，彼此早就成了交易關係。
當我們與大學失去了親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倫理，大學就只剩滿足短期需要的供需關係。
江蘇省10年換了5個高考方案，50萬考生的命運也跟隨著朝令夕改；《2010年就業藍皮書》顯示，數年前的熱門專業轉眼便成了“失業熱門”，法學、計算機、英語、國際貿易、工商管理等專業是2007年至2009年連續三屆失業人數最多的專業。
2009年，重慶上萬農村高三應屆考生拒絕了高考，湖北省2.6萬學生放棄了高考；2010年，中國高考報名總人數比2009年減少了65萬人。
也許，全因中國“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階層”嚴重缺貨。北大和清華都未進亞洲大學排行榜前十同時，斯坦福大學校長有一個說法，中國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最快還需20年。
當大學失去了理想主義和獨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培養精英的生產力。北京不少於10萬大學生患有抑鬱症，畢業後又淪為唐家嶺的蟻族；《中國青年報》一項上萬人參與的調查顯示，34％的人後悔讀大學，51％的人認為，在大學裡沒學到有用的東西。
“大學生是整個食物鏈最後的環節，沒有選擇空間。”
——上海交通大學新聞中心副主任、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如是說。
“大學生跳樓自殺，富士康的普通員工也跳樓自殺，為什麼不同的學歷、背景和社會經歷，都會選擇同樣的方式對人生進行了斷呢？”
——一網友寫《富士康員工自殺和大學生自殺緣出一轍》的博客，其中有此發問。
我們都是大學的災民
中國人有兩個出身，一是家庭，一是大學。中國人對大學的執念，源於個人對身份的焦慮。當整個社會都認為讀大學是成才標準，大學卻不能提供社會需要的人才，是大學的失敗。
每年觸目驚心的大學生就業率不斷地在挑戰我們思考讀大學的必要性。中國大學培養出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群年輕人？
2010年，至少有100萬應屆畢業生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境況。這個結局，讓中國的父母被看作教育產業鏈上最盲目的投資者，中國的大學生被視為教育產業鏈上最大路貨的低端產品。
你自以為用生命的前18年來支付這筆未來的保證金實屬必要，皆因青春時父母需要這個目標，獨立時老闆需要這個證據，成家時丈母孃又需要這個指標，一張文憑足以拴住你的一生。
也許，全因大學生只是流水線上的產品。在生命中最好的18年時光，他們為了考上大學，只學會了考試；考上大學後，他們為了找到工作，只學會了考證——父母、中小學與大學聯手製造了一個工具的輸送帶，最後這個“工具”會發現，他用18年學習的，全是以後根本不需要的東西。
當大學讓人才教育變得數據化，也就失去了改變命運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學分化，人格也可以證書化，道德也可以數據化。
上海交大曾想給畢業生頒發3張證書，包括學業成績單、能力證書，外加“人格證書”；長沙理工大學城南學院推出道德銀行儲蓄卡，分金卡、白金卡、鑽石卡，做好事開證明就可以加積分——大學行政化的最大壞處，是官僚風氣讓學者變成了唯唯諾諾的花瓶；大學產業化的最大壞處，是以為才華和人格可以數字化。
當大學成為消滅童年、浪費青春、消磨鬥志、回報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識就無力改變個人命運；當大學成為官場、商場、歡場與名利場，大學的謊言就毀了中國精英的生長土壤——可敬的大學，就成了可怕的大學。
對那些三四年後即淪為卡奴、房奴、婚奴、孩奴的中國年輕人來說，大學不過是延時進入殘酷社會的避難所，也是人生苦旅中最後的一個樂園。
當孩子要提早告別童年的快樂、父母要犧牲全部積蓄、兄弟要放棄接受教育機會，才能讓大學生讀上一個找不著未來的大學，則是社會的變態——我們對大學失望，是因為期望過高；我們對它期望過高，只是因為成本昂貴。
大學要培養的應該是“健全”的精英，他需要有自由獨立的思想、天馬行空的創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動社會進步的精神，有著蓬勃的生命力。
但今時今日，大學是官場、商場、名利場、歡場、廣場，是盲目擴張的流水線、靠人頭計算利潤的壞公司，是潛規則當道的小社會、官腔流行的小政府、佔地面積巨大的小城市，卻唯獨不是理想主義者心中的“大學”。
從小處說，大學應讓一個人成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從而改變個人命運；從大處說，大學應促進社會階層之間進行垂直流動、緩解社會的階層板結，從而改變國家命運——這正是中國的大學的最大失職之處：大學本應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有力臂膀，但從什麼時候起，虛胖多病的大學隱隱成為了社會的負擔？
（本文來源：新週刊，加美澳聯進行綜合整理，如您認為涉及版權事宜，請聯繫本公司）
閱讀更多 加美澳聯 的文章
